有些“心中无人”的专家，就不要大谈养老了

家族群的老人转发了一条信息，标题是“教授建议退休人员卖房去乡村养老”，还问我怎么看。我没当真，随手回了条：“一眼假，哪路专家能出这馊点子？”

然而，我错了。这不是营销号的创作，而是正经八百的专家建议。出自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阮加。

他原话是这么说的：鼓励住在城市中心的退休人员卖掉自己的房子去城乡结合部、小城市、乡村养老，这增加了城市中心的住房供给，也抑制了城市中心的房价过快上涨。

阮教授，您也太拼了。

01

现在的专家学提建议，都学会了“鼓励”“引导”的柔性表达。上次复旦教授彭希哲谈“延迟退休”，也强调“不强制”“个人和市场的选择”。

既然主打的是自愿选择的鼓励，那就先得想想为啥不“鼓励”，城市老人就没有“卖房下乡养老”的意愿。

看阮教授的讲话视频，看上去岁数也不小了。阮教授扪心自问，他退休后愿不愿意卖了北京市中心的房，去城乡结合部、小城市、乡村养老？就算他有这个意愿，客观条件也未必允许。

中国老人的退休生涯分两个阶段。

刚退休几年的低龄老人，健康情况良好，精力较为充沛，对医疗等公共服务系统的依赖度较低。就个人条件而言，确实可以“下乡养老”。

但是，中国老人是要带娃的。进城带娃、异地带娃甚至出国带娃的老人都有大把。异地带娃的中国老人俗称“老漂族”，截至2016年，“老漂族”人数达到了1800万。“老漂族”连回乡养老都不行，还能奢望城市老人“卖房下乡养老”？

带几年娃，能松快一段日子，过不了几年就真的老了，进入了高度依赖公共服务系统的高龄阶段。三天两头跑医院，出行离不开公交地铁，家政服务也得安排上，等等。

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城乡差距，阮教授真的不知道吗？就算人能搬走，社交圈、生活圈能带走吗？越上岁数，越是故土难离。按高龄老人的身心条件，鼓励“下乡养老”不是养老，而是弃老。

阮教授建议下乡养老的灵感可能来自当下流行的“候鸟式”养老，以为再顺势推一把，就能让老人卖房彻底下乡养老。殊不知很多“候鸟老人”都是带娃轮岗间歇出门散心，该回去时还得回去。即便不带娃的，真到了飞不动的岁数，也得“倦鸟归巢”。

他们手头的房产是最后的棺材本，哪能说卖就卖了？

不顾中国老人晚年生活的实际情况，鼓励老人卖房下乡养老的建议，是何不食肉糜式的建议。

02

岁数不小的阮教授，不懂老人，也不懂深度老龄化社会的人口迁徙规律。为了“抑制了城市中心的房价过快上涨”疏散人口，是一个严重的认识误区。

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无论房价是涨是跌，人口都会流向中心城市，老的小的都进城。因为，深度老龄化的社会，庞大分散的公共服务体系难以为继，最终只有中心城市才能维持相对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

任何公共服务体系，不管是公立的，还是民营的，都需要经济支持。进入深度老龄化后，人口数量少、密度低的地区不可避免地失去经济活力，造成人口的挤出效应。

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是乡村，而后依次是小城镇、小城市、缺乏产业优势的中型城市，最后人口集中到少数基础建设条件好、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中心城市，形成巨型都市。

最典型的就是日本，作为发达国家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日本的人口集中度高得惊人。85%左右的人口集中在“三都”，即三大都市圈。其中东京更是以3700万人口，位列全球第一。排名第二是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3300万人口，比东京少了一成多，但印尼人口2.76亿，是日本的两倍。

而且，东京的人口还在向中心地区东京都集中。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发布的未来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到2050年约为1.0469亿，比2020年减少17%。全国47个一级行政区中，仅东京都2050年人口比2020年有所增加，预计增长2.5%，达到1440万人，在总人口中占比13.8%，上升将近3个百分点。

由于日本各地的年轻人都在涌入东京，所以东京的老龄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依然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深度老龄化。很多老人不得不活到老干到老，大城市不是他们养老的终点，而是晚年打工的起点。

日本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日本老人全日制工作的人口比例超过了25%。旅日华人作家、评论家莫邦富曾撰文举例称，在他家所在的东京公寓大楼里，每天负责清扫大楼的12名清洁员平均年龄为67岁，最高年龄者为72岁。东京的老年打工者中不乏来自经济相对薄弱的东北地区，因为只有东京还能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

东京的高房价也阻挡不了人口涌入。与很多人印象中的“低欲望社会”相反，东京的住房自有率达到了63%，远高于纽约的36.9%、法兰克福的43.5%。连寸土寸金、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东京都，住房自有率都达到了45%以上。

阮教授想象的“卖房下乡养老”，并没有出现在深度老龄化的日本，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有条件的老人卖房进城养老，没条件的老人进城租房打工。正在快速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也很难避免这一趋势。

03

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北上广深大小社区的外地老人变多了。我们的特殊国情放大了老人进城的趋势。

进城带娃的“老漂族”是老年流动人口主力，很多人最终都选择了“子女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的归宿。2022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老龄协会科研基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高向东教授主持的课题组，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整理分析，2020年上海市外来老年流动人口（60岁及以上）已达到65万，其中约半数都是“老漂族”。

流动人口统计工作难度很大，老年流动人口更是治安管理和就业统计的盲区。因此，实际数量可能远不止65万人。即便如此，65万外来老人，也超过了上海户籍老年人口的10%。

老年农民工是老年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不少农民工来自严重空心化的农村地区。有乡难归，再艰难也不得不在大城市“漂”到终老。

阮教授建议老人卖房下乡养老，是背离趋势、脱离现实的想当然。讨论养老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而不是房地产视角。

正因为没有以人为本的维度，阮教授才会忽视中国老人晚年生活的实际状况，脱离我国公共服务实际水平，甚至没有研究深度老龄化的人口迁徙趋势，就信口提出“何不食肉糜”式的建议。

今天我们应该讨论的是中心城市如何承载老年流动人口的增加，而不是想着法把老人挤出去的变相弃老。

在养老问题的讨论中，缺乏人本维度的“心中无人”是一些专家学者的通病，这是导致他们屡屡翻车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