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陪妈妈：读自己的书，任女儿躺平吧！

说起到国外陪读，大家都说：“哎呀，到国外陪娃读书，你是去享福。”

其实，陪读是一份集司机、厨师、修理工、心理医生为一体的双语996工作。如果小朋友最后读出来了，那是人家的基因好；小朋友没读出来，陪读妈妈的人生就一片漆黑。

我家思思是资深的差生，从小学三年级成绩就开始倒数。她在国内读一年级的时候，上学还挺积极。那时的班主任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眼睛里都是笑。等过了半年，我去找老师沟通，走到教室门口，小姑娘得把脸板得苦大仇深，闹腾的教室才能静下来。

结果，小姑娘最后还是被调走了，因为很多家长觉得她不够严厉。后来的班主任，个个都是严师，就像家长希望的那么严。可老师越严，思思就越不想上学。我遇到过家长在校门口拉着老师的手说：“我的娃，你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严师出高徒呀。”可我好想去拉着老师的手说：“我的娃，就是个渣，你就让她坐在教室后面渣就是了。”

到了二年级，我送思思上学，她垂头丧气，像是去上刀山。接她放学，她神采飞扬，就像“中国郎”。轮到要做作业的时候，她愁苦得就像书包里面要窜出一条蛇来咬她一口。我在家里翻《老舍选集》，思思跑过来一看，就厌恶地说：“这个人，是专门写好词好句的嘛？”原来语文课的时候，老师常常大手一挥，说：“这里那里，都是好词好句，你们把它抄下来，背下来！”于是小朋友就连老舍也恨上了。

8岁的思思告诉我：“老师骂人的时候，我觉得教室垮塌了，整个世界都垮塌了。那些碎片穿过我，击碎我。”

到了三年级，思思的成绩已经很差了。一天我去学校接她，看见她正在写检讨：“对不起，我数学只考了78分，拉低了班上的平均分。”她告诉我，数学老师会在上课的时候说：“低于平均分的同学，站起来！”然后对坐着的同学说：“看，就是他们拉低了你们班的平均分！”于是，坐着的孩子投来鄙夷的目光，站着的孩子，就深深低下头去。

我是个溺爱孩子的妈妈，听到这个，心都炸裂了，转身就去找数学老师理论：“平均分就是用来拉低的！如果个个娃儿都要比它高，那个该是最低分啊。你这也是九年义务教育，我的孩子再差，你也不能这样对待她！”

我的“义务教育宣言”气得数学老师几乎跳起来。后来，他在班上常常冷笑一声，道：“思思的家长就是包庇她！我看她九年义务教育完了怎么办，只有去捡二煤炭！（成都方言，捡煤渣，意思是只能去做底层低端的工作）”

思思只有深深地埋下头去，但她说，她心里有点小骄傲：“我的妈妈是和我一伙的，你们的妈妈都是和老师一伙的。”

等到思思该上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终于拿到了加拿大的签证。临行前，玄幻小说读多了的我，跟女儿畅想未来：“如果我们有魔法指环就好了，一转，我们回到家里，一转，就出现在加拿大。”

没想到，思思小脸一板：“不需要，我走了就永远不会再回来。”

看来，严师也许能出高徒，但对渣娃来说，“被淘汰”的伤害是拉满了。

到了异国他乡，我带着思思去当地公立学校报道，英文和数学拿张卷子一测，老师连说“wonderful”，于是就把思思分配到了七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初一）。

我去过那里的小学教室，桌子是围成U字型的，一个班只有十一二个孩子。教室的后面是洗手台，洗手台边上是满满的绿植和小石头、小树枝之类的工艺品。书架上堆满了图画书。老师的讲台边上是一个藤编的篮子，里面放着画了名字的石头。每个孩子来上学的时候，就把画着自己名字的石头给放进篮子里去——我想，天，这就是我梦想的教室呀，差生能在这里当差生，也是运气了。

思思在学校享受了将近一年的“一对一教学”——因为学校的小留学生实在太少，开不起单独的语言班了，所以干脆直接派了个老师和思思坐在一桌陪读。授课老师在上面讲课，陪读老师就在思思身边连比带划，力求思思能听懂、能跟上。我翻过孩子一张讲褒义词、贬义词的卷子，老师在褒义词旁都画上了笑脸，把贬义词画了个哭脸。

我发现，加拿大的老师，似乎个个都是宽师，一个比一个宽——可能因为敢于在教室里敢喊差生站起来的，都被处分了开除了？他们看见学生都是眉开眼笑，好像是见到了加元。思思初来乍到，就像小猫猫，吓得尾巴都夹起来了，但是见老师笑眯眯的样子，还是每天鼓起勇气去上学。

当然，思思并没因为老师们态度和蔼就成了优等生。她的成绩仍然很差，离不开课外补课。我找的补课老师是UBC毕业的，当地私立学校退休的，收费35加元一小时（约等于180人民币）。她是上门授课的，每次带来满兜的图画书，带着思思手把手做作业。

我租住在一个中产阶级的街区，等混熟了一些，发现西人爹妈和中国人爹妈，完全是两种当法。

西人当爹妈，主打一个“陪伴”，他们门前停着房车停着船，有的人家门前甚至停着两三艘船，西人邻居一碰面，总是会问：“带娃儿到哪里去玩来着？”平时孩子早早下课，自己会去滑板公园游泳打球，到了周末，爹妈就带孩子外出骑车爬山露营滑冰滑雪。不旅游的时候，就全家上阵整花园剪树枝，圣诞节一家子上梯子架灯，把房子搞得灯火辉煌的，就像中国的灯光工程。他们觉得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带孩子去补课？没听说过；监督孩子学习？也没听说过。

一个西人邻居总结说：当地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是，“满口是爱，没得钱”，孩子成年之前，对其轻言细语，像对成年人一样尊重，孩子成年后，要想做啥都坚决支持——至于钱，自己去想办法。

而华人当爹妈，主打一个“奉献”，孟母三迁是常有的事，家家都把孩子的成绩当成战略目标来抓。下午3点一下课，华人父母就来接孩子去上各种补习班，费用每月上千。妈妈之间会深切交流哪里的补习老师好，有什么证书。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到了升学季，你就看，麦吉尔、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滑铁卢，好学校都是华人娃娃能去的，相当一部分西人娃，直接收拾包裹去打工了。华人爹妈说话虽然没有西人爹妈那么轻言细语，但对孩子的付出是实打实的，给孩子买一套房当“成年礼”是标配。

我那时在当地华人报社谋得一份工作，薪水一般（就是很穷），但“怎样给娃买房子买得安全”的普法类的稿子，每个月都要写一次。华人爹妈的奉献和西人父母的陪伴，我都做不到，我只能告诉思思：“我们家是这个社区里最有上升空间的，他们谁家也比不上咱家的上升空间大。”

思思深以为然，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想，自己当妈妈，也很有上升空间。

七年级就像个缓冲期，热情的宽师们带着思思一下就混过去了。那时我的英语不够用，和补课老师没啥交流，等到思思要上初中，她和小学班主任联袂来找我，说：“我们很担心思思，中学的教程比小学快，要求团队合作，要求演讲，思思很难跟走的，要给她加倍的帮助才行。”

当时我想：哎，加倍的帮助，但是还怎么加倍呢？思思不肯再补课，只有等娃自己加倍了。

果然，一上中学里，思思的难题来了。

首先是上台演讲。思思有点害羞，老师喊她用英语演讲，她上台之前紧张得三天吃不下饭，上台讲完之后还要再躺三天才回得过神。但学校的老师偏偏特别爱布置演讲，不管孩子外向内向，一个班就十几个娃，每个人都必须自己查资料，到时上台演讲。

而到“小组合作”时，西人小朋友“嗖”地就自发组起了队，大约是他们平时在一起打球滑冰，本来就熟，团队配合得那叫一个默契。而中国小朋友你看我我看你，最后只能组成了纯留学生组。

适应不了的思思，从十年级开始逃课，常常是课堂上要演讲了，她就溜出教室，在学校的角落里独自徘徊，心跳得怦怦的，都想去医院了。如此下来，她的各科成绩和我的薪水一样，非常的一般。好在老师给孩子们发考完的卷子，都要盖着分数发，表扬成绩优异的小朋友也要课后留下来偷偷地表扬，免得刺激了差生。

没有了快递和外卖，我在加拿大的工作和生活里手忙脚乱，锱铢必较，走进超市都要算乘法。我只够时间给女儿强调：“从十一年级开始，成绩单就很重要了哦，你要自己抓紧哦！”

可思思不知道怎么抓紧，她迫切地想要融入中国小留学生们的圈子。小学时，孩子还可以忽视的贫富差距，此时成了问题——班上的小留学生见了面，先斜着眼睛看彼此的鞋子，如果对方脚上穿的是椰子鞋或是耐克的空气鞋，那就一下定位了同类。听说有个小留学生，家里衣柜一打开，一地的鞋子，上万刀（加元，下同）。

其实，送孩子留学，是把娃大部分的学习压力转嫁为家长的经济压力。相当一部分的华人小留学生，家里是真的有矿的。有个女孩说要炒股，她爹直接划给她2万加元，让她炒就是了（相当于11万人民币扔水里了）。还有一个女孩，爹妈直接在本地买了房子，请了保姆来照顾她。可那女孩并不领情，每天中午都坐在学校食堂点外卖，跟同学们说：“你们要吃啥，我一起点了。”

思思的鞋子都是说不出名堂的品牌，而每份外卖价格十几刀，配送费还要十几刀，如果要回请，几个同学那就是一百多刀。思思的社交门槛被抬高了，她感到很孤独。说什么留学是丰俭由人，都是骗鬼的，对富人来说，丰，就是给娃买个房子，俭，就是只买鞋子不买房子。

我忍痛给思思买了一两双贵鞋子，一两件贵衣服，看她还想配齐包包，便忍不住训斥她：“你是不是傻呀，为啥要比鞋子呢？要和他们比学习呀！你看妈妈的朋友们，妈妈说喝五块钱的咖啡，她们家里就算再富，也不会说要喝十块的。一个团队的消费要以最穷的这个为准，否则就是故意排除这个最穷的。”

思思眼含热泪，比我还要悲痛，大声给我吼回来：“你喊我和他们比学习，那你为啥不去和他们的爹妈比赚钱？上学要做team work的，我不和她们玩没人带我组队，那分数从哪里来？！”

进入青春期的思思，开始成天照镜子。她就像个闪电娘娘，每天在卫生间里对着大镜子，拿着小镜子，拍照片，再PS一番，360度无死角地研究自己的盛世美颜。我见到，忍不住泼冷水：“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看一张名校的通知书最好看。”

思思不爱听了：“你自己更年期，就要打压青春期。你不要用你的价值观打压我。”

她作业做不来，不知道问谁，也不去问。打开学校的个人页面，都是红的，一堆没完成的作业，一堆overdue（未完成的事），我偶尔看一眼，血压噌噌升高——幸好，加拿大的学校是没有平均分这一说的，否则她在教室里站起来可能就坐不下了。

要陪思思一起做作业，那简直比两党合作还要难。我要从早上“请”到晚上，她才愿意坐在桌子前和我一起看欠下的作业——其实看到那些作业，我也头皮发麻，真希望给她点拨一下，她就能自己做去了。可是人家自己并不着急，反正就是抱着手机，手机比我这个亲妈还要亲。各种游戏，我看她都有个账号，每天的时间被手机排得满满的。

中国爹妈的做法自然是“严打”，我试图定规矩：晚上10点钟关网，每天只能玩2小时游戏。可思思对这个规矩嗤之以鼻，大声抗议：“你关了网我就要学习了吗？我就算没有任何玩的，把墙壁抠一个洞出来也不学习！”

我二话不说，给家里的网络安了个监控软件，每天晚上10点就在APP上把所有的设备网络连接一关，世界清静了。而思思则在她的房间里把门一关，鸦雀无声。

我们娘俩这样耗过了几个月，思思的成绩和以前一样差。一天半夜我惊醒，打开手机一看：天啦，APP为啥又自动把网络打开了呢？一查，才发现原来思思也下了同一个APP，直接把自己设为“管理员”，实现了上网自由了。

我气炸，想要物理消灭手机，几次把思思的手机抢过来、锁起来。思思以牙还牙，也把我的手机偷走、锁起来。我们娘俩针尖对麦芒，我吼她，她就吼回来。我想打她——哼，还不敢，我不想招来警察给自己搞个犯罪记录。什么天地君亲师，在加拿大这边，是人人平等的。

最后，思思和我对放狠话：

“你等着，我一到十八岁就搬出去住，再也不会回来！”

“你等着，我给你把行李清理好，我自己去住养老院！”

思思作业一塌糊涂，成绩每况愈下。我和社区里的陪读妈妈一起走路聊天，她吐槽：“我家的娃，嫌弃我不会说英语，又没本地工作经验，觉得我啥也不知道，啥都不肯听我的意见。”我也深深叹口气：“我说两门外语，做国际新闻编辑，我的娃也不肯听我的呀！叛逆期的娃，就不听人话的。”

我在家里养了一只猫咪，阳光好的时候，我踮着脚把猫咪往葡萄架一送，猫咪就手脚并用地往上拼命爬。我被此情此景搞得很是感慨——我也是踮着脚把我的娃往上送，但我的娃不肯往上爬啊。

加拿大这边的家长会都是“一对一”的。我不安地坐在老师面前，等着老师说思思的各种不足，思考着要怎么用英文狡辩，还不能把老师给得罪了。不料，老师拿出个小本本，告诉我，思思这样good，那样better，反正就是excellent。

这时，我听到走廊里叮咚作响，一个手脚明显不协调的孩子，推着咖啡车过来了。整个教研室的老师都放下手头的工作，围过去，各种彩虹屁，好像那个娃是省长的娃一样：

“You are excellent，你可以给我加点奶油吗？”

“你能给我来点红茶么？”

我伸头一看，那个娃一只手抽着，半边身体不听使唤，但他满脸深感自己有价值的笑容。

我缩回头——好吧，既然我拿手机和拖延症都没有办法，就让思思在学校excellent吧。

疫情来了，加拿大刚开始管得挺严，虽然政府没本事封城，可一旦有病例就封校。老师殷切打来电话，问每个小朋友有没有电脑，有没有iPad，如果没有，就发一个——因为学校要开始上网课了。

“不用，谢谢，我家很多了。”我真想告诉老师，我家电子设备已经多到我恨不得把它们都砸了。

网课材料是紧急拼凑的，教学质量只有天晓得，老师显然也知道，所以根本就不布置作业，随便学生大爷们爱听不听。老师安慰焦虑的家长说：“疫情是个黑天鹅，遇到黑天鹅，我们就做好自己可以做的就好了，学习这种事情，一辈子都可以学的。”

三天两头，老师在网课里放PPT，思思躺在桌子旁边舒适安全地玩手机。看到她宝贵的时光倏然飞逝，我就像自己被挖掉了一坨肉，痛得不行。我忍，我忍，我忍了再忍。一到忍不住了，又开始收手机，拔网线，母女就又是一场恶战。

母女大战完了，我还得当妈，还得重新怀柔。既然之前“专政”的做法不起作用，我也只好开始学习西人爹妈的轻言细语。

轮到学校恢复上课的时候，好了，祖宗不肯去了。我急得眼冒金星，好话坏话说尽，祖宗戴着耳机，就把房间门一关。打吧，加拿大不让；骂吧，人家戴着耳机呢。我真恨呐，恨不得政府把游戏厂家统统干掉——跑到加拿大来玩手机，干嘛不在中国用5G玩呢？还节约了路费！

我四处取经，打听家有“逃学狗”怎么办。一天，社区里有个白人妈妈来敲门，上门给我传经送宝了——差生和差生的妈妈是一家，不论肤色的。

这个白人妈妈是个医生，在当地医院工作，看心脏的。十几年前，有个吸毒的白人姑娘被送到医院，还带着一个瘦小的女婴。那个白人姑娘吸毒加心脏病，很快就不行了，医生就把小婴儿收养了。医生的老公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他们的儿子当时才几岁大，也帮着照顾小女婴。

我在教会遇到过那个长大的女婴，长得像西人版的林黛玉，她和思思是同学，在课业上比思思还要痛苦，学校老师最后建议她进了另一个stream（分流，在我的理解是个放牛班），那组学生有专门的老师看着所有跟不上课程的学生，不布置作业，也没有任何教学目标的。

即使是这样的宽松环境，那姑娘还是不敢去上学。女医生每天回到家，桌子摆着一堆脏盘子，床上摆着一个姑娘——在玩手机。

刚开始，女医生会一下就提高嗓音：“咋啦，咋不去上学？然后姑娘就哇的一声哭出来，整个人崩溃了，第二天更不会去学校了。

带姑娘到医院看，诊断出姑娘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病症，开药，吃了，头痛，又去诊断，焦虑症，再吃焦虑症的药。两种药都吃着，姑娘还是看不进书，不敢去上学。后来，女医生就跟着本地的心理医生学会了一招，“empathy（移情）”。每到姑娘崩溃时，就放低声音说：“哎，你一定过了糟糕的一天。这一定是对你太难了。”然后，再拥抱姑娘一下。如此，姑娘才能气息奄奄地看养母一眼，说不定第二天就鼓起勇气去上一天学。

女医生握住我手说：“有时候我也会崩溃，对着她一顿爆吼，接着我就会后悔，然后告诉自己，Tomorrow is another day，原谅了我自己，第二天重新empathy。我们当妈妈的，要永远平静，永远充满力量。”

女医生自己是麦吉尔读出来的，老公和亲儿子都是UBC的毕业生。家里姑娘缺课记录一团红，不交作业一团红，包括高中上stream，都是一家学霸无人见识过的情形。我想，在女医生违心地说“这确实太难了”的时候，她体内的学霸灵魂一定在尖叫：“这TM的到底难在哪儿？难在哪儿？”

思思连着逃了两周的课，我天天在家练习empathy，破罐子破摔地想：“自己生的，能怪谁？自己不也是初中六门课不及格？要不咱们就去stream嘛。”

一天下午，思思学校的辅导老师来敲门，手上还提着一个糕点盒子。思思“嗖”地窜回自己房间。我很惭愧，扯谎都不晓得该扯个啥子谎——用英语扯谎太难了——只能两手一摊，说：“谢谢老师来看她——她不出来。”

老师是个50多岁的白人女士，听说也读过心理学硕士，是见过大场面的。她微微一笑：“我来这就是帮忙的。”然后，就走去敲思思的门。

思思房门紧闭，装死。

老师吃了闭门羹，说：“嗨，思思，我买了一盒甜甜圈，收齐了所有的款式，我好喜欢，先给你拿来了。你把你喜欢的选出来，明天上学把剩下的带过来，我们一起喝咖啡。”

说完，把甜甜圈放在思思门口，老师拔腿走了。

第二天思思也不要人劝，像老鼠一样钻出门，带着甜甜圈去上学去了。我想，既然思思肯上学，那被宽师们继续拖着走吧。

加拿大的每个公立学校，都有learning assistant（学习助理）——就是给差生提供一对一免费辅导的老师。差生如果有作业做不来，去找这些老师，老师总要先陪你哀叹一番，提供情绪价值：“哎呀，这玩意太难了——不过我们有办法。”接着一顿手把手辅导，差生的一天就又敷衍下去了。思思班上有个国际生，英语差到无可再差，疫情时走进辅导室，老师只做了个手势说：“Please wear your mask（请戴上口罩）……”他就吓得一下退了出去，问华人同学：“她是不是喊我‘滚出去’？”

就这样差，也能留学，也能跟着老师学下去。对于家长来说，只要孩子在学习，终归是有希望的。思思没成为失学儿童，我感恩。但我不敢看她的学校后台个人页面，只能像鸵鸟一样埋下头，免得自己忍不住又干预。

跟国内的亲戚联系，才知道我在国内的小侄儿也是疫情期间不肯再去私立高中上学，最后勉强去了，也是各科成绩倒数。老师都有任务有绩效的，于是班主任出面劝退，喊几个差生的妈妈来学校领孩子回去，最好直接退学。

别家孩子的妈妈惭愧得很，把娃领回家了。而我堂姐是房产公司的高管，思路清晰，她去找校长理论：“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来，是要他们学好的，现在你说他们不学好，撵他们回家，那你学校的责任在哪里？你知不知道家家都只有一个娃，娃退学了对一个家庭是什么后果？”

校长被她说得哑口无言，给出一个活口：“如果孩子过段时间调整好了，你可以再送他来。”

堂姐一气之下，自己也辞职了，回家专职哄娃，终于，一个月后，侄儿又肯上学了。娃一进教室，老师翻了个白眼：“你还晓得来嗦，在屋头睡起多舒服的么。”于是，娃又回家了，每天在床上玩18小时的手机，瘦成一张纸片。

看着儿子在被子下微弱的呼吸，堂姐的头发跟着白。她翻出来一个观音菩萨的瓷像，每天上炷香，念叨，娃上学不上学都没关系，活着就好。

听说思思被一盒甜甜圈引回学校，和我通视频电话的堂姐眼含热泪：“如果学校的老师愿意来给他送一盒甜甜圈，我每天去给学校扫街都可以的。”

等疫情稍有好转，思思的小留学生社交圈土崩瓦解了。

起因是小富豪留学生们春假商量着要去多伦多玩，机票、酒店的花销，都是毛毛雨。但一个孩子的寄宿家庭死活不同意，于是另一个小富豪敢做敢当地说：“你就告诉寄宿家庭，说是去我家住两天，直奔机场就是了。”

娃们在多伦多开心过完周末，都回来上课了，寄宿家庭的家长们在教会聚会上碰头，有一家说：“我家娃到你家过周末，麻烦你啦……”

事情就这样穿帮了，寄宿家庭的家长们震惊了，跑到教育局去报告，就像是天被捅破了。结果，教育局以“dishonesty（不诚实）”的理由开除了三个小留学生。妈妈们来了，气得要命，又到处给孩子找私立学校，否则学签失效，只有回国。我暗地里因为这事开心了好久——被开除的娃之一，就是比鞋子的主力——好了，这下孩子们在学校总不会再比鞋子了吧。

学校里比鞋子的氛围弱了那么一点，小留学生们又开始比伙食了。思思这次得到了反杀的机会，中午在饭堂坐齐，同学们打开饭盒，这家是三明治，那家是火腿片，思思打开饭盒，红烧丸子麻婆豆腐宫保鸡丁白米饭，对其他同学来说是满满的暴击。

有天中午，思思打开一盒卤鸭子，一个小留学生失声问：“这是在哪里买的？我要买，我打车都要去买。”

思思露出四颗牙微笑：“这是我妈妈自己做的。”

其他小朋友们顿时枯萎了。

不过，叛逆期的孩子是不会让父母好过的，他们只是换着方式作妖。

思思宣布：“反正我努力一辈子，也比不上别的留学生有钱，那我何必要读很多书赚很多钱？我觉得我过平凡的生活就可以了。”按照她的看法，反正要过平凡的生活嘛，高中毕业不毕业无所谓的。她躺在床上继续打“王者”，六门课有四门要挂掉了。

和她一起玩的孩子，从中国小留学生变成了本地的白人小姑娘。白人小姑娘衣服鞋子都朴素，一副看淡名利的样子。但我也看到当地底层白人是怎么生活的——姑娘小伙高中读完，去寿司店里端个盘子，去面包店里烤个面包。都说“求其上得其中”，求一个好生活，折腾半辈子，可能就落个平凡的生活，而求一个平凡的生活，搞不好就要落到街上搭帐篷了——何况，思思所谓的平凡的生活，那可是我这当妈的奋斗了半生才得来的最有上升空间的生活。

我企图说服思思：“平凡的生活可不是给我们这样的外人预备的，那是本地白人才有的。你还是要考个大学，不行考个社区大学也行啊，找个时薪高点的工作，穿好点吃好点住好点，过更有品质的生活。”

思思戴着耳机，大声抢白，好像我不是她妈妈，而是仇人：“你总是想掌控我的人生！你自己工资有多高？读书好，你自己怎么不去读？我不需要穿好的吃好的住好的。我最讨厌这样的人：自己不飞，生个蛋，喊它使劲飞。”

和思思对吼一番，我喉咙都被哽住了，empathy破功了。想到女儿以后可能也会像那个医生家的白人姑娘，高中毕业证都领不到就去面包店打工，或者，更糟糕，躺在床上打一辈子的“王者”，我觉得我不如死了的好。我恨不得钻到思思的身体里去，卷每一门课，卷进大学，走上人生巅峰。

我想到了邻居家养的狗——前一阵，它也当了妈妈，生了崽，刚开始爱得不行，成天都在窝里舔小狗崽，出门遛弯的时候像箭一样掉头往家里跑；可等到小狗崽大了到处跑，狗妈妈外出散心，一走半天，如果小狗踩到它了，直接呲牙；等到小狗崽大了送走，狗妈妈眼皮都不撩它们一下，管你去哪里，反正莫要影响我的狗生。

看着后院子里狗妈妈在游刃有余地带娃，我感到自己还没有狗有智慧。我和思思，像两个司机坐在同一辆车上争夺着方向盘，车子被我们娘俩争夺得歪歪扭扭，险象环生。

在中文社区里，一说到学习，就是“年龄大了，记性不好”，“学习还是让下一代去吧，我们这代就打打工好了。”父母的主旋律永远是守着孩子学习：送娃去补习了，送娃去英语了，送娃去……总之就是最好的教育资源是给娃的，父母就是24小时随身的保姆加司机。

为什么要守着孩子学呢？孩子自制力差啊，孩子贪玩啊，不守着，学不进去啊。那，爹妈的自制力强，不贪玩，不用守就学得进去咯——既然孩子不肯学，我干嘛自己不学呢？

我冷静下来，给思思下了最后通牒：“那好，以后我去读书，卷进市中心大公司穿金戴银。你就去社区的寿司店端盘子，我到时就穿着MaxMara（意大利奢侈服装品牌，高端职场女性风）到你端盘子的寿司店里来吃寿司，你不要哭。”

华人总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但在西人社区，人退休了都还能去大学读个免费的兴趣班。我在教堂见人就说我的梦想，很快，教友们就派出一个UBC毕业的爷爷和一个阿尔贝塔大学的奶奶来辅导我学习了。他们每周在Zoom上见我两次，陪我看各个学校的招生简章。当时我的英文水平，连招生要求都看不明白，给college打了几个电话，每次接线员一说话，我就心跳得厉害。

一次在教会，一个本地老板走过来，诚恳地对我说：“10年前我从叙利亚当难民过来，决心要读书，就去读了个水管工。现在我的兄弟姐妹都过来了，我有自己的企业。读书的时候我写下我的梦想——要把兄弟姐妹都接过来，要有自己的事业。你不要觉得自己基础差，每次想放弃，就把梦想拿过来看。”

这个老板真是一个励志模范，我所在的社区，这家水管公司有好几辆水管维修车在街上跑的。

我也要把我的梦想写出来，随时拿着看——我的梦想就是：读自己的书，让思思哭出来。

私立学校热情似火，在谷歌上一搜，前三排都是他们的广告。招生要求宽松得让人如沐春风。招生顾问口沫横飞：“我们的专业，毕业后工作随便找。下个月就开课，你得抓住机会。你可以在A校区上课，也可以在B校区上课，很灵活，随便挑！”

我问：“请问老师是谁？他的职业背景是啥？是一个老师带一个班，教所有的课，还是几门课各有老师呢？”

招生顾问：“你问了个好问题……等回头老师确定了，我会发邮件告诉你的。”

再一算学费，2年，2万多刀。

招生顾问：“你可以申请学生贷款，政府还会贴补你2千到3千刀。而且我们不用考英语哦，不用考英语哦。”

这个college就是自己出一张卷子，英语加常识，答对一半，就能入学。再去公立college一对比，同样的专业，2年学费只需要7千多刀。哪个老师教哪门课，清清楚楚，老师的头衔专业背景，明明白白，至少不会下个月要开学，这个月老师还不知道是谁。

不过，公立college是要考英语的，学校接受的英语考试五花八门，包括但不限于雅思、托福，从LPI（UBC发展出来的一种英文测试）到LEAP，不同的级别能进入不同的年级，不同的专业又对阅读和写作有不同要求。

这真是一次实力劝退，在老爷爷老奶奶的帮助下，还有“不考英语就要花2万刀学费”的刺激下，我缴了65刀，报了个公立学校的入学英语测试，想看下自己到底差多少。

阅读、写作、词汇，加起来要考3个半小时，这时间雅思写作考完3遍了。卷子一发下来，这个单词字好像认识，那个单词也好像认识——但都是“好像”啊。

文盲泪流满面地爬出了考场。

65刀考试的分数出来了，听说读写都差一点点——难道只能去交2万刀的学费去上私立college了吗？

我发挥了记者的精神，把公立college的教学主管邮箱地址翻了出来，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约到了补充面试。教学主管是个慈眉善目的西人老太太，她问：“为啥你要求补充面试呢？”

我老实回答：“因为我想读这个专业，但是考不过你们试。”

得益于教会老爷爷老奶奶的一对一辅导，我英语虽然差，会说的词都是字正腔圆的。然后，我就用有限的口语发功：“刚来加拿大，我在面试第一份工作的时候，老板就告诉我，第一代新移民，是开不了花的，就像是石头上开不了花。要第二代，我们的孩子，他们才能开出花。”

“Bloom”这个词儿大概是在面试语境中太不常见了，老太太愣了神。

我接着抒情：“我相信，第一代新移民也是可以开花的。只要有受教育的机会，石头上也是可以开花的。”

我不知道英文中有没有使用“bloom”这样表达的。

但老太太似乎是听懂了，她眼圈儿一红，我也眼泪汪汪地看着她——不是我爱激动，实在是考不过这个英语考试，也不愿意多花1.3万刀。

老太太开始帮我找借口：“我看你口语听力都还可以，为啥写作阅读就是不过呢？是不是我们的考试形式你不太适应？我打印个文章给你看，你告诉我内容可好？”

好好好！

善良老太太给我打印了一条新闻，是关于政府限制房租涨幅的。我稍微一复述，她就赶紧宣布我过了，可以报名上课，只是升级的时候，要补考英语成绩。我热泪盈眶——终于省下了我的1.3万刀，我终于走上了读书这条金光闪闪的大道。

我把录取通知书在饭厅里一贴，让思思看到了哭一哭。

走进college教室的时候，里面的白人一个比一个年龄大。教学主管老太太慈悲心肠放过了我，并不意味着我真的能过关。白人老师在讲台上面滔滔不绝，我在下面呆若木鸡。老师讲到后面去了，我都不晓得翻页。

但我心里是充实的：女儿的时间被浪费得七七八八，好歹我的时间都是有价值的呀！鸡蛋没有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心里舒服了。

啃书的时候，我也会一头懵：我在哪儿？我是谁？我为啥在读这么难懂的东西？听到课堂上有同学自我介绍：“我是UBC某某专业毕业……”顿时觉得天上响起音乐，地上撒了鲜花，我自己拿话筒站到舞台中央，只能说：“感谢党，感谢人民，感谢所有的TV，让我荣幸地和UBC的毕业生做了同学……”

为了让思思哭出来，我对每门课都是一个死缠烂打。老师上课的时候，我听不懂的就反复听，还要做题，内在的小人儿被虐得满地打滚。好在YouTube上啥都有，任何一门课，都有相应的学院挂上来网课，开字幕，跟读，听写，我的朗读成了家里的BGM。

思思想要开个黑（打“王者”），队友问：“谁在读书啊，这么大声？”

思思情绪立时有点低落：“哎，那是我妈在读书。”

思思怕看教科书，其实我也怕。拿着几百页厚的英语教科书，看到第一行跳到第三行，看到第三行跳到五行。我决定把教材往谷歌翻译上搬家，一段段打上去，自制中文翻译本。UBC老爷爷和阿尔贝塔的老奶奶，每周仍会在Zoom见我，给我摇旗呐喊，陪我做作业，写小作文，顺便纠正我读音语法的错误。等我翻译到半本书，200多页的样子，也不用谷歌了，自己一行行就能看了。

我真想范进中举一样，跳出门，跑上街，大声疾呼：“我看懂书了！我看懂书了！”

思思看着我成天得意洋洋，有点小羡慕。

学校通常是一周一小考，一学期一大考。说到考试，我一点都不怕。在考试之前，老师会发下来一份Review（复习）。这张纸，加拿大学生只当是寻常，我却如获至宝，会查字典一个个背下来——这样，75%的考题就在手中了。

一学期有4到5门课，我越来越忙。我每天早上6点半闹钟都不要就会醒来跑到公交站去等车，8点钟准时坐到教室里，等着老师们噼里啪啦一顿输出。加拿大的高中像中国的大学，宽松得很，随便你怎么学，过关就好，这里的大学就像中国的高三，每天8小时课，还要留下一堆作业让你回家去卷。我不想管思思的生活了，开始摆烂：“我看Costco的蒜蓉面包就挺好。每周买一条，加黄油奶酪火腿3分钟吃完，又不用洗碗又不用洗锅。”

我的话像晴天霹雳，劈得思思一脸的生无可恋。但我确实发现，中国家长做饭实在太浪费时间了，每天花费几小时做饭之后，难免要发“娃好好学习以后找个好工作”的梦，发梦不顺利，就要开始唠叨，就要和娃闹矛盾。为啥要浪费时间发人家的梦？我要发梦就发自己的梦。

思思的衣服我也不洗了，家里的清洁，我只做我自己的卧室。上街买衣服买鞋子，我只给自己买，因为，“平凡的生活就不需要穿新衣服的”。

老师成天说，同学们，不懂就问哦，不要等到quiz（测验）才问哦。然而，文科专业的弯弯绕，是非母语人士连问都问不出问题的。我这样的混进college的学生，如果问问题暴露了，被拎出去了咋办？

作业更是让我白头搔更短。例如：“阐述你对加拿大宪法的看法，特别是联邦与省份的分权条款。”——我能有什么看法？加拿大的宪法，那咱们当然是坚决拥护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啊！

这种问题要是去问老师，她就会发现我是混进来的了，也许给我开后门的老太太还要吃瓜落。可去教会的老爷爷老奶奶，没学过四项基本原则，问中国邻居，他们也不晓得加拿大还有个宪法。最关键的，college不准上网抄答案，每3个词雷同，就算抄袭。

每周都是这样的一堆灵魂之问，老师一要论文就是几大篇，作业大叠大叠地交，东拉西扯地凑。穷于应付中，我终于现了原形，被另一个教学主管揪出来了。她的眉毛上挑进了头发：“这位同学，你为什么写的英语一长，就这么不流畅？你怎么过的入学考试？我们这行非常考文笔的，你这英语文笔，写个submission（提案）人家能看懂？你需要全职念英语，否则我没法给你毕业证书。”

刚考了一门的期末考，我垂头丧气地回了家。我是考理论一条龙，考格式一条虫。这个考试考格式，还倒扣分，不管我写了多少舌绽莲花的内容，只要有格式装订行距错误，就直接扣分。我差点被扣到“归零”。

过去我看思思的成绩单，总是浩然正气：“这个居然是C？我看你是游戏打多了。”现在看看自己作业上的几把大叉，成绩单上的D、E、F，对女儿都是理解和祝福。

这时候，白人女医生又来敲我门了：“我女儿的心理医生退休了，我给他说了你的情况，他就住在你背后这条街，走，我们一起去他家。”

还有这样的好事？心理医生，那不是高高在上、得等着预约的么？不是一小时两百刀起价的么？我跟着女医生跑到心理医生家——这就是阶级姐妹的爱啊——退休的心理医生才落地，就被她运送到我面前，我恨不得亲她一口。

心理医生是个高高瘦瘦的老爷爷，侧影像格里高利·派克。他夫人也是他的护士，倒上茶，摆出来一堆苹果梨子饼干点心给我。

“你说思思学习差，她到底是怎么个差法？”老爷爷问。

我被学校折磨得够了，写的论文也多了，说话不再颠三倒四了：“我们家，成绩都差。我妈妈成绩差，没考上高中，我小时候也是很差。老师上课，我不能听讲，思思也是。老师让看书，我不能一行一行地看，总要跳行读下去。每次想到要做作业，就痛苦得不行，没法开始。所以拖欠很多作业，老师恨我得很。思思也是这样的。我怀疑我们都有注意力的缺陷。”

心理医生默默听了，在自己笔记本上一顿记，又说：“我要去见思思的学校老师和其他知道她学习情况的人，收集一下意见。”我心里“咯噔”一声，哎呀，还不能开药啊？好吧，为了娃，再多的钱也拼了，于是问：“您怎么收费？”

心理医生微微一笑：“我会记下来为你的孩子花费的时间，你以后就把同等的费用，或者同等的时间，奉献给本地教堂就行了。”

我的眼圈立马红了——我一个连书都读不明白的渣，有啥资格去和一个工龄40年的心理医生一对一换时间？如果这个老爷爷帮了思思，那，给我发个扫把，我能把教堂的地都扫秃。

接着，心理医生开始了调查。他先找思思的学校老师，拿出个量表让老师做，老师认真做了。心理医生看看，收了起来。他又请思思刚来加拿大时教过她的补习老师喝咖啡，我一个箭步去抢着给了咖啡钱。那个好久没见的老太太，翻开带来一个文件夹，拿出一张画得花里胡哨写得乱七八糟的纸说：“这是思思12岁时上完课自己写的，我收起来了。她是注意力上有缺陷，我需要用很多方式来吸引她的注意力，学10到20分钟就给次休息时间。她的头脑里有很多念头，所以无法集中在一个事情上。我希望你在治疗她的时候，不要掐灭了这些灵感。”

我的眼睛又湿润了，有感动也有内疚——我看到思思的成绩就烦就急，没办法去爱护她的灵感，总会想，什么鬼灵感，又不能算分。

心理医生收集意见完毕，给当地的正在执业的心理医生写了一封信，让对方给思思做一个测评。我想，这就是开后门啊，思思插队了。可我并没有把握能让思思能去接受心理治疗。在国内的堂姐给我说，在侄儿躺平在床微弱呼吸时，她出尽了百宝，也包括带侄儿见心理医生。侄儿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每次她除了需要付心理医生的钱，还要付给儿子500块钱，才能让娃抬眼皮看心理医生一眼，屈尊和心理医生说上几句话。

这样的治疗，除了浪费钱没啥效果，我可没有这么多钱来付医生和女儿。但没想到，转折点，很快来了。

有一天，思思和她的朋友出去照相，我在家和课本死磕。到了下午，思思惊慌地打来视频：“我的手机在天车站被偷了！我要和朋友去找警察，调监控。”

我赶紧稳住她情绪：“你的手机不是能用iPad定位的？我给你把iPad送过来，我们追！”

我在天车站（温哥华的地铁站）跟惶恐的思思汇合，她和一个脖子上挂着个哈苏相机的女留学生一起泪汪汪地说：“警察不给我们看监控。”

在iPad上一番操作，我们看到思思的手机在沃尔玛里面转啊转啊，于是立刻再度报警，告诉警察贼在超市里。警察一副淡然的声音：“你们不要自己去追贼，我们在附近有巡逻的人，你给个电话，我们巡逻人员会和你联系。”

等啊等啊，巡逻人员的金身并没有出现，思思穷极无聊，在iPad上不断设定，让手机报警。我坐在沃尔玛出口，竖起耳朵听。一个行色匆匆的高大白人带着“滴滴滴”的声音从我面前掠过，手机的警报声我没听过，我大声说着“Excuse me？”想要截下他问一下。

没想到，那个白人撒腿就跑，我也立刻撒腿就追。他“嗖”地窜过了小街，根本不看红灯，街上车被吓得一个急刹车。我也“嗖”地窜过了小街，感觉距离那个白人就差一丢丢。我对着等绿灯的行人大叫：“Call the 911（打110）！Please！”不紧不慢摇晃着的巡警们，看到这边一个逃的一个追，立刻大喝一声包抄上去，他们训练有素，半分钟不到，就把那个白人按翻在墙角，他的背包里，还在滴滴滴狂叫。

我大声说：“Return it to me！（还给我）”

警察把手机还给我，我气喘地往回跑，迎上狂奔过来的思思：“你的手机在这儿。”

警察把我们请到警车里录笔录。录完笔录，我的气也匀了，一个老警察看着我，灵魂质问：“女士，你干嘛要追他？你追不上还好，万一真追到了，你怎么办？这些人可能有凶器，一个手机也就是几百刀，怎么都不值得冒着生命危险去追！”

在我看来，追到了，那就一身正气地喊贼把手机交出来，至于1米6的中年妇女怎么能逼迫1米8的白人男子交出手机，确实没想过。而且，我追的不是几百刀，我追的是女儿的手机啊。我被老警察问懵了，回答：“这手机对我的女儿很重要。”

思思在旁边呜呜哭了：“妈妈你不该去追他，你更重要。”

哈苏相机姑娘站在旁边，眼睛里都是小星星，她艳羡地对思思说：“你的妈妈是你的英雄。”

有了追贼这个小插曲，等公立心理诊所通知我们就诊，思思二话没说，直接跟着我去了。

这个测评的心理医生，武器比较先进，她拿出一堆电子游戏，让思思在电脑桌子上一个人打。有时候是落字母的，有时候是落图形，有时候是声音，一闪而过，总之思思需要操纵键盘，把这些都打下来。几小时后，结果出来了：心理医生给我解释，显而易见的，思思只能捕捉到10%到15%的图像和声音，她是真的有注意力缺陷症的。

心理医生刷刷刷开了一个证明，告诉我：“对思思这样的孩子，学校应当给更多的包容。如果让她做阅读和写作考试，学校需要给额外的时间。如果思思需要，这个证明可以在她参加包括雅思考试在内的考试时使用，考试方需要给出更多的时间，例如，听力放2次。”

医生还给思思开了一小瓶药，每天一片，说是可以帮助孩子集中注意力的。

心理医生给我也来了个辅导：“注意力涣散的孩子，就是没法遵守时间。她会反复催促自己，想要推动自己，但无能为力。她像是睡在一个深深的洞里，没法爬出来。催她，吼她，憎恨她，惩罚她，都没法改变这个事实。只有支持她，鼓励她，她才能爬出来。”

走出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我和思思对望一眼，两代差生，两个仇人，手牵在一起了。

我也明白了，自己考理论一条龙、考排版类一条虫，原来也是注意力有缺陷，天生就不是干这个的料。对我来说，1.5的间距和1.0的间距，毫无区别——谁知道这个是病啊？

接着，那个退休的心理医生开始发功。他并不直接喊思思在规定时间到规定地点正襟危坐地谈话。他邀请我和思思到他家喝茶，我和他太太聊，他就把自己的位置安排在思思旁边，想和思思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话。思思不肯搭理他，躲到沙发背后去把自己挖个洞藏起来。老爷爷一打响指，召唤过来家里的狗。他教思思：“我的狗很害羞。如果你看着她，她就会对你汪汪叫。如果你要喂她，你需要背对着她，没有目光接触，从背后把吃的给她。”思思就从沙发后钻出来，真的去喂狗了。

渐渐的，他们聊起来了。老爷爷的眼睛就像煤炭一样，又深又黑，他看着思思，好像思思说的每句话都是宇宙真理。具体谈了什么，我听不懂，我只看到老爷子的笔记做了大半本。

喝了几次下午茶，思思也试着吃了几次药。吃这个药，她会头痛，但是注意力能够集中很长一段时间。她又惊喜又低落地说：“原来他们普通人是这样的啊，听，就能一直听下去，听了就能懂，懂了就能做。看到2就是2，不会看成3。我们两个以前好苦啊。”

老心理医生离我家住得近，常常过来送个自家做的饼干呀，老太太在后院子里摘的一朵花呀。每次见到思思，老爷子就对着她挤一挤眼睛，击掌，满眼里都写着：“你可以的，我相信你。”好像是和她有一个密谋。

思思没有拿出来她的注意力缺陷证明要求学校给予特殊照顾，她的成绩也一点一点好了起来。有一天，她回家兴奋地告诉我：“数学老师发了卷子让我们做，他以为我做不来，走过来想帮助我，结果看到我都做出来了，他吓得嘴巴都成了个O。”

学校的老师们一定很惊喜：一个资深的学渣，居然重启了。就凭这态度，也要多给点分。

思思的英文也开始刷分：她拿出打游戏的精神，把老师喊读的小说每一页标注得密密麻麻，做上标签，罗密欧和朱丽叶想的啥，了不起的盖茨比想的啥，她搞得比作者还要清楚。每次写作文，思思下笔就是1000字，成绩嗖嗖往“B+”走。

一点点正反馈过来后，思思能够按时交作业了——虽然还是在最后一秒。

如此到了第二年，思思各科都脱离了C，保B争A，得到了学校“进步最快”的奖学金。她甚至接到几家大学的offer，每家都比我的好。后来，我们初到加拿大给思思补课的老太太，要去公立中学当督导员，把我写成了她的推荐人。

公立中学校长做背调时，我的英语已经被college淬炼过了。我对校长说：“她开始教思思的时候，我的英语不好，不能给定什么教学计划，都是她自己找的教材确定的方法。在思思遇到学习障碍我请求她帮助的时候，我早就不是她的顾客，但她马上就出现了。她保存了思思写下的只言片语，我从没付钱让她这样做。如果你雇佣她当督导，你是有福的。只要你曾经是她的学生，她就觉得永远对你负有责任。她的品质 Out of the payment。”

校长沉默了一会，说：“谢谢你，另外，你的英语真的很好。”

我已经不再把我和女儿看成是一个整体，她的成就是她的，我还是只有转头继续卷，要把“读自己的书，让思思哭出来”的计划贯彻到底——反正以后是要去住养老院，那就多赚点钱，住个好点的。

之前在college里，我一直很困惑：天啊，地啊，为什么老师非要把Word文档搞出来这么多花样呢？难道我们要靠Word拯救世界不成？现在我明白了：那就是正常人的沟通方式，用文件的格式来显得自己认真对待了工作。

最后一学期，我的文件格式差到没法毕业，老师几乎要给我跪了，三请四催，把我请到Learning Center（资源室，西方学校里为特殊学生设立的补习场所）——之前我像鸵鸟一样，打死也不去。

Learning Center就在图书馆里，一排顾问坐着，就等学不明白的学生来宠幸一下他们。一个顾问一看到作业，就说：“哎呀，很简单的，你只是没看明白这个文件有十七八个要求，漏掉哪个都不行。”

那架势，仿佛就算真是个智障，顾问也要一对一手把手也要给你教会了。

几轮一对一辅导下来，我有一天突然开了窍：老师的文件格式既然是全世界最好，那就别自己新开模板去模仿了，一个词一个词地照着打进去原文件就好了。课本上的信件既然写得全世界最好，那也别自己原创了，把它们一个个分类编进文档做成可选项，需要哪段就选哪段好了——这样就没人说我英文表达不地道了。

老师和我执手相看泪眼——这个专业开学的时候有23个学生，临近实习，只剩下16个了。我就是第16名。

接着，公立College的另一个功能就开启了：匹配新工作。

公立College不是靠收的我们那一点点学费维持的，肯定收到了政府很多补贴，在促就业这块花样撒钱。比如烘焙专业，学校的一楼办了个面包房，老师学生每天早上一起烤面包，下午开店卖货。面包的价格只有市场价的1/3，我买个全麦包，一个毛手毛脚的女孩子一拿，3、4个全麦包掉地上了，老师一个箭步捡起来，把它们都扔进了垃圾箱，看得我好心痛。College一楼还有牙医诊所、美容美发和餐厅，学校自建一堆企业，给每个学生一份最初的“工作经验”，然后再把学生们运送到就业市场去。

College的行政也不是搞行政的，那是六国贩骆驼到处拉关系的。他们每天给过去的毕业生打电话，问他们在哪里工作，然后去拜访他们的工作单位。一听说哪个企业有要放出来的工作岗位，行政就要把新一批毕业生发过去实习，实习完了，一大半的学生也就顺势留下了。

在实习之前，老师们如临大敌，要给学生们搞个模拟实习，把所有实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给你模拟一遍。老师会和每个学生促膝谈心，成绩好的学生，送到市中心最好的公司，这样的公司自带食堂，外面卖5刀的炸鸡，人家都只卖1刀。像我这样的资深差生，那就去一个小公司，老师会告诉我这家公司想招什么人，大概会在啥时候发广告，我进到这公司，公司里到底是谁做主，有啥禁忌，我已经都知道得差不多了。

期间，老师还摸到我实习的办公室。她先找我的上级，关门一顿彩虹吹，我在外面都听到她清脆的哈哈哈。再找我的同级，也是好一顿感谢。最后，她给我递了个“势在必得，你可以的”的小眼神，潇洒地走了。

我实习时所有的文件，都是读书时做过的，连格式都一样。收到的所有工作任务，都是老师教过的，连措辞都差不多。像我这样全靠Learning Center毕业的吊车尾，都能被精确地分到一个萝卜坑里。我拿到offer，对这个设计精密的、从学习到就业的公立教育系统心悦诚服。看来，就算我和思思真是块二煤炭，也被这些宽师七手八脚一路运送到了炉子里发光发热。

最后，我终于卷进了……市中心的公司——不管大小吧，我感觉到祖坟上冒起了青烟，就等思思呼天抢地地来哭了。

尾声

最近回国一趟，知道另一个亲戚的娃也躺平了。孩子每天看手机，打手游，半年不去上学，瘦得像根藤藤。如果父母威胁要断网，那他就反着威胁要从20楼跳下去。亲戚们聚餐，娃当然是不来的。亲戚们一顿热烈的讨论，给娃的爹妈出谋划策。

建议包括但不限于：断网收手机是必须的，有必要断水断电断伙食；把娃押送去看心理医生；把娃带出去旅游，走到山村去没有信号的地方；把娃强制锻炼身体，最好送进厂去打工。

亲戚们甚至呼吁，国家出台个法律，把游戏厂商劈了最好。我顿时懂了杨永信的群众基础——网瘾学校，是用更大的恐惧战胜了恐惧。

我想，教育本该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棵树影响另一个树。

我在饭桌上讲了思思和甜甜圈的故事，亲戚们越来越安静：“孩子就像小猫小狗，大脑没发育完全。走上岔路的时候，喊打喊杀都只能让他们更害怕。老师在正路上给一个甜甜圈，说不定孩子就走到正路上来了。如果外面没有一个甜甜圈，你又把娃推出去，娃就再一次地被打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