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杀害数院领导的海归教师姜文华被判死缓并限制减刑

9月前

【写在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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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24年2月1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被告人姜文华故意杀人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姜文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姜文华限制减刑。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姜文华在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担任聘任制青年研究员期间，因工作不顺而迁怒于学院党委书记王某某，并事先购买刀具伺机报复。2021年6月7日下午，姜文华携带事先准备的尖刀进入被害人王某某在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光华楼的办公室，持刀刺切王的颈部及躯干部等处数十刀，致王当场死亡。作案后，姜文华明知他人报警而在现场等待，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经鉴定，姜文华患有复发性抑郁障碍，在本案中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姜文华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姜文华系预谋作案，其作案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依法应从严惩处，综合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及自首等情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宣判。上海市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及社会公众等二十余人参与旁听。

事件回顾

2021年6月7日晚，上海复旦大学爆出一个重大新闻！由于遭复旦数学学院解聘，该校39岁的教师、美国海归博士姜文华在当天下午拔刀刺向数院党委书记王永珍，致使后者当场身亡。

当晚，上海警方在官方微博确认该起凶杀案。

图源：新浪微博

当时姜文华已经在复旦大学任职六年，他的职称为青年研究员。

图源：复旦大学（该网页目前已无法访问）

姜文华高中就读于复旦附中，学习成绩出色，复旦本科毕业赴美深造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其后一度甚至有望入职耶鲁，由此可见学术造诣非同一般。社交媒体称其学术履历如下：

姜文华于2004年获得复旦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学士学位，随后赴美深造，并于2009年获得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统计学博士学位，随后于2009至2011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回国后在苏州大学任教，因故离职后加入复旦大学。他的研究兴趣是：非参数经验贝叶斯、非参数回归、变量选取和多重假设检验；其研究项目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图源：苏州大学

至于杀人动机，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各种说法。

其一是姜文华的职业发展不太顺利。据说其博士导师坚决不允许他入职耶鲁，由于无法接受这个打击，姜文华选择离开美国回国发展，家庭也因此破裂。回国后姜文华在苏州大学待了几年未能续聘。来到复旦任职六年后又遭解聘。

图源：社交媒体

在一连串失败的打击之下，姜文华终于爆发了，他将矛头对准宣布解聘决定的王永珍，在后者宣布完毕决定后，他手持利刃夺去了王永珍的生命。

姜文化被逮捕时的现场照片

但也有网友提出了不同的故事版本：

图源：社交媒体

受害人王永珍

无论杀人的原因为何，姜文华的行为都突破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他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接受法律的制裁。

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高校的考评体制是存在问题的，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困境是真实存在的。倘能藉此契机，正视和反思存在于高等学府中的幽暗面，尤其是割韭菜的特别研究员制度和借鉴北美大学的非升即走制度的异化，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学术人才的培养或许不无裨益。

很多科技工作者无法过上“体面生活”

2016年，麦可思研究曾对大学教师的薪酬进行调查，大学教师平均月工资为5478元，年薪不足7万。而2018年的又一项调查显示，超三成教师三年0加薪，八成以上教师对月收入不满意。

在不少人的想象中，大学老师的课时收入不菲，但实际上，在大部分学校里，青年教师上课都没有单独的课时费，且由于年纪轻、资历浅，他们在整个学术领域地位不会太高，除了授课工资外并无太多交流访谈、举办学术论坛等活动的机会，只能老老实实拿微薄的课时工资。而公众号南风窗曾指出，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5月30日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

据我了解，目前大多数科技工作者的收入或多或少要与项目或人才计划挂钩，基本保障的比例非常低，如果没有任何项目或者取得人才“帽子”，不足以让科技工作者过上“体面的生活”。很多地方，项目还与职称晋升直接挂钩。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普遍要购买住房、养育子女、奉养老人，生活压力非常大。而即便取得了项目和人才“帽子”的科技工作者也生活在不确定中——毕竟项目是有期限的，薪酬政策也并非一成不变。要想维持一定的收入水平，就必须不断地申请项目、获取更多项目或“帽子”。

自1999年起，我国高校开始了持续7年的大扩招，教师队伍规模也迅速膨胀。据教育部数据，从1998年到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由40.7万人增加到72.5万人。

2019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情况（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

近年来，随着大学教师聘期制逐渐代替终身制等制度改革，一所学校的科研指标、课题任务，更多落在了青年教师身上，加剧了这一群体的生存压力。

目前，据教育部公开数据，我国985高校共有39所，211高校115所，高校教师数量则达到了100万以上，其中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据主体。

处于教学科研开拓阶段的教师群体自嘲为“青椒”，似兼有一股苦涩与青涩之意。2019年，《国家治理》周刊对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做了一份调查，在3000余受访者中，超半数（57.16%）青年教师认为自己工作状态基本达到“996”，12.22%的人表示工作状态已不止“996”。

传统模式里一路读博、获得教职、职称逐步上升这条路，似乎不一定再能顺畅走到头。

每年年终考核，教师都要将自己在本学年完成的教学、科研任务，按照学校或学院统一制定的分值折算规则，将课堂授课、指导学生等等教学劳动，和论文、项目等等科研成果计算为分数上报，在不同的学院，分数的「单价」也各不相同。

“非升即走”的考核聘任制度

随着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全国 39 所 985 高校中至少 34 所高校施行 “非升即走”的考核制度。

没有赶上编制末班车的青椒们，则面临着更严峻的聘期考核，新入职的老师已不再享有编制，只是高校的“合同工”，如果聘期结束时不能留任，就要包袱款款地离开，重新面对严峻的求职市场。

在博士生过剩的情况下，学校青睐优中选优，所谓的“指标”也会随着新进教师的水平升高而水涨船高，有时候，即使“达标”也无法确保留任。

有限的“收编”名额使中国高校教师的预聘期考核普遍存在着竞岗现象，只有手头攥更多一些论文、主持更多科研项目，才能增加必胜的筹码和信心。

2003年，北京大学进行教师职务聘任和晋升制度改革，正式引进源自美国高校的教员分级淘汰机制，即今天普遍流传在“青椒”群体间的“非升即走”制度：新入职的教师不再拥有编制，而是与校方签订3或6年的预聘合同，到期时由校学术委员会投票定去留，留下的晋升副教授，淘汰掉的则只能离开。

严苛的聘用制度背后，涌动着极少数人能忍受的压力与竞争。

当编制不再能为大学教师提供体面的绝对保障，考核期至，胜则胜矣，如被淘汰，面临的则是年龄、收入等多个方面的损失。

起初，新制度在各个高校的具体实践其实略有不同。比如中科大的“3+3+3+3”制度：博士后三年、特任副研究员三年，再到特任研究员“3+3”。但即便如此，最后在这条路上留下来的青年学者依然少之又少。

“非升即走”制度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教研两难、进退失距。

在制度形成的竞岗氛围下，“青椒”能否晋升职称、通过考核，最终留校的关键，不再是授课能力，而是科研成果与论文发表数量。

纵便是有着真实为治学、教授为理想蓝图的一流青年教师，也可能面临着九流待遇，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青年教师的生存困境。

为了生存下来，也为了留住及筛选人才，不少高校老师选择兼职，且学校明面容许甚至鼓励兼职。

相比起理科，文科博士的就业选择面会更窄，领域渠道更加单一。在这方面，较为幸运者专业与市场兼容性高（如法律等），可以找到较为好赚的副业。但其他专业如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博士同辈，就没那么多选择了。要么读，要么硬着头皮读，直到上岸为止。

例如政治经济学等专业，在就业市场里的兼容度不高，除了学术道路，几乎没有直接对口的兼职、副业机会。

二十多年寒窗苦读，拿着博士及以上的学历找工作，大多数情况下，在市场上只是减分项而非加分项，企业方嫌弃博士生年龄大、薪资期待高等等，都是绕不开的问题。

在整个社会在所谓“35岁职业门槛”的烘托变得无比焦虑时，年龄的隐形压力不仅出现在职场。“象牙塔”内，不少针对“青年教师”的学术课题项目甚至直接规定了年龄，比如男38岁、女40岁。

然而，无论是科研还是教学，要想出彩及上一阶台阶，很多时候都需要时间沉淀，需要深度、广度甚至是要等待某种机遇的到来。

当代大学青年教师五大生存困境

同样来自复旦大学的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曾撰文总结了高校青年教师的几大生存困境。

进校后科研启动慢

有媒体报道了复旦大学38岁的特聘教授张远波，强调他科研成功的背后，是他所在的物理学系给年轻人的“容错空间”-——-张远波“花了三四年的时间组建实验室、培养学生。也无需考虑论文或者是任何其他功利的目标。”但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恰恰反映了青椒科研起步慢的现实。

有人说，像张远波那样的“大教授”都花了三四年，更不用说普通青椒了。

那么，为什么大学青椒科研启动慢呢？

首先，做科研需要有物理空间，但很多新人刚进校时，实验室都还没有落实，只能“蜗居”在别人的办公室。

例如一位青椒入职前，系里说好给他“两间房”，但报到的当天，他发现两间房间里坐着别的老师和学生。这样的情况毫不鲜见。其原因，在于近年来不断有新教师进来，但院系的用房面积往往没有同步增加。

其次，做科研需要经费，但普通青椒获得的启动经费往往不宽裕，而且是分批调拨的，这显然不利于及时购买或者搭建实验装置。

再次，普通青椒入职后大多不能马上拥有研究生导师资格，等到被批准成为研究生导师，也一年甚至几年过去了。院系不断有引进人才进来，但研究生的名额没能及时增加，因此出现了导师多、学生少的情况。即便“谢天谢地”招到个把研究生，也会遇到学生科研基础不扎实、缺乏科研激情等问题。

以上三方面，再加上需要熟悉环境和办事流程，导致了新进校教师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进入科研正轨。

独立工作后做科研、发文章难

虽然学术评价不能“唯论文是从”，但论文在目前仍然是学术界的“硬通货”，也是证明研究者“的确做了”“取得了进展”的直接证据。

以上提到的张远波，入职三四年后才开始发表“复旦制造”的论文。据我观察，这样的情况在大学里相当普遍。

为什么新进校教师做科研、发文章难？

首先，科研启动慢必然会导致发文章慢。有一位青椒坦言：“我进校后，搭建装置就花了两年多时间，怎么能指望我‘立竿见影’地出文章？”

其次，以前读博士、做博士后时，有一些科研的点子是导师提出的，并且论文有导师的把关和“加持”，更容易发表；而独立工作后，往往做新的课题，也没有导师可以依赖，需要靠自己。

谈到发文章难，一位青椒补充道：“你要是只是投国内学报，那文章很快就能出来，但要是想在国外刊物发表一个‘大家伙’，就需要反复验证、穷尽各种实验可能了。”

这其实点出了发“小文章”和发“大文章”的矛盾。

发表一些“短平快”的“小文章”，能给自己“充饥”，但院系领导显然不满足于“小弄弄”。毕竟，现在重点大学更强调“标志性成果”。而试图“几年磨一剑”，要是几年后什么也没发出来，又怎么向用人单位交待？

做科研、发文章难，还在于青年教师并非专职博士后，而是要在教学方面投入大量的精力。要同时把科研和教学做好，非常困难。

有一位青椒刚上一门课时，整天忙着备课和上课，“那一个学期，科研进展几乎为零”。

“如果你那个学期还有科研进展，这说明你课没上好。”一位老教师说。

工作后职称评定难

有相当多的大学青椒以讲师、副教授身份进校，将来会面临晋升职称。高级职称不但和工资级别挂钩，更是学术水平的外在表征，也是申请项目、获取学术头衔的重要保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青椒进校后必然会经历一个“沉默期”，即花了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搭建装置、训练学生，暂时看不到科研产出（论文）。这时候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早几年进校的同事们度过了“沉默期”，正带领着学生源源不断地出文章。

等过了几年自己也出了文章，就会发现评职称并不容易。

国内高校评职称就像“计划经济”那样，由人事处把名额“分配”给院系。有的重点大学，每年内部晋升教授的名额不能保证每个系都能分到。此为其一。

其二，评职称不一定取决于你有多强，而是取决于院系分到几个名额、你的竞争对手有多强。有时候即便你很强，但遇上名额少、竞争对手多且强的情况，也会铩羽而归。更何况，还存在着“论资排辈”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因素。

最近几年，国内一些高校还推出一种称为“六年非升即走”或者“常任轨”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促使青椒尽早步入正轨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在六年内能出很多成果并顺利留下来。

如何在和谐和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个问题。

家庭和事业矛盾普遍存在

做科研的人都明白，做科研并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如果别的研究者在“动”，而你“不动”，那就落后了。并且，要想获得更多的科研资助，就必须“出东西”，因此晚上和周末常常需要加班。

但这样必然在家庭和事业的矛盾上“加了一把盐”——晚上和周末你到底是陪家人，还是去学校加班？往往，青椒在忙着家庭事情时，对自己的工作进展会有一种焦虑，又会有一种被现实掣肘的无力感，特别是想到别的同事正在实验室“浴血奋战”。而如果去学校加班，那么对家人会有一种愧疚感。

有很多青椒家庭，都有亲人在付出甚至牺牲。教师公寓里住了很多帮忙照顾小孩的老人。有些小学生放学后手拉着一根打着十几个结的麻绳，在两三个老大妈的护送下，去她们家里做作业、看电视、吃晚饭，就是因为父母需要加班。

家庭的压力对女性青椒尤为沉重。她们白天在学校忙着工作，晚上回到家围着家务、小孩“就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啊转啊转”，同时还要用微信指导学生实验细节……而这时，“六年非升即走”的时钟正一刻不停地转动。

很多大学都建在城市里。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住房压力很大。有很多青椒还住在教师公寓，或者在外面租房子，每个月工资有可观的一部分被用来交房租。而对于那些已经买房的青椒，还贷压力也很大，“每个月几乎是一个人的工资丢进去了”。

结语

加拿大学者比尔·雷丁斯在1996年出版的《废墟中的大学》一书中尖锐指出：当所有大学都将“一流”定为自己的目标时，就意味着“没有目标”，因为所谓的“一流”，本身缺乏明晰的价值取向，而只是“给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中各种成分相对定位的一种方法”。

当大学教育被置于一套空洞无物的量化指标中，从教育人员到学生，都容易迷失自己的位置，大学教育对于整个国家、社会乃至人类的价值继而被弱化。

周忠和院士指出，

对于经过实践检验的、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应该考虑提高稳定收入的比例，让他们能够安心进行科学探索，做更具有原创性、引领性，也更有可能失败的科研。这也是给科技工作者松绑、让科技工作者焕发出最大的创新活力的应有之义。

因此，稳定合理的职称晋升以及薪酬增长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在稳定生活基本盘之后，才能让更多科研人员安心追求荣誉与社会价值。

不稳，则心不静；心不静，则气浮——政策举措只有让科研人员过上体面的生活，才能让大多数科研人员不为各种窘迫所困，不为五斗米折腰，不热衷忽悠项目，不为形形色色的外部诱惑所动。松开心中的“绑”，才能真正做到心无旁骛，放飞想象力，激发最大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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