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巡32周年｜捧读《邓小平时代》，我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

9月前

‍32年前的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间，已经卸任党内一切职务的邓小平，在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南巡，重启了改革开放，并给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投下定海神针。南巡期间，邓小平留下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话，比如“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不要吹嘘自己，尤其是报刊宣传要谨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等，此外还有他的“猫论”也广为流传。

在此分享一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勇所撰《邓小平时代》的读后感，我们要重思邓小平时代，或者说，为什么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勇在文中援引了傅高义的观点。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并不是他有多少理论、多少知识，知道多少中国与世界，而是邓小平没有强不知以为知，没有用毛泽东式的诗人气质去指导中国、引领中国。邓小平只是如实告诉人民中国的真相，如实告诉人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只是告诉人民，中国必须发奋努力，必须放弃内争，必须果断终止阶级斗争，必须将全副精力用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上。这是邓小平的巨大贡献，是古典中国智慧“实用理性”的胜利。

此外，身为历史学家，马勇坦言，当我们捧读如此厚重的《邓小平时代》时，除了钦佩作者远见卓识、中允公道外，多少有点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或不平。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傅高义先生那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写出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呢？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自孔子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差不多都格外重视当代史的研究与表达。

不论是孔子册《春秋》，还是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司马光编《通鉴》，历史学家尽管都会述往事、追源头，但其真正兴奋点无不在于当代，在于给刚刚逝去的时代一个说法。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对刚刚逝去的时代进行研究，更不要说描绘。我们的历史却总要“出口转内销”，要靠外国人的研究去为自己的历史定位。

我不是说外国人不能研究、不能写作中国当代史，而是当我们捧读如此厚重的《邓小平时代》时，除了钦佩作者远见卓识、中允公道外，多少有点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或不平。

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傅高义先生那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写出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呢？

非凡成就

早在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版问世，我就急切阅读过最感兴趣的章节。大陆版问世，更使我们大饱眼福。这确实是一部伟大作品。我们可以不完全赞同作者的看法，但我们必须承认傅高义先生为我们勾勒的这个伟大时代是可信的。

在《邓小平时代》中，作者用不太大的篇幅追溯了“邓小平时代”的“前世”，探讨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转轨必然性、逻辑性，追述邓小平之所以发誓领导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出走，除了外部压力，冷战解体，共产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中国经济破产，还与邓小平个人所受教育，所信奉的理念有关，甚至与他的小家庭有着非常密切因果关联。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同和接受的。

邓小平时代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我们官方话语称邓小平为改革开放时代“总设计师”，以为过去四十几年中国进步，都是邓小平的巨大贡献，似乎都是邓小平的“顶层设计”，是邓小平1975-1977年在江西那个"邓小平小道"上的冥思苦想。

读了《邓小平时代》，我发现傅高义对邓小平的定位比我们原来的说法更精准，更有道理。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并不是他有多少理论、多少知识，知道多少中国与世界，而是邓小平没有强不知以为知，没有用毛泽东式的诗人气质去指导中国、引领中国。邓小平只是如实告诉人民中国的真相，如实告诉人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只是告诉人民，中国必须发奋努力，必须放弃内争，必须果断终止阶级斗争，必须将全副精力用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上。这是邓小平的巨大贡献，是古典中国智慧“实用理性”的胜利。

按照傅高义的研究，邓小平并没有更多的“顶层设计”，甚至可以说，从他第三次重出江湖恢复高考，直至1990年代再度启动经济改革，推动中国经济腾飞，邓小平都没有凭借个人英雄主义指手画脚、发号施令，而是充分尊重人民的创造，尊重来自实践的经验。恢复高考是别人的建议，让大包干改变中国，也是十几位农民兄弟冒险先行。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的“恩准”，在于他能够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些尝试对于全局，对于整个中国的意义。傅高义据此称颂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总经理”，以为是邓小平的政治领导，像总经理一样摸着石头过河，引领中国走向富强。这个说法虽说与总设计师不一样，但感觉稍微更贴切、更亲切。

时代意义

在过去四十几年间，不论邓小平在还是不在，这个时代无疑都是邓小平的。在这短短几十年，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乃至遗训指引下，取得了骄人成就，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走向富强”的梦想，达成了不可思议的跨越。无须怀疑，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最值得记住的时代。

邓小平时代的意义是巨大的，中国经过几十年发展，不仅使中国在物质基础上获得充实，一个贫穷的中国、落后的中国一去不复返，而且由此证明古老的中国文明尽管只是一种极度精致的农业文明，但与工业文明并不存在必然冲突，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并不会从根本上伤害农业文明的根基，更不会动摇国本。由此回望几千年重农抑商坚定不移的国策，回想三百年来要不要学习西方的争论，更觉得邓小平的伟大，庆幸时代的恩赐。

在邓小平之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或许确实正在进行一个充满幻想的伟大实验，中国共产党人或许确实希望引领中国走出一条独立富强民主的新路。从土地改革，到大跃进，到“文革”，如果不是恶意猜测，也必须承认这是那一代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进行探索，尽管探索的代价不可承受。

这些探索者包括邓小平在内。邓小平在后来的岁月中没有留下回忆录，没有系统反省壮年时期参与探索的教训，但我们从其后来的实践不难感觉到，如果没有前面三十年近乎彻底的探索失败，就不会有后来的邓小平，不会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一定要将这六十年打通，前三十年除了凭借自然推动力为中国留下一定的工业基础外，最主要的就是给后世中国留足了教训，让中国人至少在几个世纪都不会忘记什么是饥饿，什么是浩劫，什么是无法无天，什么是天下大乱。

善于汲取，教训本身就是财富。当然也不能由此否认教训就是教训，罪恶就是罪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中国人辛辛苦苦建构起来的体制，选择的路径，从后三十年眼光看，即便不是全面失败，但也是一个非常态的、非正常的体制。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去观察“邓小平时代”，我们才会发现这个时代的真意义，邓小平的真伟大，就是将那个非常态、非正常的体制向前狠狠推了一把，让这个体制变得正常，渐成常态。

这一点在傅高义书中有非常清晰的呈现，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哲学理念使他不会像毛泽东那样先去考虑政治上的对与错，不会先去辨别是白猫还是黑猫，不会先去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而是怎样充分利用共产党高度制度化、组织化资源，摈弃浪漫主义幻想，重构一个与各先进国家在本质上一样的正常国家。

这才是邓小平时代最伟大的意义。

假如邓小平还在

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最后一章写道：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出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发展，他的最后一次努力--南巡--使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这种增长带来一个问题：当中国的经济规模开始与美国匹敌时，中国将如何作为？邓小平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会做什么？（660页）

历史留给邓小平的时间确实太短了，当他1977年第三次复出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假如他那时只有五十岁或六十岁，相信许多事情可能就很不一样了，或许都能在他手里解决。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但人们总会去梦想，梦想邓小平看到今天的中国，他会有怎样的指示或期待呢？

傅高义对于这样的梦想自我设问自我回答，说了几点。

第一，邓小平会让中国继续与周边各国搁置领土纠纷，继续将机会留给更聪明的后人。邓小平所理解的中国大局是，不要对边界纠纷过于激动，重要的是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在1977-1989年短短十年时间，邓小平身体力行，改善了中日关系，成为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领导人，支持推动文化交流以全面加强中日关系。此时此刻，因钓鱼岛纠纷纷纷扰扰的中国与日本，回味邓小平的期待与规划，相信中日两国政治家为了人民福祉，一定会求同存异，寄希望于两国人民，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不让战争重演。

第二，根据傅高义分析，在邓小平看来，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基石，只要中美关系不出大问题，中国外交就不会乱。邓小平接续毛泽东、周恩来外交遗产，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通过成功访美加强了中美关系，这为中国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外部保障，即便在80年代末那个特殊岁月，邓小平都将中国外交重心构建在中美关系稳定上。在邓小平内心深处，只要中美关系不被彻底破坏，中国就不会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就不会成为国际孤儿。当然，这是邓小平外交的最坏准备，他内心深处相信并坦诚推动中美友好，相信世界重大事务，只要中美几个大国肩负起责任，履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职责，世界和平就不会破局，和平与发展就依然是世界主旋律，中国发展就不会受到无端牵制与干扰。

第三，根据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合理推测，假如邓小平还在，他一定会说，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专利，社会主义也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民主。就不算及格，共产党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无私的先进组织，在领导人民获得经济翻身后，一定要不失时机领导人民获得政治翻身。中国不应该成为西方嘲弄的人权对象，中国的人权状况一定要走在世界前列，成为世界的榜样。

读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仿佛那个慈祥老人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他似乎一直在注视着中国的发展变化，一直在像神一样给我们启示。邓小平时代并没有结束，中国人应该在已有成就基础上不骄不躁，攻坚克难，创造历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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