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女律师意外死亡后……
2023年9月23日,周六,上午11时许,47岁的凡妮莎·福特(Vanessa Ford)离开位于英国伦敦哈克尼区的家,没带手机、没带钱包、没带包、没带钥匙,自此下落不明。
根据附近监控拍下的最后画面,凡妮莎当时身穿深色上衣和紧身裤,手里提着一个粉白色水瓶,身形看起来有些憔悴疲惫。
凡妮莎最后一次出现监控录像 图源:《独立报》
三天后,伦敦大都会警方证实,凡妮莎当天离家大约50分钟后,从附近的一座桥上坠落到铁轨上,被火车撞击身亡。
2024年2月26日,凡妮莎的死因调查报告公布,她在去世前“经历了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并饮用了大量酒精。”凡妮莎的丈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妻子在去世前几个月一直“全身心投入工作”,“每天工作长达18小时”,并对无法陪伴家人而“强烈内疚”。
此事引发英美法律行业震动,因为去世的凡妮莎,除了是两位孩子的母亲外,她还有另一重身份——国际顶尖律所品诚梅森的高级权益合伙人。
凡妮莎·福特 图源:品诚梅森
01
高强度的律师工作杀死了她?
“在她死亡前的6到12个月里,存在许多的压力源。”验尸官伊恩·波特(Ian Potter)在凡妮莎的死亡调查报告上写道。
在死亡前几个月,凡妮莎一直忙于英超俱乐部埃弗顿的出售案。为了完成这笔备受关注的交易案,作为本案主管律师的凡妮莎“全身心投入”,每天工作18个小时,甚至在节假日也不例外。
去年9月15日,埃弗顿俱乐部出售案顺利完成。一周后,凡妮莎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参加这笔交易的庆祝活动。庆祝一直持续到深夜,凡妮莎在朋友家过夜后,于次日(23日)早上7点乘火车返回伦敦。
英国交通警察探长斯蒂芬·加德(Stephen Gadd)介绍道,凡妮莎当天回到家时,她的丈夫和孩子们都不在家,她留下一张表达了“一定程度无助”的纸条后,就拿着一瓶杜松子酒离开了。
当天晚些时候,英国交通警察在伦敦达尔斯顿金斯兰路和哈克尼区中心之间的铁轨上发现了凡妮莎的尸体。
伊恩·波特表示,凡妮莎的具体死因是坠落在铁轨上并随后遭火车撞击而造成的“多处外伤”。
“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凡妮莎在上桥前不久经历了某种形式的精神健康危机,她摄入了大量酒精,足以影响她的理智和深思熟虑做决定的能力。”波特说道。
验尸官法庭方面表示,毒理学报告显示,凡妮莎死亡时的血液酒精含量“高得吓人”;此外,在死亡前一个小时,凡妮莎曾联系私人医生,寻求抑郁和酗酒方面的帮助,但未能成功预约到时间。
波特表示,尽管凡妮莎在死亡前经历“严重精神健康危机”并且大量饮酒,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她是自杀。
凡妮莎的丈夫奥利弗·福特 (Oliver Ford)向验尸官法庭出具了一份声明,表示妻子的死亡与她高强度的律师工作有关。
奥利弗将凡妮莎描述为“身边最完美的人”,并称她一直“非常努力地工作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还特意提及妻子死亡前负责的埃弗顿俱乐部交易案,称“从未见过凡妮莎那样紧张地工作。”
声明指出,凡妮莎生前在品诚梅森律所工作了十多年,并于前一年晋升为权益合伙人。随着工作越来越繁重,凡妮莎对无法陪伴家人感到“强烈内疚”,她甚至连晚上陪陪孩子也做不到,家庭假期也经常被长时间的工作电话打断。
奥利弗还表示,妻子自六月份开始饮酒就有所增加,一年前父亲的去世“让她十分伤心”,但她从未有机会宣泄自己的悲伤。
品诚梅森律所方面则似乎在有意淡化凡妮莎的死亡与其工作压力之间的关联。
该所合伙人、金融与重组部门主管马修·摩根(Matthew Morgan)在接受验尸官问询时,称凡妮莎从未表露过有关平衡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压力,他也没有注意到凡妮莎有任何变化。
至于凡妮莎生前负责的埃弗顿俱乐部交易案,马修称这是“数年一遇的交易”,为了这样的大案子长时间工作的情况并不罕见。马修还表示,凡妮莎对完成这笔业务非常自豪,曾向同事说这是“她做过的最好的案子”,并希望未来能在体育领域做更多的业务。
马修还称,品诚梅森律所重视员工的心理健康,设置了24小时心理健康热线,并强调律所致力于促进员工平衡工作与生活。
在凡妮莎的死亡调查报告公布后,品诚梅森律所发布声明表示哀悼,称凡妮莎是“律所备受爱戴和尊敬的成员”。品诚梅森还承诺道,他们将通过“更新的支持措施和持续的对话”,尽一切努力为律所员工提供支持。
02
凡妮莎之死
——困扰整个法律行业的顽疾
凡妮莎死亡悲剧的背后,是整个律师行业长期且普遍存在的职业倦怠和心理健康问题。
长时间且高强度的工作、激烈的内部竞争、每一分钟都被量化、紧迫的Deadline、复杂的工作任务、苛刻的客户……持续且高压的工作让律师群体极易产生心理问题,包括焦虑、抑郁、孤独感等等。
根据《美国律师》开展的“2023法律行业心理健康调查”,大多数受访律师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日益愤世嫉俗或消极(52%);失去动力(54%);满足感和成就感降低(57%);情绪低落或易怒(60%);身心不堪重负或疲劳(66%);注意力不集中(62%);精疲力竭(70%)。[1]
去年2月一份关于美国律师行业的研究报告显示,压力、孤独和过度劳累等因素让律师的自杀风险是普通成年人的两倍,近9%的受访律师表示有自杀意愿并且多次产生自残的想法。[2]
国内律师的工作压力较国外不遑多让,尤其是近些年经济下行、行业内卷,律师的生存发展压力空前,自杀等悲剧性事件时有发生。
相关报道截图
凡妮莎的死亡报告公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英美法律行业掀起了关于律所文化和律师心理健康状况的广泛讨论。
“这实在令人痛心。”欧华律所合伙人罗伯特·珀顿(Robert Purton)评论道,“这种情况太普遍了,无论你是什么性别。这凸显出,作为一种行业文化,我们是时候采取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平衡工作与生活了。”
礼德律所多元化和包容性顾问克莱尔·拉森 (Claire Rason)发帖评论道:“‘永远在线(always-on)’的文化是女性无法晋升到高层的因素之一,这个行业什么时候才能注意到这一点?这是不对的。”
《美国律师》刊文指出,造成凡妮莎死亡的一大原因,是“有毒的律所文化”。文章称,国际大所“eat-what-you-kill(打多少吃多少)”的残酷模式创造了有毒的律所文化。尽管律师行业近些年来已经十分关注律所文化建设,但这对行业现状的改善十分有限,工作与生活失衡、律师行业女性发展困境、酗酒问题以及计费工时所造成的压力等问题“仍然一如既往地存在”。
此外,在如今普遍强调价值、鼓励竞争的律所文化中,心理健康问题在行业内被广泛污名化。“当律师遭遇心理健康问题时,很难寻求帮助。因为他们害怕被视为软弱或不够好,所以只能默默忍受。”法律行业心理健康慈善机构LawCare的CEO伊丽莎白·里默(Elizabeth Rimmer)说道。
“在我们行业和当今的社会里。这种情况(员工高压工作)司空见惯,高级合伙人也不例外,只是他们谈论得少。” Browne Jacobson律所合伙人彼得·艾伦说道,“重要的是,律所要关注到员工压力的迹象,并且要给予支持和理解。”
03
凡妮莎的悲剧该怎样避免?
“当每个人都被指责时,事实上就没有人真正被追责。责任被广泛而稀薄地分散到了每一个几乎透明的残存者身上。”
对于凡妮莎的死亡悲剧给行业带来的震动,《美国律师》总编辑克里希南·奈尔(Krishnan Nair)如此说道。
凡妮莎的死亡被归咎于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人人都在反思、都在唏嘘叹惋。但如果反思只停留在口头,那这样的悲剧就绝不是最后一次。行业需要的,是一次彻底的系统性变革。
律所加强员工关怀,就够了吗?
凡妮莎的死亡报告引发轩然大波后,品诚梅森的表态十分微妙,他们承诺会作出改变,却无意为此担责。
品诚梅森的态度,是如今行业内绝大多数律所的缩影。他们觉得设立心理健康帮助热线、帮助律师做压力管理之类的举措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他们往往还对此大加宣传,并标榜为律所的人文关怀。然而,对于律师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大的根本问题,律所却选择忽视。
相较于要求律师提高承压能力,律所更应该做的是减轻他们的压力,比如律所领导层主动说服合伙人、律师减少业务量以减轻工作负荷,律所要与客户坦诚交流律师的工作量,对律师的工作时间设置硬性规定等等。
已经有律所开始尝试为律师减负。
今年一月,魔圈所司力达宣布推出一项永久性的“减负减薪(reduced pay for reduced hours)”计划,允许律师选择减少工作时间,赚取相当于全职工作时间的0.8或0.9倍的工资。
然而,为律师减压的变革注定是困难的,因为这与律所工作流程、律师的创收诉求以及专业服务精神相背离。哪怕是司力达“减负减薪”这个已经相当温和的计划,也遭遇极大阻力,该所高层对参与这一计划的律师的奉献精神表示质疑。
律师要改变看待工作的方式
客户的连环Call、突然的项目会、上司的新需求、迫近的Deadline……随时随地办公、及时回应反馈,似乎已经成了律师工作的常态,一些律所将之标榜为专业素质、服务精神,不少律师也将此视为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一大手段。
然而,这种“随时在线”的工作状态真的有用吗?
据《美国律师》报道,前大型律所合伙人、现为心理治疗师的乔纳森·科平(Jonathan Coppin)表示,对大多数人而言,相较于没完没了地承受低水平压力,短时间内高强度地处理工作然后进行休息,是更科学高效的工作方式。
对于负责领导团队处理业务的合伙人而言,如何在加深与客户的联系、及时处理业务相关工作的同时,确保团队内律师的休息时间和他们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是他们的领导力之所在。
此外,不少青年律师已经主动拒绝这种“随时在线”的工作文化,这对于行业的长远发展而言,似乎是个好苗头。
汤森路透助理总法律顾问亚历山德拉·格雷登(Alexandra Graydon)说道:“年轻一代看待工作的方式更加事务性(more transactional way),他们更倾向于跳槽。他们不像老一代人那样把工作视为头等大事。”
“我从未有勇气或主动性去反思那些工作对我的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一位国外律所合伙人提及自己当律师助理时的“悲惨岁月”时说道,“当听到现在的助理们有信心拒绝这种情况时,我想‘他们做得对’。”
其他改变力量:客户、社会、政府……
法律行业并非在真空中运作,而是与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外部的大环境也会对行业产生影响。政府可以通过工作时长相关的立法,行业监管机构可以出台指导规定,乃至整个国家层面的文化和价值观都可以影响改善法律行业的文化。
例如,在德国,越来越多的公司将“社会效益”视为其企业目标的一部分;在美国,一些诉讼官司使得律师事务所审视他们的DEI(多元化和包容性)计划。
当然,最能直接对律师行业产生影响的,是他们的客户。
在《美国律师》上周举办的一场关于凡妮莎死亡事件的讨论会上,一位企业法律部门负责人批评了如今盛行的“虚假Deadline文化”,“你不能在还没有大火需要扑灭的时候就大喊‘狼来了’,也不能无缘无故地设定荒谬的Deadline。”
另一位法总则表示,企业购买法律服务应更严格地考虑律所员工的心理健康情况,“在招标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让律所负起责任。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改变,律师不是机器人。如果我们内部不这样做,就不要指望律所能做到这点。”
律师行业长期且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是被忽视的“房间里的大象”。凡妮莎的死亡如同一束光打在了这头“大象”身上,让这个行业不得不正视。
有人兔死狐悲,唏嘘感慨于一位优秀同行的意外死亡;有人认真反思,对当下的行业现状和律所文化发出质疑;还有人大声疾呼,要求进行系统性变革以避免悲剧再度发生;但行业内的大多数,还在沉默着,埋头装鸵鸟……
如果凡妮莎的死亡悲剧所掀起的声浪归于沉寂后,一切又恢复原样,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将是整个行业的悲哀。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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