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篇 

《洋混子》

【人生自白】之 ⑦

据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统计，北京城常住的外国人有十万余人。汤姆有三张护照，一人就占了十万外国人的三万分之一。英国的乔治是他，巴西的路易也是他，他说他这两张护照是从一个长有棕色胡须的人那儿花五百美金买来的。

我是在北京飞往旧金山的飞机上认识他的。因为他坐我身边。他说他这次是用他本国籍的护照离开大陆的，所以他现在是汤姆·杰克逊。他似乎无所谓地和我聊着天，但两眼却闪着一丝泪花。等我们从上飞机到飞机起飞的几十分钟里成了“老朋友”时，以后的十几个小时里我便成了这个说一口流利北京话的洋鬼子的听客了......

我是一个热爱中国的美国人。你知道吗？我们家三代人都爱中国，真的。我的曾祖父老汤姆有一把棕色的胡须，顶早谢光了，可棕色的胡须飘飘洒洒的，象是永不枯萎的野草。

我就是在这野草丛里长大的，就是在这丛野草里知道和熟悉了陌生而又神秘的中国。老汤姆每天醉熏熏的，他醉熏熏地做了一个传教士的仆人，醉熏熏地涉洋去了中国。

我的祖父在庐山的教会学校里受过教育，以后当过租界的巡捕，也倒腾过古玩，股票，赛马票什么的，还在国民党军队搞过医务。他几乎是最后一批被战争的隆隆炮火驱回太平洋彼岸的，在只有福克纳笔下才会出现的一座德州小镇里安定了下来。他唯一的乐趣就是与我说说中国，说说他生活了近五十年的地方：我望着那张隐没在棕色胡须里的黑洞洞的会说中国话的大嘴，时常生出一种莫名的奇妙冲动。

我十五岁辍学，在达拉斯热闹闹的电影院里兜售爆玉米花、棉花糖之类的小食品。刚满十八岁那年，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因我致孕，在课以一千美元罚金和半年监禁的刑事处罚中，老汤姆毫不犹豫地为我选择了逃跑。象是早有准备似的，象是早盼着这一天。

老汤姆为我取出两本护照，说是英国和巴西的，有效期为二十年，凭它们可以踏进中国的大门。那是一个让人脚趾头都痒痒的舒服地方，老汤姆摸着棕色胡须说。我揣起了护照，老汤姆嘟嘟囔囔地说这花了他五百美金，我摔给他五百元，还感激地揪了他那把棕色胡须，亲昵地骂了句：“老头子！”

我先到日本、台湾闯天下，钱财和女人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风一样来风一样去。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获准了签证，踏上了那熟悉又陌生的国度。

一九七四年的中国，大陆人的敬而远之甚至是惧怕以及千篇一律的政治术语，把我拒之于中国社会生活之外，就象水和电一样不能交融。没有财发，没有属于我的中国女人，只有从精神到肉体的压抑，我觉得上了那个老头子的当，厌恶透了这个除红色崇拜再无其他色彩的国家。

我只好在北京语言学院学汉语，和一些黑人、阿拉伯人、朝鲜人、日本人搅在一起，但我没有正式学籍。后来我转到北京大学读书，同样地无学籍又是混读。我觉得家中那个老头子教我汉语够多的，够用的，没有必要花钱学语言。但我热心听课，交一群留学生朋友，也想结交中国学生，因为北京大学是个高干子女比较集中的地方。但这种努力的结果几乎是零，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哪个家庭敢接待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老呢？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交上了好运。

我有一个叫瓦费拉的黑人朋友，接到建国二十五周年招待会的请柬后，兴奋地提前喝醉了，醉成了一摊泥。醉中把请柬送给了我，我和一群被邀请的留学生被车拉到了大会堂，金碧辉煌的宴会厅。

那天，周恩来正好主持招待会：当周恩来举杯朝外国专家和留学生的桌子走过来时，那些傻冒儿们都鼓掌和傻笑，唯独我微笑地迎上去，周恩来冲我杨了杨杯。我把杯伸过去碰了一下，恰被正举着照相机的一位日本同学拍了下来。

照片上只有周恩来和我举着杯，而且我把背景印成了名片。有了这张特殊的名片，我在中国走了许多地方，都受到彬彬有礼的高规格的接待。还有几次住进了接待过西哈努克亲王的总统套房，免费吃喝。

我今天是同情革命中国的左翼作家乔治，明天是南美丛林中的游击战士路易，后天又是美国共产党的首席秘书汤姆。在革命革昏了脑袋的中国，我如鱼得水，除了搞不到中国女人外，我在大陆几乎没有什么遗憾的事。

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我碰见了风骚的安娜。她是我在语言学院的同学，如今成了汉学家，据说正在翻译中国现代作家的诗歌作品，而且在使馆文化处谋一件肥差。但她中文说得比我差远了，这些让我有些委屈。

“你还在闹革命吗？”安娜问我，还未等我回答，又接着说：“中国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只得乖乖地听她的训诫，并且同她一道回到了三里屯的外交公寓。

在安娜的公寓里住了一个月，吃光了食品柜和冰箱里的所有食品，英国罐头、瑞士起司、日本方便面、北欧的熏鱼、天津桂发祥的麻花、意大利的通心粉等。那时我正好身上没有钱，连北大芍园的租金也付不起，有这样一个供我享受之地，何乐而不为？可她却气愤地要报警，我却不以为然，中国的警方咋判得清一对老外的吊脖子事呢？后来国内来了一个访华团，安娜给我活动了一个翻译差事，白吃白住白坐车乘机外赚一千美元，我才撤离了占领地，高高兴兴地做了翻译。

随着大陆大门的打开，北京这个千年古都迎来无数的外国人，我的翻译工作几乎是迎接不暇，我几乎是泡在建国、兆龙、王府、香格里拉这些高级饭店里，我这口地道的京腔为此带来颇丰的收入，消魂的艳遇。大把地挣，大把地花，阔绰得就象阿拉伯国家的王子。

尽管阔了起来，也没舍得自己掏钱住一回总统套间。我总是留恋那些白吃、白住的日子。眼见大陆的世风日下，渐渐地翻译业务清冷了起来。是那些光艳夺目的中国女郎操着流利的英语混杂在花花绿绿、黑白红棕的外国人中间，毫不客气地抢走了我的生意。而且，我不懂任何专业，凡是交流科学技术时，我翻译的就是一团糟，只能应付一般的旅游者。我只得压价出售自己的口语才能，最惨的服务一天只能收五六个美元，就是这样有时好的生意还是被漂亮的北京妞抢去。而且各种费用总见涨潮，坐吃山空，又到了吃不起，住不起的地步。我只得又开始骚扰安娜了。

安娜似乎对我的骚扰并不介意，颇为大方地供我吃住。后来才发现安娜这几年的价也掉了下来。当我疲惫地拖着几只皮箱，按响安娜的门时，她开门热情地欢迎了我，我知道她是在做戏。她亲情地吻着我，屋里的客厅里还有几个中国男人，一脸谦恭地冲着我傻笑，似乎被我的激情澎湃惊呆了。

安娜向中国男人们介绍我时，说是她的朋友，著名的汉学家，而且是刚从太平洋一个小岛上的别墅度假归来。又向我介绍了这几个中国的“著名的大诗人”：马先生、严先生、黄先生、石先生。握手时，先生们都使劲摇一下说：“久仰、久仰、幸会、幸会”等等。

后来喝茶、喝咖啡，我早就耐不住饥肠辘辘，找了个三明治就啃咬起来。咯咯喳喳甚是潇洒，安娜说：“你总是这样胃口好。”我说：“这要感谢太平洋那醉人而又开胃的海风和阳光。”然后又议论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先生们开始抱怨中国的不尽人意处，我说：”开放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全开近来了，血红的眼睛和外国佬抢生意，连外国人都在大陆混不下去了，还谈什么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呢？”

一席话，把诗人们说了个目瞪口呆。

客人告辞后，我问安娜：“你这儿净这些货！”她说：“为了出国，让他们干什么都行。”她为了拢住我，常给我找些事干，让我挣些美金和人民币。我教在华工作的老外们学汉语，又招了一些发了财的中国个体户学英语，为他们出洋做语言练习。光开办这样的授课，每月收入就三千元左右，马马虎虎地过日子。

一次使馆文化处举办某国诗人的纪念会，邀请了不少文化名流参加，并有几个每人不超过二十分钟的专题报告。安娜邀请了我做报告，我连这位诗人听都没听说过，可又舍不得一千美金酬金，便让安娜找了些关于那位诗人的研究材料准备起来，竟也拼凑成一个专题发言。

纪念会一开始，便由大使夫人朗诵了某诗人的一首诗作为开场白。接着纪念会开始，安娜拿着一个橡皮锤，摆出一副时刻要敲的样子。锤响发言止，管你讲完没讲完，偏偏发言的名流又不争气，大都是刚开了个头或者是要讲的三个问题还没讲一个，或是刚刚表示完对大使夫人、对安娜女士的尊敬及对某诗人的崇拜仰慕之情，就被安娜的锤响封住了口。轮到我发言，自然简洁明了，全场掌声热烈，我又象当年与周恩来碰杯一样风光。

我这位唯一发言的洋人很为大使夫人争光，大使夫人热情地祝贺我。没想到，北京大学一位年轻的博士站了起来说：“尊敬的大使夫人，刚才这位先生发言，是我在贵国做博士学位论文的导言。”当然，丢丑的是大使夫人，并没碍着我什么。我只是感到怪可笑的，一篇文章你念我念有什么区别呢？我在会后冷餐上喝了二瓶我的朋友斯先生代理经销的贝克啤酒，若不是那位博士早已拂袖而去，还要同这位博士喝一杯呢。

我除了教教语言之外，总觉得还应多开辟几个职业。但对外使团、中外合资企业又无法谋职，专业特长和文凭把我永远地拒绝在白领阶层之外。于是，我开始搜检外交公寓及各个宾馆的老外们削价处理的汽车、家用电器、自行车、服装、香烟、名酒咖啡等转手卖给个体户，至于个体户销给谁我就不管了。

一九九三年至九五年两年多时间，光靠这个我就赚了近十五万美元。我还到东华门附近和建国门的外汇交易黑市炒外汇，自然又发了一笔横财。我跟安娜友好地分手了，买了汽车，租了套房，然后开始尽情地享受生活。我享受生活，当然离不开漂亮的北京妞，钱才是照耀世界的太阳。不管它美金、英镑、马克、港币、日元或人民币，这才是永远闪光的东西。

一九九七年我认识了个体户徐岩。徐岩是我的学生，也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并不图钱，只是要我把她弄出中国去。只要不是蒙古、越南、朝鲜，是个国就行。我被她缠得麻烦，就把她介绍给英国的菲尔，菲尔是我的朋友，也是有办法弄到假护照的家伙。我的一个学生刘莱，就是被菲尔弄出去的，代价是倾家荡产。

刘莱出国前在机场对我说：“我们是世界上最穷的人遇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骗子。”

菲尔摸摸徐岩的脸蛋说：“西方的大门是永远为漂亮的中国女人开放的！”于是，当夜徐岩和菲尔住在了我那里。第二天，徐岩在菲尔怀里撒着娇要护照，菲尔捏捏她说：“你以为是贵国大跃进呀，上下嘴唇一磕碰就行了？”

菲尔说：“我们帮你你也得帮我们！”

徐岩问：“怎么个帮法？”

我说：“你为菲尔先生和我在一个月内找五个漂亮的中国女孩。介绍我们认识之前，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就是上床。”

菲尔说：“我们的事成，你也事成，不是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吗？”

徐岩给我介绍的第一位女孩是高鼻梁、细眼睛的高挑个儿，身材丰满，在淡淡的烛光下显得楚楚动人。这是建国饭店烛光咖啡厅，中厅一座假山往下泻着一串扯不断的瀑布，厅内奏着一支德沃夏克的钢琴曲，琴声荡出一股说不出的感伤。徐岩领我走到姑娘的眼前说：“琴子，这是汤姆先生。”

“可以吗？”我动动椅子问。

琴子微启涂着蓝眼影的眼睑，冲我努了努嘴，示意我坐下。我仔细地打量着琴子，觉得她不会超过二十岁，于是非常满意。

徐岩问我：“怎么样？”

“盖帽了！”我点头答道。

徐岩咬着我的耳根说：“按你们的条件，这个绝对是个处女。”徐岩一笑走了。一位红衣男侍轻轻走来问：“要点什么？”

我问：“人头马还是汉尼肯？”

“不。”琴子摇摇头答，“我还是来杯‘拿破仑’吧，我更喜欢喝鸡尾酒。”

“拿破仑”端来了，我和琴子各自端起酒杯，碰了碰，我啜了一口说：“咱们开门见山，你我彼此都明白。我想，徐岩把话说得很清楚了吧？”

“当然清楚，和你上床。”琴子清晰地说。

“侃个价吧，”我说，“我愿意出五百美金。”

“再加一倍，”琴子歪头道：“心疼了？”

“一倍就一倍，”我给她五百美金说：“余下的明天太阳升起时再付。”

我把车开在一个僻静处，打开后盖让琴子躺了进去，然后火烧火燎地驱回公寓。但在公寓大门口却被警卫挡住了。

“打开后盖。”

我打开了后盖，琴子跳了出来。

我被带进了警卫室，一看菲尔也垂头丧气地坐在沙发上。另一侧坐着徐岩和一个浓妆艳抹的姑娘......

就这样，我栽在一个北京姑娘的手里了，我相信那个琴子绝对是个“雷子”(公安局的)，也许他们早就开始打我的主意了，因为北大“学潮”......我都介绍许多记者采访到一些他们找不到的人物，搞不到的消息。当然，钱是一分不少要的，新闻是具有价值的东西。我不可能白干。但这样终于得罪了当局。我想，我嫖了这么多年女人，怎么今天他们到认真起来了呢？我最大的错误就是玩出边了，不该涉及政治。

我在大陆混了二十多年，现在只有回美国继续卖爆米花了。

 待续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

前所未有的人生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