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天下无敌，57岁抑郁而死
盛唐名将王忠嗣坐镇西北时，独领朔方、河西、陇右、河东四镇，统辖万里，手下精兵强将如云，其中，最受他器重的部下是契丹人李光弼。
王忠嗣经常说：“光弼必居我位。”
史书评价，王忠嗣“工谋于国则拙于身”。这位天宝年间威震一方的大将，引起唐玄宗猜忌，在与吐蕃的石堡城之战后，遭到宰相李林甫陷害，被罢官，“几陷极刑”，多亏部下哥舒翰上书求情，才免于一死，但不久后暴卒于贬所。
多年以后，在平定安史之乱时战功第一的李光弼，也陷入政治漩涡之中。那时候，他是否会想起老领导的悲剧，从而在无尽的忧虑中，走向自己的结局？
从出身来看，李光弼属于唐朝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群体——蕃将，即少数民族将领。
李光弼的父亲李楷洛是一名入朝蕃将，于武周久视元年（700年）以契丹酋帅的身份，率所部700骑向武则天投降。
有意思的是，李楷洛一族入朝时，自报家门为汉将李陵之后。
汉武帝时，名将李广之孙李陵率领一支军队跟着外戚李广利去打匈奴，结果，李陵在半路上遇到匈奴单于的主力。势单力薄的李陵战斗到最后一刻，才无奈向匈奴投降。之后，汉武帝以为李陵有罪，将李陵在长安的家人族诛。李陵从此孤身留在大漠之中，自汉至唐，几百年间，草原上已经换了好几拨霸主，谁也说不准，李陵是否还有后代生活于此。
对此，学者马驰认为，由于不可考，李楷洛“自谓李陵为其远祖，并不足信”，并且指出，当时李唐自称根在陇西，所以有些内附的少数民族假托出自同宗的李陵之后，这表明了蕃人对主体民族和统治集团的攀附心理，体现出唐朝强大的内聚力。
不管李光弼是不是李陵的后人，至少我们搞明白了他姓氏的由来。而李光弼所属的民族契丹，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游牧民族。
有唐一代，有的契丹人反复无常，对唐朝或叛或降，时常威胁北部边疆，安禄山在河北当范阳节度使时就经常和契丹人爆发冲突；还有一部分契丹人归附唐朝，其首领被封为都督，成为唐臣，李光弼的父亲李楷洛便是内附的契丹酋长。
安史之乱后，契丹与唐朝的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契丹人也消停了一段时间，直到唐末，契丹征服了周边的奚、室韦等部族，并将触手伸向幽、蓟等地。在唐朝灭亡的同一年（907年），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可汗，建立政权，日后称霸北方200多年的契丹王朝由此崛起。此为后话。
说回李光弼的身世。
李光弼之父李楷洛归顺唐朝后，可谓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跟着唐军打了不少仗。在此期间，他的四个儿子先后出生了，李光弼是其第四子。
自古以来，军人皆以马革裹尸为荣耀。
李楷洛66岁那年，吐蕃派兵入寇河源（今青海西宁），唐朝命老当益壮的李楷洛率领一支精骑作为奇兵参战。史载，在李楷洛的奇袭下，“惊寇四溃，重围自解”。唐军班师后，李楷洛病逝于途中。
这一年是天宝元年（742年），35岁的李光弼失去了他的父亲，但在不久后遇到其军旅生涯的贵人王忠嗣。
李光弼虽然是契丹人，但从小生长于京兆万年县。李光弼的母亲是一个出身官僚家庭的才女，被誉为“才淑冠族”，相当了不得。
故此，李光弼从小受汉文化的熏陶，除了跟父亲学习契丹人擅长的骑射外，便是读《汉书》《左氏春秋》。李楷洛去世后，李光弼像汉人一样为父亲守丧，丁忧期间坚持禁欲，一次都没有进过妻子的居室，史家认为这是超乎常人的表现，专门记载下来。
可见，这是一个汉化程度较高的蕃将之家。
从年少从戎起，李光弼便为唐朝效忠。到王忠嗣麾下后，李光弼得到上司的高度评价，并作为其爱将，参与讨伐后突厥残部的战争，积累了不少边功。
王忠嗣下狱后，又过了几年，昭武九姓出身的安思顺得到李林甫推荐，成为朔方节度使。安思顺知道李光弼是个人才，想要跟李光弼结为亲家，并上书朝廷，请求提拔李光弼为朔方节度副使。
但李光弼不仅拒绝这桩婚事，还辞掉了军职。当时休假养病的老同事哥舒翰得知此事，帮李光弼上奏唐玄宗，使其得以回到长安。
从这件事情来看，李光弼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老上司王忠嗣被李林甫诬告而贬死，新上司安思顺是李林甫举荐的人，李光弼出于道义，当然不会同意跟他们站队，只好称疾辞官，远离是非。
回京后，李光弼整天宅在家，好一阵子杜绝人事。但不久后，一场改变无数人的命运，乃至国运的战争降临人间，那就是，天宝十四载（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
安史叛军从范阳（治幽州，今北京西南）发兵，最先遭殃的便是河北。
时任常山太守颜杲卿和其堂弟、平原太守颜真卿取得联系，想要利用安禄山大举南下的机会，发檄文组织河北诸郡抵抗叛军，断绝安禄山的归路，一时间有17个郡响应颜杲卿的号召，纷纷高举勤王义旗。
然而，安史叛军是常年镇守边疆的精锐，并非颜杲卿临时集合的军队所能阻挡。天宝十五载（756年），史思明派部下蔡希德攻打常山（今河北正定），城破之日，颜杲卿被俘虏送往安禄山所在的洛阳，其子颜季明为国捐躯，此前响应颜杲卿的河北诸郡也被史思明派兵一一攻陷。
由于颜杲卿在范阳做过安禄山的部下，安禄山见到颜杲卿后，还想要以老领导的名义劝降他。
颜杲卿始终忠于国家，当面对安禄山大骂不止。恼羞成怒的安禄山命人把颜杲卿绑在柱上，对他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节解以肉啖之”）。65岁的颜杲卿宁死不屈，甚至被割了舌头还骂不绝口，最终不幸遇害。路过的人看到颜杲卿等人受刑，纷纷为之落泪。
黄河两岸陷入一片战火之中，唐朝赶紧调集朔方、河西、陇右各镇军队抵挡叛军。
本来辞官在家的李光弼火线复出，重返朔方军。
当时，安禄山长驱直下，仅用一个多月就攻陷东都洛阳，僭称“大燕雄武皇帝”，迫使唐军退守潼关。各路唐军在河南溃逃之际，由郭子仪、李光弼率领的朔方军却在河东、河北开辟出一片战场。
在郭子仪的推荐下，李光弼复出后不久便被拜为河东节度使。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人事安排。
尽管郭、李后来并称为中兴名将，但二人在朔方任职时却形同陌路。安思顺当节度使时，郭、李在军中“虽同盘饮食，常睇相视，不交一言”。
这依然与王忠嗣案有关。李光弼是王忠嗣一手提拔的下属，所以对调任过来的新上司安思顺不会有什么好感，而郭子仪与安思顺的关系非同一般，郭、李二人属于不同派系，当然不会有太多交集。
另外，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治军之法也截然不同。
李光弼为人雷厉风行，军规甚严，“军中指顾，诸将不敢仰视”，手下将士对他更多是敬重，而不是敬爱。
郭子仪却以“事上诚，御下恕”闻名，对上能讨领导的欢心，对下也能宽以待人，所以部下都对他感恩戴德。
相比之下，郭子仪更懂人情世故，而李光弼不太注重人际关系。后来，同样是统领朔方军，诸将却“承子仪之宽，惧光弼之令”。
二人的不同结局，似乎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为了平定安史之乱，郭子仪和李光弼尽释前嫌，并肩作战。
天宝十五载（756年），经过常山、赵郡（今河北赵县）、嘉山（在今河北曲阳县东）等战役，河北形势逐渐逆转。嘉山一役，郭子仪和李光弼率领的军队大破叛军，斩首4万级，贼首史思明在逃跑途中丢盔弃甲，连枪都折成两半。
史思明为了对付郭、李二军，疲于奔命，锐气尽丧，此前沦陷的多个郡也被郭、李二人收复。
不到一年，这场战争已经成为大唐精锐部队的全面内战，无论结果如何，盛唐气象都将一去不返。
当郭、李二人在河北收复失地时，由安禄山率领的另一路叛军还被阻击于距离长安300里的潼关之外，而带兵镇守潼关的是李光弼的好友、另一位著名蕃将哥舒翰。
于是，郭子仪和李光弼上书唐玄宗，认为潼关利在守险、不利轻出，请哥舒翰固守潼关，不要出兵迎敌，并“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
一边坚守潼关，另一边直捣范阳，从全局战略来看，这是有可能提前结束安史之乱的良策。
但是，唐玄宗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哥舒翰是一个深度汉化的突厥人，平时也喜欢读《左氏春秋》《汉书》，和李光弼有几分相似之处。此外，哥舒翰还热衷于汉人的斗鸡走狗之事，为人疏财重义气。
作为曾经同在王忠嗣帐下效命的同僚，哥舒翰的官路却比李光弼走得更顺，到天宝十二载（753年）已经身兼河西、陇右二镇节度使，赐爵西平郡王。后来，唐德宗见到哥舒翰的儿子哥舒曜，还说：“尔父在开元时，朝廷无西忧。”
凭借显赫的战功和声名，哥舒翰活成了唐诗里的大IP，很多诗人喜欢在诗中引用他的事迹，比如有一首写道：“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但是，曾经战功赫赫的名将哥舒翰，在最虚弱的时候遭遇最困难的局面。
安史之乱爆发时，哥舒翰因为中风，正在家养病，只好临危受命，带兵平叛，在潼关与安禄山的军队僵持。
哥舒翰经验老道，和郭、李二人不谋而合。他知道，自己镇守的潼关至关重要，一旦失守，长安不攻自破。他看到安禄山被阻挡在长安的门户之外，河北也频频传来郭、李的捷报，相信久而久之，安史叛军一定会自取灭亡。
可是，朝中的杨国忠不信，宫里的唐玄宗也不信。
他们认为，哥舒翰按兵不动的行为十分可疑，而且坚守潼关只会助长叛军的气焰，关外安禄山的叛军就像高悬的利剑，让酿成这场灾祸的他们始终难以安心。
于是，唐玄宗采纳杨国忠的建议，多次派使者督促哥舒翰出关，与安禄山决战。在唐玄宗的反复催促下，忠于唐室的哥舒翰不敢违抗君命，捶胸大哭，仓促之间出关迎敌。
哥舒翰率领大军出潼关后，失去险隘的保护，遭到安禄山军的痛击。哥舒翰所部全军覆没，本人也被生擒。
潼关失守后，安史叛军迅速攻入长安。唐玄宗西逃入蜀，太子李亨在半路上被朔方等军拥护为帝，在灵武即位。
至此，郭子仪、李光弼历经数月浴血奋战取得的战果功亏一篑。
潼关一战的错误决策，暴露唐朝统治者的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将伴随安史之乱的这8年。
唐肃宗李亨即位后，郭子仪和李光弼赶赴灵武面圣，之后，唐朝再度组织军队东征，抗击安史叛军。
不可一世的安禄山没有得意太久，就被儿子安庆绪所杀，叛军士气逐渐衰落。到了至德二载（757年），除了收复两京（长安、洛阳）外，唐军还攻下了河南、河东的大量失地。
乾元元年（758年），为了进剿安庆绪，唐肃宗任命李光弼、郭子仪等九镇节度使出征，双方在相州（治今河南安阳）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攻防战。
这一次，唐肃宗为了避免将帅权力过重，没有任命元帅，导致各路唐军群龙无首，号令不一。同时，唐肃宗还任命不懂军事的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对诸将形成掣肘。
当李光弼提出分割叛军并牵制其主力的战略方案时，鱼朝恩表示否决。于是，本该一鼓作气剿灭安庆绪的唐军陷入“城久不下”“上下解体”的尴尬局面，被安庆绪耗得筋疲力尽，史思明派来支援安庆绪的军队乘机对唐军发起了进攻。
相州之战，最终以唐军大溃告终，只有李光弼和王思礼两名将领“整勒部伍，全军以归”。事后，鱼朝恩将相州之败的责任推给郭子仪，导致后者被暂时免除兵权，李光弼只能收拾残兵，独自支撑起危局。
相州之战后，史思明杀死安庆绪，合并他的部众，引兵北还，自称大燕皇帝。
过去几年间，李光弼与史思明多次交手。他知道，这个狡猾的对手将会卷土重来，再次南渡。
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分兵四路渡过黄河，会师于汴州（今河南开封），随后乘胜西进。
面对史思明大举进犯，李光弼与东京留守韦陟意见相左。
韦陟还是按照三年前的老套路，主张退守潼关，据险以待之。
李光弼说：“这符合兵家常势，但非用奇之策。”他接着说，两军实力相当，如果白白让给对方500里地，那么他们会更加嚣张，不如移军河阳（在河南孟州西），在这个地方和史军决战，胜即擒之，败则自守，表里相应，使贼兵不敢西侵，这就叫“猿臂之势”。
听完李光弼和韦陟的争论后，有人表示反对，说洛阳是帝宅，你李光弼凭什么不守？
李光弼反驳道：“如果留在洛阳，周边的汜水、崿岭、龙门都要布防，能守住吗？”
于是，在李光弼的指挥下，全军带着军械、粮草退往河阳，等待史思明20万大军到来。
李光弼军事生涯中的经典战役——河阳之战拉开序幕。
九月，史思明攻入洛阳，但这里早已是一座空城，一无所获，要再下一城，只能攻打河阳。
史思明来到河阳城下后，李光弼在城上对其大声喊话：“我家三代人无葬地，我必以死报国，你是逆贼，我是王臣，势不两立，我若不死于你手，你必死于我手！”
作战时，李光弼把短刀藏于靴子中，以一如往常的严肃口吻对手下诸将说：“战争，是危险的事。我朝的三公重臣，不可死于贼手，万一形势不利，诸君战死于阵前，我自刎于此，不会令诸君独死！”
在李光弼决死之志的激励下，唐军将士气势如虹，尤其是李光弼麾下的蕃将，在这场战役中表现亮眼。
一开战，史思明派骁将刘龙仙为先锋，到城下骂战，只见刘龙仙一脚踩着马鬃，对李光弼肆意谩骂。
第一战关乎全军士气，李光弼亦十分重视，于是问部下有谁可以出战？
铁勒族出身的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请战，但李光弼考虑到仆固怀恩是一员大将，不适合干这种粗活，就没有答应。
接着，左右推荐裨将白孝德前往。
白孝德是安西胡人出身、龟兹王室之后，“骁悍有胆力”，善使双矛。
李光弼问白孝德，你需要带多少兵马？
白孝德回答说：“请挺身取之。”于是，李光弼拍拍白孝德的后背，让他出阵，并选50精骑作为后援，命军中擂鼓为白孝德助阵。
白孝德出城后，还未到刘龙仙阵前，仆固怀恩就向李光弼祝贺：“可以克敌了！”
李光弼对此表示疑问，仆固怀恩接着说：“我看到白孝德揽辔的安闲之状，就知道他稳了。”
果不其然。刘龙仙见白孝德一人前来，根本想不到对方是来交战的，等到白孝德来到十步远的地方时，刘龙仙才做迎战准备。
白孝德发话，说我只是代表李侍中（李光弼当时的官衔）来致辞的，没有其他目的。当刘龙仙放下警惕时，白孝德突然怒目而视，说：“贼将认识我吗？”
刘龙仙正纳闷，白孝德接着喝道：“我，白孝德也！”他可能是想让刘龙仙知道自己是被谁杀的。
刘龙仙此时只能用怒吼来掩饰慌乱，说：“你是什么猪狗！”
在城上鼓声的助威下，白孝德挥舞手中双矛上前，后续的50名骑兵此时也拍马赶到。大意的刘龙仙还没来得及拉弓拔箭，就急忙往附近的河堤奔逃。白孝德追上后，砍下其首级而还，唐军士气大振。
本是一介偏将的白孝德，从此一战成名，后来一直做到了地方节度使和朝中重臣。
和此前的多场战役一样，蕃将在河阳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守河阳三城时，昭武九姓出身的李抱玉出奇制胜，功居第一；羊马城拒敌时，羌族出身的荔非元礼率领敢死队出战，“奋击，破之”；守河阳北城的吐蕃人论惟贞是贞观年间吐蕃大相禄（论）东赞的后裔，追随李光弼多年……
李光弼本人也表现出了一流的军事能力，除了弃洛阳而守河阳、形成“猿臂之势”的战略决策，还在作战中斗智斗勇，屡次以奇策破敌。
当时，史思明有良马千余匹，每日在城外河南岸洗马。李光弼专门到营中挑选500匹母马，集中在河北岸。等叛军的马来到岸边，李光弼的母马在北岸嘶鸣，吸引叛军的良马渡河。结果，叛军的良马被李光弼的部下一一抓获。
这就是有名的“美马计”。
经过数次交锋，河阳之战以李光弼大获全胜告终。史思明撤军时，被吓得“心悸气素，烟火不举者三日”。此役之后，官军大振，李光弼转守为攻，接连收复失地，直到次年的邙山之战，才因为受宦官势力和仆固怀恩干预，遭遇大败。
不久后，史思明和老朋友安禄山同样下场，被儿子史朝义所杀，此时，叛军已如强弩之末。
宝应元年（762年），刚即位的唐代宗以儿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新任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副元帅，对史朝义叛军发起最后的总攻。
李光弼派兵从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北上，与仆固怀恩等军会合。史朝义溃败后，仅带数百骑逃走，最终众叛亲离，自缢而死。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
按照平定安史之乱的战绩，李光弼“战功推为中兴第一”，封临淮王，赐以铁券，绘像于凌烟阁。
此时，危机悄然而至。
前面说到，李光弼和郭子仪为人的不同。
郭子仪深谙君臣之道，因此获得朝廷的信任，就连程元振、鱼朝恩等宦官以及田承嗣、李灵曜等藩镇，都能和郭子仪化敌为友。
鱼朝恩曾经对郭子仪不满，暗地里派人挖掘郭家的坟墓，郭子仪却轻描淡写地看待此事，也没和鱼朝恩撕破脸，鱼朝恩从此对郭子仪佩服不已；田承嗣盘踞魏博镇时，为人狂傲，唯独在见郭子仪的使者时，望空而拜，并指着自己膝盖说：“兹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拜。”
史书对郭子仪的评价是：“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堪称古代功臣的楷模。
和郭子仪并称的李光弼却不善于为臣之道，只知道打仗。
此前的邙山之战，朝廷派宦官鱼朝恩来到李光弼军中。鱼朝恩知道皇帝急于求胜，不顾李光弼“贼锋尚锐，未可轻进”的建议，反复催促李光弼出战，还拉拢与李光弼不和的仆固怀恩一起反对李光弼的决策。结果，唐军在平原开阔地带和擅长野战的叛军相遇，大败而走。邙山之败后，朝廷轻信宦官的妄言，将罪责全部归于李光弼。
在程元振、鱼朝恩等宦官的一再中伤下，李光弼和朝廷出现了难以化解的隔阂。
但李光弼无法像郭子仪一样以圆滑的手段来处理，于是，处以危疑之地的他拥兵不朝，甚至不顾唐代宗的旨意，拒不就任东都留守。
李光弼以为这样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却逐渐失去了威望，就连原先追随他的诸将也在私下议论。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位拥兵自重的大将，是不是要做第二个安禄山。
忠于唐朝的李光弼遭到来自朝中和身边的无端猜疑，很快抑郁成疾，在广德二年（764年）郁郁而终，享年57岁，部将护送其灵柩回到京师。
尽管唐朝为李光弼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但李光弼晚年的境遇还是让一些地方大将产生了警觉。
李光弼不是唯一处境艰难的平叛功臣。
此前，被称为“来嚼铁”的名将来瑱因为遭到宦官谗言陷害，死于贬官途中；与李光弼不和的仆固怀恩，一家有46人死于国难，他还将自己的女儿嫁到回纥，以此向回纥借兵，却因此遭到猜忌，后来铤而走险，起兵叛乱，被昔日的战友郭子仪平定。
对此，学者范文澜认为，唐朝“对顺从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绩和威望的程度，给予轻重不等的猜忌。……功臣们因此对朝廷有所顾虑，不肯轻易脱离兵权和防地。”如此一来，各地藩镇更加图谋割据。
在李光弼等功臣的奋战下，一场历时8年的动乱终结，但另一个乱局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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