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特朗普与拜登的两个“美国”

进入2024年以来，对国际社会来说，再也没有像美国大选那样令人值得关注的事情了。今年的选举更为令人担忧，因为本届大选大概率又是拜登和特朗普两位老人之间的争斗。上一次这两位老人之间的争斗已经把美国搞得个底朝天了，没有任何理由小看特朗普。

2023年9月25日，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萨默维尔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活动（图源：路透社）

第一次大选，这位局外人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当选了，并且喜欢上了这个位置，不愿意承认输，更不愿意离开。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准备，卷土重来了，对其支持者来说是“普天喜庆”的事情，但对反对者来说无疑又是一场噩梦。在一些人的概念里，上次两人之间的争斗还受制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如果不是新冠疫情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制约，结果不堪设想。

在美国内部，特朗普一直被视为是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局外人，尽管已经有了四年的执政经验，但特朗普的风格——无论是语言还是其他——都没有些许的变化，因此，精英圈——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深刻担忧特朗普的回归。而社会层面似乎已经为两位老人之间的争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无论两位老人被怎样地议论，无论他们各自有怎样的丑闻，支持者毫不动摇，还是显得那么忠诚。

国际社会对美国选举的关切程度丝毫并不亚于美国社会本身，这也并不难理解，因为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仅其利益深度嵌入到世界各个区域，其影响更是可以触达各个角落。选举刚刚开始，特朗普已经在诸多重大外交政策领域发表激进的言论，包括中国、俄罗斯、欧盟和移民等议题。尽管一些人认为，不要把这些选举言论当一回事，因为美国政客很少能够落实其选举过程所说过的东西，但更多的人们相信没有任何理由低估特朗普实施其“所说过的话”的行动能力，因为在其执政的四年里，人们已经充分“领教”过了。

2018年6月9日，在加拿大沙勒沃瓦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第二天，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进行磋商（图源：Getty Images）

在外交政策上的争论无非是围绕着美国的两种外交传统展开的，用较为传统的术语来说是围绕着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两大传统。一般认为，如果特朗普上台，那么他还是会回到四年以前的外交政策，即“美国中心论”，通过“退群”等方式让美国减少卷入国际事务中，把注意力放在美国内部；如果拜登继续执政，那么他也会继续现在的外交政策，通过联盟等方式深度卷入世界事务，继续推动美国扮演对世界事务的领导角色。

不过，如果人们详细考察美国外交的“收支平衡表”，那么就会发现类似的观察和观点往往夸大两者之间的差异，而大大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共性。

美国的立国精神是实用主义，其外交的内核也是实用主义。在思考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有两种利益是必须考虑的。第一，国际层面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外交政策是追求美国在国际层面的国家利益。尽管不同的人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有不同，但人们都会承认国家利益的存在。美国几乎所有外交政策都必须在“国家利益”那里获得自身的合理性，否则就得不到各方面的支持。第二，内部层面的政治利益。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外交利益是内部政治利益决定的。也就是说，国际层面的“国家利益”是内部政治利益决定的。政治利益更多的是指党派利益。美国两党的目标是执政，因此两党都必须照顾到自身政治权力的来源，即两党各自代表的内部各种利益。如果说，对第一种利益的追求反映的是两党的共同性，那么对第二种利益的追求反映的是两党的差异。从这个角度就比较容易理解美国两种外交传统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两大传统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是明显的。但很显然，这两大传统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不变的。实际上，美国从来就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孤立主义传统，也从来没有字面意义上的国际主义传统，而是根据评估哪一种方法（approach）更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来决定的，并且随着其国家利益的变化而改变所使用的方法。所不同的是，代表不同政党而执政的总统及其团队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和追求的方法不同罢了。

一般认为，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卷入世界事务，之前美国实行的是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不过，这种孤立主义是相对的。美国并不孤立，并没有专注于自己的内部事务。1823年形成的“门罗主义”便是典型。“门罗主义”的核心是和当时欧洲列强争夺美洲，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或者说，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崛起成为世界大国，但已经是区域大国了。“美洲人”的美洲很快就成为“美国人”的美洲。

18-19世纪美国版图的扩张地图（图源：Mometrix）

1870年后，美国逐渐超越欧洲列强而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对除美洲之外的世界事务越来越感兴趣。一战期间美国就开始深度卷入世界事务。此后，美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所谓的“孤立主义”。二战之后，因为欧洲列强被相互之间的战争弱化，美国被邀请成为西方的领袖，美国利益开始再一次大扩张。尤其在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的过程也是美国的扩张过程。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再次扩张。到今天，在国际层面，美国利益深度嵌入各个区域和角落。

实际上，就美国利益而言，已经形成了两个“美国”，即“本土美国”和“国际美国”（或者“全球美国”）。今天，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差别在于重心是放在“本土美国”还是“国际美国”。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是“美国中心主义”，其外交政策的重心显然是“本土美国”。特朗普对“本土美国”的强调是有充足的理由的。

首先是美国的过度扩张。尽管美国在国际的扩张依赖的是其实力、联盟和那些依赖美国的国家，但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国际美国”需要庞大的费用。尽管美国自诩其所建立的“帝国”是“国际公共品”，但作为领袖，美国需要承担大部分费用，较小国家选择“搭便车”。经验地看，也的确如此。在所有联盟关系中，美国所出的费用是最大份额的。例如，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比所有其它西方国家的总和还要多。早在奥巴马时期，奥巴马公开承认美国已经过度扩张，需要调整战略。

第二是内部经济失衡。自1980年代里根新自由主义革命之后，美国经济也走上了国际扩张的道路。美国扮演了这一波全球化的领导角色，全球化也为美国带来了巨量的财富。但是，全球化也导致美国很多产业（制造业）的外迁，使其就业和税收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科技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促成美国更加强大，但也冲击了其传统产业和均衡的社会结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各大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美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第三是中产阶级萎缩。二战之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和福利社会的扩张，美国中产阶层大扩张，至1970年代，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的美国成年人占比高达65%。但是，里根革命之后，一方面是财富大扩张，另一方面是中产萎缩，美国人自己承认已经从往日的“中产社会”演变成为“富豪社会”，即财富被绝少数绝少数人所掌控。这就为美国民粹主义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特朗普本人就是民粹主义的产物。

该图摄于1950年10月，美国钢铁工人Charlie Grapentine开着他的道奇车去上班。他在俄亥俄州扬斯敦的美国钢铁公司工作，每周工作40小时，每月挣320美元。他的工资养活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图源：Getty Images）

不管谁当选总统，都要面对美国的这些现实。问题是如何应对？特朗普上台之后，他采取了一些列政策：包括退出诸多国际条约，例如巴黎气候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减少对盟友的支持，或者要求盟友更多的投入；实行过度的关税政策，尤其是针对中国；实行再工业化，企图把美国资本和制造业重新吸引返回美国；收紧移民政策，甚至在美墨边境造墙等等。经验地看，这些政策选项并非特朗普所特有，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坛和政策领域人士所考量使用的，只不过是特朗普更为激进和极端罢了，再加上特朗普的一些非常个人的特色，例如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情结、“白人中心论”、歧视少数族群等。这些在美国社会也是相当普遍的，只不过是老道的政治人物知道什么叫“政治上正确”，能够奉行“不能说、只能做”的政策，作为“局外人”的特朗普不信这一套，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公开表露出来了。这也就是很多美国人喜欢特朗普的原因。不管如何，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坛少了一些虚伪，而多了一些真实。而这正是普通美国人的特色。

那么拜登上台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有天翻地覆的改变呢？其实，如果仔细看，拜登的外交政策变化并没有如外界所理解的那么大。

在外交领域，拜登奉行的是“中产外交”。也就是说，拜登的外交是要为美国的中产阶级服务的。和特朗普一样，拜登也要夯实其执政的社会基础，即美国中产。究其本质，拜登的“中产外交”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言语的不同而已。拜登和特朗普面临同样的美国问题，只不过在寻求解决方案的时候，拜登更能考虑到“国际美国”的利益。对拜登来说，“国际美国”也是美国的利益，并且强调“国际美国”可以使得美国以一种道德主义和领导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在国际层面，拜登纠正了特朗普的“退群”政策，所谓“美国重新回来了”，重新强调联盟政策的重要性。较之特朗普，拜登更具有冷战色彩，因为其联盟政策主要是借助于重塑美国的外部“敌人”，即中国和俄罗斯。拜登把中美关系界定为“专制”与“民主”之争，主要出于地缘政治利益考量。在这方面，俄乌战争帮了拜登的大忙。尽管美国在援助乌克兰出了最大份额，但因为欧洲受到俄罗斯的威胁，愿意多出钱。德国最为典型，把其军费一步到位提高到GDP的2%（这正是特朗普梦寐以求的——让北约盟友承担更多军费支出）。不仅如此，俄乌战争也使得欧洲更加依赖美国。

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主要捐助国承诺购买武器和装备价值，该数字包括与军事目的有关的财政援助。数据统计截至2023年10月31日（图源：BBC；数据来源：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气候问题上，拜登与特朗普持不同立场。这种不同除了对气候问题不同的认知之外，主要还是选民的考量。环保主义者一直是美国民主党的传统支持力量，拜登不能放弃。实际上，除了在外交上的作为之外，拜登政府对气候问题并没有更多的投入和支持，美国还是没有承担起国际社会所期望的责任。拜登在少数族群、不同性别取向群体、移民等问题上的政策也是这个类型，除了认知差异，便是选举的考量。

在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方面，拜登实际上做到了特朗普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拜登维持了特朗普的对华关税政策。通过内部的“小院高墙”政策和外部新的同盟政策（例如芯片联盟）和中国搞脱钩。和特朗普一样，拜登的经贸政策也表现为“美国优先”。拜登政府所致力于围堵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便是典型。尽管这一框架的目的是针对中国，但为了实现其“中产外交”的目标，拜登并没有向参与这个协定的经济体开放更多的美国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在拜登时期，美国通过基于货币政策之上的新凯恩斯主义，把世界上优质的资本、技术和人才有效吸收回到美国，实现了特朗普“再工业化”的梦想。这一政策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而是所有美国联盟国家，尤其是欧洲。在拜登时期，美国强化了其在欧洲的影响力（“国际美国”），但欧洲更加衰弱了，而不是变得更加强大了。（人们也可以问：欧洲的衰落是不是特朗普所希望的？）

也就是说，较之“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号称“国际主义”的拜登更能追求“美国的伟大”。《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于2021撰文指出，“拜登是一位非常有效率的总统。特朗普花了四年时间，声称一项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指日可待，以至于‘这是基础设施建设周！’（It’s infrastructure week!）成了广为流传的笑话；而拜登的方案实际上却在立法程序上获得了通过。特朗普承诺重振美国制造业，但没有做到。拜登的技术和气候政策——后者在困难重重中通过——带来了制造业投资的激增。他对奥巴马的医改政策的改进为数百万人提供了医疗保险”。很显然，不仅美国，而且全世界都大大低估了被特朗普嘲讽为“瞌睡虫”的拜登。

回到今年的美国大选，人们可以预计，如果拜登继续当选，他也不会改变自特朗普开始的“美国优先”政策，继续维持其对“本土美国”和“国际美国”两者利益之间的平衡。不过，必须强调的是，拜登对“国际美国”的强调并非如美国“国际主义”外交话语所指向的国际利益，恰恰相反，而是赤裸裸的美国“国家利益”。美国话语上的国际主义并不能反映其利益上的国家利益。对“国际美国”的关切或许会产生“水涨船高”的效应，惠及美国的盟友甚至依赖美国的一些经济体，但无论是美国的盟友还是这些其他的经济体，较之美国，会变得更加软弱。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和经济体会更加依附美国，成为“国际美国”的外围圈层。

2023年10月27日，美国总统乔·拜登在纽约锡拉丘兹的SRC竞技场就美光公司投资芯片制造业的计划发表讲话（图源：Getty Images）

如果特朗普当选，那么其侧重点会倾向于“本土美国”。针对中国，特朗普已经在思考对华关税2.0版，即通过更高的关税（60%）来实现其所谓的贸易平衡。针对欧盟，特朗普也语出惊人，称他会“鼓励”俄罗斯攻打国防支出未达标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盟国。这些和特朗普第一次总统大选和当选总统之后的言辞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只不过是升级版而已。不过，即使是特朗普再次当选，其政府也很难真正从国际社会退出，因为“国际美国”也是美国的利益，只不过至少在意图层面，特朗普想用更小的成本获取更大的利益而已。也就是说，特朗普不会抛弃欧洲和其他盟友，只不过是通过吓唬他们，迫使他们多出钱，少搭“便车”。

对中国来说，有了前面八年的经验，无论是拜登继续当选，还是特朗普再次执政，人们对美国已经没有任何幻想，开放状态下的“以我为主”自主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政策的主线。欧盟今天对特朗普的激进言论感到惊讶，但实际上之前欧盟也不乏自主发展的呼声，尤其是以法国为代表。可以预见的荒唐事是：拜登美国的“国际主义”路线可能弱化国际社会，使得美国更加强大，而其他所有国家更加软弱，更加依赖美国，而特朗普美国的“孤立主义”路线可能促成其他国家的“奋发图强”，变得更加独立于美国，从而在相对意义上，弱化美国。

是拜登继续当选还是特朗普再次当选仍然具有不确定性，美国总统如何平衡“本土美国”和“国际美国”同样具有不确定性，但拜登当选和特朗普当选的国际结果是显然的。对其他国家来说，既然改变不了美国内政，那么就要认清楚美国，找到适合自身利益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