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抵制一条羊毛披肩,他被全球盗猎者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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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夏勒(George Beals Schaller)曾被《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大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先后主导或参与大熊猫、藏羚羊等多个濒危动物的保护工作;是第一个来华开展野生动物研究的西方人。|Wikipedia
“哪种动物要是死了比活着值钱,那它的处境一定非常危险。”
1980年,美国动物学家乔治·夏勒(George Beals Schaller)来到羌塘发现,曾经数以千万计的母藏羚羊和小藏羚羊急剧减少,总数不过2000头。
追踪后发现,偷猎者杀死藏羚羊,把皮毛买给走私者,运往印度北部。在那里羊绒被织成又轻又暖的披肩,叫作“沙图什”(shahtoosh),每件都能卖到几千美。
但1990年以前,售卖这款披肩的商人一直向欧美消费者宣扬,制造披肩的原料来自山羊、西伯利亚鹅的羽绒。
而夏勒却将谎言揭穿——做一条披肩至少要杀死三只藏羚羊——上世纪90年代每年大约有2万只藏羚羊被杀死了。
西藏藏北高原上的公藏羚羊。|GEORGE B. SCHALLER
这篇全球首个揭露“血腥沙图什”的文章彻底断送了藏羚羊生意,也让盗猎者将其拉入“黑名单”。
当老外决定拯救大熊猫
70年代,夏勒的研究《塞伦盖蒂平原的狮子》(The Serengeti Lion)和《大猩猩的一年》(The Year of the Gorilla)在国际引起轰动。前者获得了197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光是要不要在保护区里,建一个占地800平方米的大熊猫研究中心?这个问题就争吵了3年。
时任中方林业部干部王梦虎坚持,建研究中心是第一步。但世界自然基金会却反对,他们认为重点应放在野外研究上,大兴土木搞建设浪费钱。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争执。
1984年,野生大熊猫“珍珍”误入研究营区,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用甘蔗、肉块、米粥尽情投喂,还把它放进工作人员住的木屋,全然不顾野生大熊猫的危险。
夏勒发现,珍珍展示出越来越明显的攻击性,还追着人到处跑,这对营地工作人员和珍珍都很危险。
研究营地很快就被游客包围了,珍珍也被圈养在了营地里。
夏勒和外方同事几次劝诫,致信北京官员,要求释放珍珍回归野外,但这一决定需要卧龙、成都、北京的官员花好几个月讨论。
他将这段时期的工作形容成京剧的《三岔口》,“一对结拜兄弟在黑夜中相遇,互以为对方是仇人,拼个你死我活。直到客栈老板拿出灯火,他们才发觉原来是朋友。”
经过不断磨合,夏勒的加入才得到接纳,中方获准把竹子标本送出国分析,双方的配合也更加密切。
1998年,夏勒将他在中国的大熊猫研究纪实录命名为《最后的熊猫》,他用悲悯的描述让世界让世界重新认识到中国大熊猫。
夏勒在拯救大熊猫上付出的努力,让他获得了进一步研究中国濒危物种的机会。
青藏高原上的杀戮
今天地球上已经没有人类未曾踏足的处女地了。但这不意味着发现时代随之终结——因为,还有另外一种探险家。
他们的目的不是“征服”自然,而是理解自然,避免最坏的结局。乔治·夏勒就是其中一员。
不同物种之间有天然的隔阂,比如人类其实永远无法抵达大熊猫的世界,正如夏勒所说:“年复一年,在熊猫的脸上,是熊猫的面具。”但我们仍然可以像夏勒一样在林间享受这份神秘。
“你们不能把熊猫分割成不相干的生命片段……把科学忘掉,叫理性闭嘴。尝试发挥直觉、敏感、同理心,把它们当作真实的生命。”夏勒认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最坏的可能,拯救更多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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