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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儿坠楼后,无人肯签下他的死亡证明 | 人间

弃儿坠楼后,无人肯签下他的死亡证明 | 人间

11月前


同样是儿子,与潘阳相比,潘星就像一个“弃儿”,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似乎一直都在被放逐,更可怕的是,他的父母还找到了一条能够自洽的理由——他有他的自由。


配图 | 《都挺好》剧照





2022年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和副所长老孙正在讨论一个赌博的案子,值班室打来电话,说群众报警称在白玉苑26栋1单元的草丛里发现了一具男尸。我们立刻整装出发,拉响警笛直奔现场。

那栋楼前最东侧已经有不少群众在围观,看到我们的警车过来,纷纷自觉让出通道。没等车停稳,我和老孙就不约而同地推门下车,警戒线后,一片深深凹陷下去的草丛里,是一张苍白、瘦削、年轻的脸,120随车医生上去做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生命迹象,确认死亡。

我和老孙接着做现场勘察,死者仰面平躺,双臂自然贴在身体两侧,一条腿被灌木支撑着略微离开地面,除了双耳出血之外,其他方面看上去比较完整。法医喊我们配合进行尸表检查,他说:“符合高空坠亡,死亡时间在1小时前后。虽然手臂、双腿没有骨折,腹部、胸腔也没有出现开放性创口,但是死者几乎是皮包骨头,体脂和水分都太低,并且掉落在绿化带内,灌木缓冲加上地面较软,坠落的楼层应该在20楼左右。”

10多分钟后,我们确定了死者的生前居所——该栋楼的22层2201室。那是一套群租房,房东接到通知后很快来到现场,我们一起配合刑警大队的两名技术员进行现场勘验。进门后,左手边,臭气烘烘的卫生间、布满油渍的厨房、狭小杂乱的小客厅挤在一起;右手边,5间卧室从西向东一字排开,走廊最东侧还隔出了2间朝北的卧室。

老孙剜了一眼房东:“才100来个平方的房子,你隔出来不少房间蛮!”

房东紧张又拘束地挠了挠头,指着走廊尽头北侧的小房间说:“他就住这间。”

技术员穿好鞋套,拎着相机和勘查灯,边抬腿向房间里挪边说:“这乱得都没地下脚了。”老孙在门外指着木板单人床说:“这家伙真够可怜的,床上就垫着一张被子,连个席子、床垫都没有。”

我仔细环顾了一下房间的角角落落,床边的简易长条桌上堆积着大量使用过的卫生纸,卫生纸的下面虚掩着一个黑色的小包,旁边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几个拆了封的快递纸箱。我让技术员抽出那个黑色小包,在包里翻出一张身份证,身份信息与楼下的死者吻合——潘星,男性,27岁,S省人。

勘验结束后,没有发现他杀迹象,我们初步判断为跳楼自杀,但是没有找到遗嘱,所以跳楼原因暂时不明。

技术员指着桌上的一堆快递纸箱说:“这些快递上的地址都是这里,电话也一致,但是用的收货人姓名都是‘元明’。”

不过,用假名收取快递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和刑警大队的领导也就都没放在心上。这时,我的手机响了,现场警戒说殡仪馆的车到了,要我们过去确认,我便和老孙下了楼。我们把尸体抬上车,一起跟车到了殡仪馆。法医提取了样本后,便把尸体装进了6号冷藏柜。




回到派出所已经是下午5点钟左右,通过死者的身份信息,我们查到了他的父母以及一个亲哥哥就住在我们辖区。于是,我先拨通了死者哥哥潘阳的电话。

当我告知“潘星出了点事情”后,潘阳显得很不耐烦,反问道:“他又闯了什么祸啊?”获悉潘阳正在100多公里外的X州出差,我便没有直接挑明潘星的坠楼,以“电话里说不方便”为由,商请他的妻子张茹先来所里处理。

大概过了半小时,张茹来到了派出所。她身材高挑,身着一件半长的浅色外套,衬得皮肤雪白,一把抓的马尾辫收拾得干净利索,细长的眼眸里有些拘束和不安。

自我介绍后,我便直接告诉她:“今天下午,潘星死掉了。”

张茹一愣,瞪着眼睛看着我,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大喊:“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迟早的事、迟早的事。”

我劝慰她不要太激动,她反倒继续高声嚷嚷:“我不激动,我不激动,我一点都不激动,我知道这是迟早的事。”

等我把调查的情况说完,她还在恨恨地重复着:“我就知道、我就知道……”然后,我看她掏出了手机准备打电话。

我立马抢先一步,问道:“你准备打给谁?”

“还能打给谁,打给潘阳,让他赶紧死回来!”张茹有些不能自已了。

我赶紧阻拦:“最好别直接说他弟弟死了,就说是跟别人打架,被派出所抓了,叮嘱你老公路上注意安全,不要太着急,尽快回来就行。”

张茹嘴上应承着“我知道,我知道”,哪承想电话一接通,她就对着手机再次大喊:“你他X的赶紧死回来,你弟弟跳楼死了!”说完,便狠劲地挂掉了电话。

老孙听到了这边的动静,赶紧跑了过来,然后我俩轮番安抚。其间张茹的手机响了几次,每次都被她干脆利落地摁掉。我们请她到旁边的接待区坐下来,给她倒了杯水,她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

等她的情绪稍微平复一些,我们便向她了解潘星的家庭情况。张茹说潘星的父母都健在,两人缺钱了就去上上班,有钱了就去玩,自己顾自己,身体都很不错。老孙又问她的公婆是否住在这边,张茹冷笑了一声,回答道:“他弟弟一个在这边就够我受的了,他们要是也住在这边,我非得疯了不可!”

看到张茹一谈及公婆就情绪激动,我感到潘星坠楼背后可能并不简单,就给老孙递了一个眼色,让他打开执法记录仪,老孙会意。

我接着问张茹:“你对潘星了解吗?”

张茹的胸口起伏,顿了顿之后,道:“他就是一个神经病,他们一家子都是神经病!”

见张茹实在稳不住,老孙就走上前,试图缓解一下气氛:“你先别激动,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比如,你说他是神经病,那么他生前有没有去过医院?有没有确诊患有精神类疾病?”

张茹咬了咬嘴唇,突然扬起声音说:“他们要是早点儿带他去医院,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一家子都脑子有问题,找跳大神的给他看,都他X的神经病!”




在接下来的问询中,我们得知,早在2022年春节时,跟丈夫回老家的张茹,就发现了跟公婆住在一起的小叔子不对劲儿——他从来都不穿内裤。碍于嫂子身份,张茹不便直说,喊来丈夫说一说潘星,又专门去给小叔子买了几条内裤。后来,潘星是穿上内裤了,但是一条内裤能穿十几天。为此,张茹再喊来丈夫管一管,潘阳认为妻子小题大做。

那时,张茹还对丈夫调侃:“那以后还能找对象啊?”

潘阳却毫不在意道:“他就是不这样也找不到对象,随他去吧。”

公婆更是语出惊人:“将来花钱给他买个老婆。”

其后,张茹又发现小叔子三番五次地在马桶旁边拉屎,然后用纸包着抓到马桶里。她觉着,毕竟是嫂子,不能看着不管。过完年后,张茹劝说公婆和丈夫带潘星去医院看一看,谁知得到的回复是:潘星只是被“鬼打墙”、“迷了心”,找“大师”驱驱邪就可以了。

关键是,潘星父母还真的请来了一个跳大神的给小儿子驱邪。

之后是2022年4月,潘星突然出现在张茹家门口,嚷着要在这边打工。

“我当时整个人都懵掉了!警官,你们说,我们照顾得了吗?他是个神经病,去哪里打工不好,非要到我这边。”

尽管张茹一再要求丈夫把潘星送回去,但是潘阳却是个“愚孝”的人,架不住公婆的几通电话。张茹无可奈何,但也不愿落个一点亲情都不讲的名头,最后实在拗不过,就同意潘星先在家里住一段时间。

潘星刚过来的时候,状态确实比春节时要好一些。但是一个星期不到,就故态复萌,随后变本加厉。他总是在马桶外小便,张茹和潘阳一教训,他便眯着眼、斜视着他们,露出诡异的笑,令张茹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后来,张茹两口子就给潘星在外面单独租了房子。临近“五一”假期,公婆提出要过来看看,张茹担心小叔子的生活要是乱七八糟,自己会遭到公婆的埋怨,就先去出租房先看了看潘星——果不其然,潘星把房间弄成了垃圾站,尽管张茹再三向房东赔不是,并主动提出请保洁打扫,房东还是拒绝了续租的要求。

“他父母‘五一’走了之后,我和他哥准备重新给他找个房子,他不要,说他们公司在乐业公寓那边有一层员工宿舍,他直接搬过去住。我心想这样也好,毕竟有人能看着他,总比一个人在外面住要强。”张茹喝了口水,接着说道。

老孙道:“你确定他在乐业公寓住过吗?”

张茹放下纸杯说:“确定啊,我和他哥一起送他过去的。”

“那边的住宿条件怎么样?你们看了吗?”

“就到宿舍门口,没进去,也没看到里面的情况。”

“为什么没进去呢?”

“在门口,他把衣服口袋翻了一遍,说钥匙丢了,进不去,他说等同宿舍的同事回来,再重新配一把钥匙。然后他就在宿舍门口等,我本来还准备看他缺什么,带他去买的,但是他哥有事,我们就先走了。”

但据我们的调查,潘星并没有入住过张茹说的那个乐业公寓,除了兄嫂之前给他租的房子之外,在这边他只租住过白玉苑26栋2201室,也是他出事的地点。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张茹,她先是一脸不可置信,转念不停抱怨道:“怪不得,我们去找过他好几次都找不到,打电话问他,他就说是住在乐业那边。原来,他一直是住在白玉苑。”

就在我们准备继续问询的时候,潘阳来到了派出所。

潘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精干”,如果不是早已核查过身份,很难想象潘星与他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两人身材样貌几乎处处不同:潘星是一张瘦削到颧骨凸出的倒三角脸,潘阳的脸却是椭圆形;潘星一身地摊货,四肢修长,连手指甲都很长,而潘阳一身精英装,从头到脚干净利索,看上去完全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

一看到潘阳,张茹就冲过去喊:“‘五一’的时候,我让你爸你妈把他带回老家,不听,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吧,你负得了责吗?”

潘阳脸色铁青,任凭妻子说什么,就是不吱声。我和老孙上前劝阻,请张茹冷静一点。

等张茹不再嚷嚷了,潘阳才问道:“到底怎么了?搞清楚没有?有没有弄错啊!是潘星……”

没等潘阳说完,张茹就忍不住对着他大喊道:“人家警察会弄错!人命关天的事!”

潘阳眉头紧锁,沉默一阵后,一脸焦虑地反复说:“怎么可能?前两天我还跟他通电话呢,怎么就死了呢?我怎么跟我家里人说?”说着,他掏出手机,准备打给他远在老家的父母。

沟通中,潘阳也先刻意隐瞒了弟弟坠楼的事情,最后叮嘱说:“你俩都来,坐飞机过来。”

挂断电话后,潘阳提出要去殡仪馆看遗体。可一看表,殡仪馆早已下班,我们没办法立即带他过去。

潘阳还是难以接受,又问:“那万一弄错了,咋办?”

我们向他再次确认了他弟弟的身份信息,他不再说话了。

此时,张茹突然问道:“你爸你妈,明天确定过来啊?”

潘阳被妻子问得有些烦躁,嘟囔道:“我马上就买机票,肯定来啊!你能不能别烦啊!”说着,他就要离开派出所。

老孙连忙补充道:“如果你父母到了,就赶紧先到派出所来,我们一起把善后的事处理了。”

潘阳答应着出了门,张茹跟在他身后,赌气道:“好!好!好!你说的啊!让我别烦!你们自己去弄,啥都别找我,你爸你妈来了,也别找我……”




第二天晚上9点多,所里打来电话通知我说潘星的家人来了,要求去看遗体。我让接警员把电话给潘阳,再次向他说明:时间太晚了,看不了。

就在我解释的当口,电话那边传来一阵争吵。过了一会儿,一个中老年男人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是潘阳的父亲。老潘有些激动地问我:“我儿子没了,我就不能去看一眼吗?”

我向他解释了许久,才终于约定好:次日上午9点,殡仪馆一开门,我就和他们一起去看遗体。

次日早8点,我刚到派出所大门口,就看到潘阳和一男一女两个中老年人在接待室里等着了。我停好车,径直来到接待室。见到老潘,不用核实身份,就能确定他是潘星的父亲,因为爷俩的样貌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老潘看上去要精神得多,不像潘星那般瘦削。潘母个子不高,衣着干净朴素,小县城退休大妈的样子,潘阳的样貌与她比较像,只是没有她那一脸苦相。

跟殡仪馆联系好之后,我和老孙带着介绍信,带他们一起赶了过去。在办事大厅办理了有关手续,一名工作人员陪同我们一行人进了停尸间。工作人员拉出6号冷藏柜,打开裹尸袋,潘星赤条条地躺在抽屉里。潘阳和老潘上前看了一眼,表情十分沉重,潘母则始终站在较远的位置,一言不发,只盯着6号抽屉发呆。我和老孙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他们,只好一起沉默。

等这一家人辨认过遗体之后,工作人员便拉上裹尸袋,把抽屉推了进去。

离开殡仪馆后,潘阳和他父母一路上依旧不发一言。我和老孙自觉给他们留出缓冲时间,没有跟着就展开询问。

回到派出所,老潘才开口问道:“人是怎么死的?”

老孙便向他们说明了当时的调查情况。

“属于意外吗?”

“如果最终确定是跳楼自杀,就不算意外。”

“我们要办什么手续吗?”

“等最终结果出来后,我们开好死亡证明,你们就可以去殡仪馆火化,正常办后事就行了。”

“那啥时候能开证明?”

“我现在就去联系,看看结果怎么样了。”

“我们离得远,能不能尽快办,我还等着回去呢。”

“我们尽快,您稍等一会儿。”

老孙去跟进调查情况,我向潘家人进行了例行询问,问潘星有没有债务纠纷、情感纠纷等,三人都一致否认,并强调潘星一直以来都是好好的。当我问潘星是否曾患有什么疾病,他们也一致否认。

直到谈到潘星的精神状况,潘阳的眼神开始躲闪,老潘则一脸精明地看着我,并一再强调:“潘星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可能还不够成熟,没想到他会出这个事。”

我尝试问道:“他哪里不太成熟?有没有什么地方让你们觉得不太正常的?”

听到我的问题,老潘抬起头,眼睛盯着上方,像是在记忆里快速搜索着什么。少顷,他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们也没见他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就是感觉他还是跟个小孩子一样。”

当我试图继续就这个问题询问下去,三人就开始表现出不耐烦,反复说“人已经没了,不想谈了”,并不断催促我们尽快把证明开好,他们急着去料理后事。

见他们一家并不是很配合,为了不直接刺激到他们,在调查结果出来前,我也不打算过多深究,就没有继续再询问。

临近中午,老潘显得越发着急,再一次催促道:“要不然,你们直接开个‘意外死亡’的证明算了,我们直接回去办后事吧。”

老孙立马说:“那哪行啊!人命关天,得查清楚,不能让你儿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下午3点左右,调查结果终于出来了。我们向他们介绍情况时,老潘和潘阳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语,似乎是接受了眼前的现实,潘母依旧一脸呆滞,一声不吭。

见家属没有表现出不同意见,我们当即就召开了集体通案会。针对潘星的死亡问题,综合所有调查情况,认定为属于非正常死亡,符合不予立案的条件,决定不予立案。




事实清楚明白,相关证据齐全,与以往许多非正常死亡的案例一样,不存在什么值得质疑的地方。当时从潘家三人的表现来看,我和老孙都以为开好死亡证明、帮助他们料理好后事之后,这件事就结束了。

那天下午,老孙把死亡证明递给老潘,说:“证明开好了,一式两份,中间盖着骑缝章,你签好字后带走一份,另一份我们入档,您老节哀。”

老潘坐在椅子上接过死亡证明,看了一眼,便指着最后一行的“死亡原因”说:“警官,这个‘非正常死亡(排除他杀)’,是个啥意思?”

老孙解释:“按照省公安厅关于非正常死亡案()件的办理规定,这个是指除了因为生理健康原因自然死亡以外的,需要我们查明死亡性质的死亡事件。”

潘阳接嘴问道:“哪些情况属于非正常死亡呢?”

“就是本身身体健康没问题,因为意外情况或者突发情况导致死亡的。”

“那潘星的死属于什么情况呢?”

“从调查的结果看,属于突发情况。”

说到这里,老潘突然站了起来,一脸恳求地看着我和老孙,问:“能不能帮忙改成‘意外死亡’?”

老孙连忙摇头,说:“这可不好乱写,他本身就是跳楼自杀,怎么可以直接写明是意外呢?”

老潘的脸色顿时拉了下来,本就瘦长的脸型显得更长了。

我接腔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改成‘意外’呢?”

潘阳立马答道:“这不是不好交代嘛,回老家,别人问咋死的,我们要是说跳楼,那不是打自己的脸吗?如果是‘意外’,也就好解释了。”

我看着这一家三口,有点疑惑:“潘星的死,你们还需要跟其他什么人交代吗?”

潘阳看了一眼他的母亲,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了什么。突然,老潘又开口道:“不是说交不交代,我们回去了也是要脸面的,你们就改成‘意外’,又能怎么样?反正人都死了,我们也不追究了。”

“不是这样说。我们都是按照法律法规办理的,意外就是意外,突发就是突发,我们也考虑到你们的感受,没有在证明上明确说跳楼自杀,但是也不可能写成‘意外死亡’。”

此时,潘阳突然开始质疑起来:“你们确定查清楚了吗?我弟弟绝对不会跳楼自杀的,除非他是不小心滑下去的。”

面对质疑,老孙拿出卷宗,一边翻着卷宗,一边指着采集到的痕迹解释:“你们看,这些窗户上的手印,一个在窗框侧面,一个在窗框顶上,还有一个是打开窗户时留下的,刚好是两只手抓着窗框,窗户内侧护栏上的两处脚印也很清晰,所有的痕迹没有任何凌乱的情况,说明死者的动作很干脆,应该是没有丝毫犹豫,抓着窗框踩到护栏上,就直接跳了下去。”

潘阳认认真真地看着图片,不死心,又抬头问道:“会不会是他想擦窗户,不小心掉下去的呢?”

“除了这些手印、脚印,整个窗户其他部位都是灰蒙蒙的,很脏,而且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用于擦窗户的抹布、工具,没有证据显示他有擦窗户的打算。”

……

就这样,那天下午,围绕潘星是“自杀”还是“意外”,潘家人软硬兼施,与我和老孙交涉了两个小时。我们猜测,也许他们买了人身意外险,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而且这种事只要不涉嫌违法犯罪,也就不在公安机关的管辖范围内。

僵持许久,潘阳还在说:“你们真是一点人味都没有,你们自己看看,老人可怜吧!老百姓办个事咋就这么难啊!”

老潘则闷着头嘟囔道:“我不管,反正你们不改,我就不签字。”

听到这些话,我心里一阵难受,老孙也有些按捺不住了。但老孙还是尽量克制着说:“不是老百姓办事难,是你们提出了不合法的要求,我们不能违法出具证明。”

这样又僵持了一会儿,我便和老孙出警去了,也让彼此都缓缓。在分局办完事,我俩回到派出所,同事说老潘一家三口早就离开了。

我当时想,这样也好,或许过几天,他们就想明白了,一切就顺其自然地结束了。




大约过了两三天,潘家父子俩又来到派出所,个个一脸阴沉。

一见面,潘阳就大声质问我们:

“现场我已经去过了,那里住着这么多人,是不是跟谁结仇了?你们查清楚了吗?”

“你们现在单凭这些证据,能证明他是自杀吗?”

“万一他被人精神控制了呢?”

“反正人都死了,死无对证!”

面对这一顿连珠炮式的追问,我们只能耐着性子逐一回复。这期间,老潘还给大儿子帮腔,要么大声呼号不满,要么不停地卖惨。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确是人间莫大的悲剧,我们内心深处也很同情,但是他们父子二人犹如表演话剧一般的行为,再加上非要将潘星的死因改成“意外”的企图,着实令人很难感同身受。

此前我们在勘察中发现,潘星一直独自窝在出租房里,跳楼前已经连续10多天没出门了,他的卧室里没有找到任何可疑人员的活动痕迹,没有打斗痕迹,除了点外卖、网购,及与潘阳零星的联络之外,他就像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里——群租房的室友不会去打扰他,他也不关心卧室以外的世界。

但没想到,潘阳说着说着,提出了一个颇让我们意外的问题:“非正常死亡,在法律上指的是意外情况或者突发情况导致的死亡,你们现在只是定性为‘突发’,但是并没有查清他到底为什么‘突发’,我们怎么能认呢?”

听了这句话,我在惊叹之余,稍有欣喜。没想到,才短短两三天,他就学会对法律法规“咬文嚼字”了,说明做了不少功课。

我想,既然你做了功课,那我们沟通起来可能会更有效率了。所以,我对潘阳说:“对于突发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如果能查清死者选择轻生的原因,当然最好。但是有时候是查不清的,不过,这并不影响对‘非正常死亡’的认定,你能理解吗?”

潘阳迟疑了一下,说:“你说的,我都懂。但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跳楼呢?”

“可惜你弟弟没有留下遗嘱。如果有,也许我们就知道了。或者说,你们知不知道?”

潘阳赶忙辩解:“我们怎么会知道。不对、不对,就算他没有被精神控制,那他是不是吃了什么致幻类的药物,导致精神失常,才会不小心意外掉下来,你们有没有进行生化检测?”

“法医的检测结果正常,没有发现你说的情况。”

潘阳低下了头,过了好一会儿,说:“我们要求提取心包内血、胃内溶液,进行毒化检验。”

作为一名非法医专业的派出所民警,当潘阳提出以上这些要求的时候,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打电话给技术室,请他们提供指导。法医给我们回复:“提取心包内血、胃内溶液,需要进行解剖。他这个案子,没有什么必要性,死亡性质明确,也不是刑事案件。原则上,我们不能解剖。”

我把技术室的意见告知父子俩,但是他们完全不认同。

潘阳说:“你们不愿意去,就是有问题。”

老潘说:“我们是外地人,外地人好欺负啊!”

我实在不想再和他们父子纠缠,便再次联系了技术室,请他们务必帮忙一起去一趟殡仪馆,当面说清楚。无奈之下,技术室也只能派出一名法医,与我和老孙一起,陪着潘家父子俩第二次去了殡仪馆。


在殡仪馆业务大厅办好手续,我们一起又到了6号冷藏柜领取尸体。老孙打开柜子,拉出抽屉,潘星的遗体已经冻成了“冰雕”。我和老孙都不禁咂嘴,死者实在是太可怜了。

法医再次劝说潘家父子,说没有解剖的必要性,希望能够打消他们的顾虑,但是他们仍执意要求提取心包内血和胃内溶液。法医说,如果非要提取,就必须解剖,这不是刑事案件,公安机关不能做,需要自己聘请有解剖资质的第三方机构,例如司法鉴定所。

听了法医的解释,老潘很不满意:“我不同意解剖我儿子的尸体,我们也不提取心包内血了,就提取胃内溶液,你们可以用一根管子从喉咙里插进去,就跟做胃镜一样,伸到胃里,把里面的东西吸出来不就行了吗?”

法医又忙解释:“这个是不能这么做的,死亡之后,喉腔闭塞,如果用管子伸进去会破坏食道,这不符合尸检的要求。”

潘阳略微思考了一下,又说:“那你们就只在胃部开个口子,提取出来后,再缝起来,不就行了?也不需要进行很大的解剖啊!”

法医一脸无奈,反复说明这想法行不通,并劝说他们慎重考虑解剖一事。

眼看不能如意,老潘突然发了一个“大招”:“既然你们不肯帮我们提取,那我就去打市长热线,让他们要求你们去做。”

老潘话音刚落,潘阳又补充道:“跟老人,你们就别计较了。我爸就是想知道我弟弟死之前到底吃了什么东西,你们就提取一下,顺手的事,又能怎么样呢?再说,是我们请你们做的,出了问题,我们自己负责,跟你们没关系。现在,老百姓办个事怎么就这么难啊?!”

“我也很想帮你们,但是按照我们的尸体检验和解剖规定,我不能这么做。”法医不愿再与他们纠缠下去了,转身就要离开殡仪馆。

见法医真的要走,潘阳又厉声道:“你们不做,老爷子也不可能善罢甘休,不能给个说法,我们也没法给老娘一个交代,我也不会善罢甘休!”

最后,在殡仪馆,大家不欢而散。




过了两天,老孙联系潘阳,劝他尽快到派出所办理死亡证明。电话里,潘阳没有做出任何表态,只是敷衍地答应着。

又等了两天,他们也没有前来办理手续。我跟老孙通气后,再次打电话商请他们过来,并强调说:“你弟弟属于非正常死亡,是我们送到殡仪馆的,没有公安机关开具的死亡证明,就不能火化,也办不了后事。”

但无论我们说什么,潘阳就敷衍地答应一句:“好,我知道了。”

左等右等,距离潘星逝世半个月了,潘家人始终没有再露面。我和老孙认为不能这样一直拖着,得让死者早点入土为安,实在不行,只能上门去做工作。

当天下午,我们便一起去了潘阳家,他家在一个挺不错的小区。等我们敲开门,发现却只有张茹一个人在。

她见我们上门,似乎有点惊讶:“你们怎么来了?我老公他们不是在派出所吗?”

我和老孙一头雾水,回答道:“没有啊,我给你老公打了好几个电话,催他去所里办死亡证明,他一直都没去,所以我们今天才上门的。”

张茹也一脸疑惑了:“我老公说是你们派出所不给开证明啊,说是在等领导签字。”

“没有的事,调查早都结束了,这个证明我们随时都能开,关键是你们家属要认同、要签字,根本不需要什么领导签字。”老孙解释道。

只见张茹咬了咬牙齿,一脸愤怒地说:“都是骗子!居然骗我说是你们不给开证明,还说要天天去盯着你们。”

“我们倒是欢迎他们来‘盯’呢。”我和老孙自嘲道。

说罢,张茹便迎我们进了屋。我俩坐在明亮的客厅里,见现代简约风格的装潢整洁大方,家具家电都是知名品牌,一眼望去,方方面面都很有质感。

我们向张茹详细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接下来的问询中,张茹也把她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我们这才知道,这么久的来回撕扯,大都因为潘阳的老舅在老家的“遥控指挥”——潘母非常依赖这个亲哥哥,而老潘怕老婆,潘阳则唯父母之命是从,如此,就形成了一个“娘舅指挥、娘亲监督、父子二人组合冲锋”的阵法。

潘家人不仅与我们撕扯,还到处咨询律师,打各种投诉电话,寻找公安、住建、开发商甚至房东的过错,并全程录音。收集完后,潘阳便把录音发给他老舅,每天打电话汇报请示,他老舅也情真意切地给他们出各种主意,包括提取胃内溶液,还给他们转了钱,又指示他们不要想着回去,要在这边好好地闹,“只有闹了,才能查清楚,才能找到‘头(负责赔偿的责任方)’”。

总之,用他老舅的话说:“人死了不能白死。”

“他们整天在我家里闹,我婆婆整天在家哭,弄得日子日子没法过,工作工作也干不好,我都快烦死了。是你自己跳楼的,要找什么‘头’啊?又不是别人把你逼死的!”

见张茹这么肯定地认为小叔子就是跳楼自杀,我们也很好奇这背后的原因,就继续询问潘星生前的情况。

“‘五一’的时候,潘星就和过年的时候一样,哪里都不正常,我让他爸妈把他带回老家,但是潘星不愿意回去,他爸拉他,他就跑,我老公就去追,追回来了,他就蹲在地上,蹲得好好的,突然就往阳台冲,就是那种要冲去跳楼的感觉。但是我家有防盗窗,看到防盗窗,他又蹲下来了。我们把他反锁在家里,他就不睡觉,整晚整晚不睡觉。”

我问张茹:“既然你们都知道他这个情况,当时也提出要带回老家看管,虽然最终没带回去,难道就都这么心大,没人管他了吗?”

张茹急了,回答道:“怎么管啊,警官!我和我老公结婚几年了,一直都忙得不行,连个孩子都不敢要,他爸妈都不管,我们怎么管啊?要说有责任,我觉得他爸妈要负最大的责任。我让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把潘星带回去,你们知道他妈说什么吗?她说:‘他(潘星)长大了,他有他的自由。’我心想这种情况,还说什么自由,打断腿都要带回去啊,怎么可能把他放在外面?!要是当时就带回去,哪怕就圈在家里养,也能养得起啊,哪里还有今天这些事!他们居然还偷偷地把手机和身份证都还给了他,现在好了吧,彻底‘自由’了!”

听了这一番话,我感到十分郁结,好好一条人命,这么年轻,但凡家里人多一点责任心,哪里会发生这种后果。可事已至此,一切都无法挽回。

张茹说,这段时间,老潘他们找了好几家律所,但是没有律师愿意接手,都说这种“命案”公安一定会查得很清楚,不可能留有空子钻。但是,潘阳的舅舅仍旧不愿放弃,又指导他们继续从有没有吃有毒食品、喝过期饮料等方面向公安质疑,并继续投诉住建局,说他们检查验收环节有问题,告开发商,说高层的护栏有安全隐患,骚扰房东,理由是没有安装防盗窗。

关于这些问题,不用我们说明,张茹自己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就算吃了有毒的东西,也是他自己吃的,又没人喂给他吃。就算喝了过期的饮料,会死人吗?就算他真的中毒死掉了,他死在床上好了,干嘛要跳下去呢?人家房东没有装防盗窗,违法吗?人家这个防护栏也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天天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他们根本就没有想一想,他们怀疑的任何东西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见与张茹的沟通比较顺利,我便开口问了一个心知肚明却不便言说的问题:“既然找不到突破口,事实也摆在眼前,他们还在纠结,到底是为什么呢?他们就没有想过让潘星早点入土为安吗?”

“他们不是纠结,就是觉得不能‘白死’,得有个说法。这都是他舅舅出的主意,让他们跟你们闹,要么有人来负责,要么就写成‘意外’,否则就不认非正常死亡,就说是你们没查清,要求继续查。”

我又试探性地问:“他们为啥非要把死亡证明改成‘意外死亡’呢?”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倒是怀疑他们是不是买了保险。”

张茹的怀疑与我们不谋而合,老孙乘势问:“是以前提过买保险的事吗?”

“年前倒是提过。当时我也是出于好意,提过一嘴,想着万一有点啥事,还能有点保障。但是,后来就没人说这个事了,到底买没买,我不知道。很多事,他们都躲着我、瞒着我,还骗我。”

那天下午,经过协商,我们与张茹达成了统一意见,请她从潘阳身上突破,无论如何,也要敦促老潘家尽快到所里办理死亡证明,让潘星早日入土为安。同时,作为交换,我们答应帮助她解决好她的两个顾虑:一个是她担心公婆会把死者的遗物带到她家——那是她的婚房,将来还要在里面带孩子、坐月子;另一个是请我们帮忙运送潘星的骨灰,用自己的车她害怕,以后都不敢开了。




两天后,潘家一家四口都来到了派出所。按照商定,我们不能泄露张茹曾经告知过的事情,为此,我和老孙事先商量了一番,决定就从我们调查的情况入手,重点是要让老潘一家转变思想认识、自愿签收死亡证明。

在接待大厅里,潘阳果然又提出了很多疑问,包括是不是喝了过期的饮料、有没有中毒,还围绕单位、房东该负什么责,住建局有没有责任等等,跟我们掰扯了许久。

我和老孙按照预先的计划,一一向他解释说明。

回答完所有的问题后,我故意问道:“之前,你们说潘星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可能还不够成熟,他到底哪些方面表现出不太成熟的?”

果然,潘阳又开始闪烁其辞,我便看向老潘。我俩刚对视了一眼,他就抬起头盯着上方,过了一会儿,才看着我的眼睛说:“他成不成熟,跟出这个事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既然你们非要搞清潘星到底为什么跳楼,就有关系。”

“查他为什么跳楼,是你们公安的事。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们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们已经给了你很全面的说法。你们也打了很多次市长热线,我们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你们解释说明,你们还想要什么说法?”

“我们就是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这就是说法。”

“他是跳楼自杀。”

“不可能,他再不成熟,也不会跳楼的。我的儿子我还不知道吗?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就在老潘坐在椅子上不停摆动双手、眼睛快速转动着辩解的同时,潘阳突然问道:“现在,你们把他5月份的情况是查清了,但是,‘五一’之前的呢?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呢?他有没有被欺负?你们查了吗?”

听他这么问,我有点绷不住了,语气强硬反问道:“按照你这个逻辑,我们是不是要一直倒查到他出生的时候啊?”

老潘“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指着我喊道:“你啥意思?你们警察了不起吗?你们没X本事查案子,欺负老百姓怪厉害嘞!”

老孙见状,赶紧打起圆场,拿着卷宗向老潘继续解释。我忍住一肚子气,一屁股坐到最角落的一张椅子上,离他们远远地。

哪知,老潘抬起手臂,把老孙手里的卷宗打翻在地,大喊道:“反正,你们查不清,我就不认,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就这样白白死掉!”

听到他这句话,我更加绷不住了——当初,是你想尽办法让我们开一个“意外死亡”的证明,老孙就说“不能让你儿子不明不白地死了,要查清楚”。现在倒好,你反过来又不认了,还说“不能让儿子白白死掉”。

老孙见我脸色很差,一个劲地向我使眼色,让我控制住情绪,我理解他的用意,也示意他放心。

最后,在老孙不停地劝解下,还是先把他们送走了。临走的时候,我拉了拉张茹的衣袖,告诉她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为了能让老潘一家心服口服,我和老孙又去走访了潘星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带着几名图侦队员同步调取监控录像。几天下来,我们摸清楚了:自从潘星来到这边以后,除了第一份工作是哥嫂介绍好的,他还先后在三家企业工作过,基本上都是上个几天班就单方面不去了,几家企业都按天给他结算了工资。

在向几家企业的多名员工调查情况的时候,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奇怪的第一反应:“潘星是谁”?

待我们向他们出示了潘星生前的照片后,他们才一脸惊讶地说:“他不是元明吗?脑子缺根筋的那个。”

原来,在几家公司里,潘星始终自称“元明”,偶尔他的领导喊他“潘星”,他还会非常生气地强调:“我不叫潘星,我叫元明!”

我们料想,这孩子可能早已不再认同自己本来的身份。两个一奶同胞,仅仅相差两三岁的兄弟,为何人生轨迹的差距这么大?潘阳有房、有车、有稳定的工作,光鲜体面。而潘星呢,穿的都是“某多多”上网购的衣裳,没钱了就去打几天工,有钱了就窝在群租房里,平均每天的开销只有十几块,简直像个乞丐。

假如潘星真的有精神或者心理问题,不管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走到今天这一步,他的父母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样是儿子,与潘阳相比,潘星就像一个弃儿,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似乎一直都在被放逐,更可怕的是,他的父母还找到了一条能够自洽的理由——“他有他的自由”。




张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凌乱的生活了,她以离婚相要挟,逼着潘阳去做公婆的思想工作,尽快把潘星的后事办结。

我们补充调查过后,再次给老潘一家充分全面地展示了潘星来到这里后所有的工作经历、生活轨迹。潘阳和他父母不再提出其他任何异议,但是依旧不愿意在死亡证明上签名,始终说“我们不能接受”。

我反问道:“那到底怎样你们才能接受?”

潘阳说:“凭你们这些证据,就算是潘星跳楼自杀,但是他为啥要自杀,你们还是没有说清楚,我们当然不能接受。”

他到底为什么会跳楼?难道你们心里就一点数也没有吗?你们所说的“不能让他白白死掉”,是个什么意思?怎样才算不是白白死掉啊?我心里翻江倒海,可是说不出口,毕竟答应了张茹,要为她保密。所以,我还是得压着火气耐着性子劝道:“他到底为什么会跳楼,我们也很想知道,但是即便查不清,也不妨碍非正常死亡的认定,这一点已经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你们总是说他生前一切正常,无论我们问什么,你们就一句‘他不太成熟’,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非要改成‘意外死亡’?”

潘阳和他父母依旧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情急之下,老潘还跳了起来,扬言要到政府去上访、去静坐、去堵大门。

讲理讲不过,开始玩赖的,真是活要面子,死要票子!我心里暗笑,但为了防止矛盾的不必要扩大,我还是缓和了语气说:“你们也不要激动,像你们家出的这种事,我们一般几天就结束了。但是你们的质疑太多,想法也太多,很多都没有必要。为了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这次潘星的事,我们调查的过程不亚于一起命案,很多不需要调查的也调查了。”

说着,我翻开在那几家企业调查到的情况,摊到潘母面前,指着笔录对她说:“你自己看别人都是怎么看你儿子的,他都不承认自己叫‘潘星’,可怜吧?你们当父母的,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就在我说话的当口,老孙实在绷不住了,他突然站起来,声音比老潘之前还大,伸出两根手指比划着,喊道:“20多天了,20多天了,开始我还一直顾及你们,毕竟你们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丧子之痛,现在呢?所有证据都摆在你们面前,从你儿子到这里之后,连在路边上撒尿的视频都给你们看了,你们现在还这么干!是还想要什么补偿吗?”

老孙又伸直手臂,指着殡仪馆的方向,情绪彻底崩溃,我赶忙起来去拉他坐下。他一挥手,接着说:“你们的儿子才多大?20多岁啊!英年早逝,他的冤魂现在还冻在殡仪馆的冷柜里,你们也看到了,跟冰雕一样,可怜吗?你们对得起你们的孩子吗?咱中国人,哪里不讲究个入土为安啊?你们现在这样对待潘星,潘阳怎么看?你们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呐!你们就一点都不考虑考虑吗?”

话音未落,“哇”的一声,潘母哭了起来,老潘、潘阳满脸涨红,想要争辩,却又无话可说。

过了一会儿,潘母带着哭腔问:“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潘家父子都不回答。

我赶紧递话:“你们要是没有异议,咱们就把死亡证明开了,你们也好把潘星的后事早点办了。”

潘母揩了揩眼泪,点点头,三人在死亡证明上签字之后,张茹就一脸急切地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想法,主动提出把潘星的遗物都暂存在派出所,等火化后,连同他的骨灰,我们安排车子一起送到火车站。

之后,我们如约送走了潘星的骨灰,也送别了老潘一家。

(本文人物名,地点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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