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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童凶猛!孩子邪恶起来,能有多可怕?

恶童凶猛!孩子邪恶起来,能有多可怕?

9月前


邯郸3个未成年杀人犯判决结果还没出来,这两天又相继爆出梅州13岁男生猥亵女生、冕宁14岁女孩纠集多人围殴男孩、阳山13岁男孩性侵8岁女孩等新闻。作恶的未成年人仿佛在这个关键节骨眼“集体无意识”出动,是在向法律示威么?
 

扎堆上热搜的未成年人犯罪新闻,然并卵……

对于犯罪或作恶的未成年人,有一个形象的称呼——“恶童”。早在18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创办的刊物《作家日记》里就慨叹:“儿童在作恶时,不会像他们的家长那样饱受良心谴责之苦,而是心情大好。”受康德启蒙主义“至善论”影响的陀翁,也无奈地承认儿童之“性本恶”。西方自文艺复兴时,法律上就把儿童和精神病人划出“理性人”范畴,未满14周岁,不用承担刑责。

而在陀翁振聋发聩疾呼的前一百年,1778年的我国乾隆时期,也发生了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四川盐亭县9岁的刘縻子杀害了同龄的李子相,依照《大清律》应处“斩监候”,刑部的处理方案是经济赔偿大事化小。然而被乾隆一票否决,硬是让刘縻子吃了几年牢饭。受孟子“四端”论影响的乾隆,才不管你是不是未成年,况且《大清律》早就规定,7岁以上就可以承担刑事责任了。
 

面对恶童,陀翁长吁短叹,乾隆不服就干。


东西方儒家世界观和基督教世界观,对于“恶童”的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在近代却趋于合流。大概还是源自西方话语体系下的法律程序系统。对于邯郸三个未成年杀人犯的判决结果,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完善过程,也需要汲取古人的智慧。本文不对现实事件作过多解读,而是探讨作为社会反映的电影艺术作品里,“恶童”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对现实产生的警戒意义

文学和电影艺术作品中的恶童类型,可分为“群体作恶”与“个体作恶”。而以主观能动性分,又分为受控性作恶与自发性作恶。严格意义上讲,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儿童群体作恶,可追溯到乔治·奥威尔的发表于1949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在这本颇具预言性质的书中,儿童秘密警察监视着他们家长的言论行为,告密后家长就会被“被消失”。这是受控性的群体作恶。1984年被拍成了同名电影。
 

《一九八四》里,大人在儿童秘密警察前噤若寒蝉,是不是有似曾相识之感?

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正值“铁幕”开启,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正值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经济复苏时期,美英两大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两个威廉”,同时在1954年分别发表了儿童个体作恶、群体作恶的文学经典作品——威廉·马契的《坏种》和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分别于1956年和1963年被拍成电影。

1956年的电影《坏种》,诞生了影史第一个“杀人萝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小女孩,采用说谎故意制造假象等“手腕”害死周围对她构成威胁的大人小孩小动物,“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而《蝇王》则是核战后流落荒岛上的孩子小集团,隐喻人类社会的缩影。最终,象征知识分子和理性的小胖“猪崽子”被象征暴力的“猎手”孩子们有计划有组织地用巨石砸死(可对比邯郸三少年,杀人前的缜密准备)。
 

1956年版电影《坏种》登上当年《生活周刊》封面(左);电影《蝇王》(右)原著则获得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

自《坏种》和《蝇王》后,儿童的“个体作恶”和“群体作恶”电影类型自此分流,并衍生出无数变体。下面分别就这两个大类型选取一些经典电影供大家批判,同时也会带出两种类型的亚种,即“自卫反杀型”和“迷途黑羊型”


杀死一只知更鸟:
“天生坏种”与“宗教附魔”

POST WAVE FILM


在戈尔丁的《蝇王》被搬上银幕的1963年,格利高里·派克主演的另一部电影上映了,那就是全球人民都家喻户晓的《杀死一只知更鸟》,由罗伯特·马利根导演。为什么提到导演和主演,因为这二位未来都要在恶童电影史上镌刻下大名,他们各自导演和主演了两种类型的恶童电影:“天生坏种”型和“宗教附魔”型
 

《杀死一只知更鸟》的海报(左);瘆人的开场(右)已经隐隐有了恐怖片的影子。

《杀死一只知更鸟》上映的60年代,正值嬉皮士反文化运动前夕——美国“垮掉的一代”、英国“愤怒的青年”鼎盛时期,战后婴儿潮一代正处于童年期和青春期。资本主义物质温床滋生犯罪问题的复杂环境下,儿童作恶的种子开始孕育,当时称“婴儿潮”一代是二战结束后“道德败坏”的一代(相对于一战后是“礼崩乐坏”的一代),从礼崩乐坏到道德败坏,是西方启蒙主义以肇,价值观危机的几次崩徂的结果。

到了70年代,战后婴儿潮一代刚步入成年,《杀死一只知更鸟》两大主创——导演罗伯特·马利根拍摄了《死亡游戏》(不是李小龙同名那部),格利高里派·克主演了《凶兆》。这两部电影非常具有典型性,分别从“天生坏种”和“宗教附魔”两个角度对战后婴儿潮一代“个体作恶”进行了反思,算是给“恶童”们的成人礼。
 

左为《死亡游戏》(1972年)海报,右为《凶兆》(1976年)海报

我们看看两部电影的海报,都是猩红与黑白的“死亡三原色”,其中的红色是一种隐喻。彼时正处于苏攻美守的冷战大背景下,大面积的红色也暗含西方对红色世界的恐惧。而两部电影也在内容上“镶嵌”进意识形态元素。比如《死亡游戏》中,恶童的邪恶超能力是俄罗斯奶奶(巫师)激发出来的;而《凶兆》中,格利高里·派克饰演的外交官是在二战后左翼运动兴盛的罗马诞下恶魔之子。

除去两部影片的意识形态元素,这两名“个体作恶”的儿童形象,《死亡游戏》里面是“天生坏种”型,但是小男孩自我意识里并不承认,而是幻想出来另一个自己(兄弟)来实施作恶,藉由俄罗斯奶奶(巫师)激发出来的超能力,先后杀死自己的父亲、插死表弟、弄死襁褓中的妹妹,以及搞瘫痪自己的母亲。
 

激发孙子超能力的俄罗斯奶奶,也被孙子用火烧死。“天生坏种”的恶童是不受控制的。

《死亡游戏》里的杀戮小正太,震撼了70年代初的西方人。这种赤裸裸的杀戮比50年代的杀人萝莉(《坏种》)还要血腥。《杀死一只知更鸟》导演罗伯特·马利根把《死亡游戏》设在美国南部田园祥和的背景下,更突出了恶童天性不受经济条件制约。“性本恶”无关乎家庭教养,邯郸三个未成年杀人犯是留守儿童,而《死亡游戏》的小杀人犯却是富家子弟。

格利高里·派克拍摄于1976年的《凶兆》,里面的恶童戴米安则更高贵,是外交官之子。作为“宗教附魔型”恶童的典型,他是撒旦藉由格利高里·派克饰演的大使的夫人母腹诞下的。天生自带(驱动其他物体或人的)杀人能力,先是保姆,再是神父,然后是生母,最后是大使本人。小恶魔最后被新的家庭收养,开始了新的杀戮之旅。在核战阴影笼罩下,“撒旦”也是核扩散恐惧的象征。杀死大使的恶童,披着“宗教附魔”的外衣,行意识形态斗争之实。
 

戴米安被新家庭收养后的邪魅一笑,求当年电影观众的心理阴影面积。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宗教附魔型”恐怖片里,另一部拍摄于1973年的大名鼎鼎的《驱魔人》,小女孩则不应属于恶童范畴,因为她也是受害者。被附体后杀死神父,不是自己的主观意识作恶。这与《凶兆》中的戴米安的自觉作恶有着天壤之别。

而与《死亡游戏》同于1972年上映的西班牙电影《夜童》,则是“天生坏种”恶童的悲催型,小男孩认为年轻漂亮的继母夺走了父爱,自始至终都要致继母于死地,可是最后却被继母成功反杀。小男孩在片中一个人都没害死,比起《死亡游戏》害死全家的小正太,以及害死部分家人和邻居的《坏种》小萝莉(恶人有天收,被雷劈死),算是破坏性最小的了。
 

《驱魔人》(上)里小萝莉被附魔,表面狰狞实则可怜(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夜童》(下)里的小正太表面认了御姐后妈,却处处暗藏杀机。


螺丝在拧紧:
“Double Kill”与“集体脑控”

POST WAVE FILM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发出“恶童之叹”二十五年后的1898年,美国“意识流先驱”亨利·詹姆斯发表了一篇恐怖小说《螺丝在拧紧》。讲述了一个家庭女教师怀疑庄园“闹鬼”,是主人家的小姐弟捣蛋所为,最后两个孩子被逼的一个发了疯,一个死在女教师怀里。两个被冤枉的“伪恶童”开创了心理小说的先河。

而这部名著于1961年被改编成了电影《无辜的人》,开始有把两个小孩“恶童化”的趋势,小男孩的“心魔”加上姐姐打辅助,与女教师的交锋成为看点之一。“恶童”不再是女教师的幻觉,影片也有了开放性结局。可是到了十年后的1971年,马龙·白兰度主演了这部小说的“前传”,小姐弟彻底“恶童化”。
 

同是改编亨利·詹姆斯,1961年的《无辜的人》(左),两个孩子五六岁,亦正亦邪;
到了1971年的《夜行人》(右),两个孩子到了青春期(邯郸杀人犯的年纪),彻底黑化。

马龙·白兰度饰演庄园的马夫,教会了小男孩射箭,教会了小女孩划船。可小姐弟却用成年人教给他们的生存技能,射杀了马龙·白兰度,也淹死了女教师。等到新的女教师来了,便接上了《螺丝在拧紧》的原著故事,后任女教师的怀疑不是空口无凭,池塘里是小姐弟害死的冤魂。

这部1971年的《夜行人》,便是典型的两个恶童打配合的“Double Kill”模式。作为儿童群体作恶的最小单元,主动作恶加害他人,还互相施恶彼此伤害。影片除了大胆展现未成年人杀害成年人的暴力画面,还露骨地展现小姐弟的乱伦倾向(模仿马龙·白兰度和女教师SM偷情),而影片的真正可怖与深刻之处在于,小姐弟“送走”一届届马夫和女教师,庄园的池塘埋葬了一对对他们害死的冤魂,成了无解的恶之循环。
 

偷窥到马龙·白兰度和家庭女教师玩“捆绑”,小姐弟便有样学样。被厨娘发现后,姐弟合谋将其骗到树上烧死。

《夜行人》小姐弟这种“Double Kill”类型,相对于另外一种群体作恶的高级形式,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种受控于外星/高级生命的“恶童”群体,能直接干扰成年人/社群的行为和意识,甚至能毁掉全人类,我们称之为“集体脑控型”恶童。这便是拍摄于《无辜的人》前一年1960年的《魔童村》。村里人在某一天被宇宙脉冲全部击昏,而已婚的未婚的育龄女性在这天全部怀孕,生下眼睛会发光的高智慧儿童群体,脑电波遥控成年人,制造各种死亡现场。

这部深刻的恶童电影,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彼时的现实是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美国政府为了防止苏联渗透洗脑,先在自己人民身上做实验。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情报局开始研发三甲氧苯乙胺等迷幻药项目,作为控制大众思想的手段。大卫·里斯曼提出了“方向仪”和“雷达”理论,作为驯化中产阶级民众的武器。《魔童村》就是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
 

《魔童村》(1960年)剧照

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Double Kill”型恶童和“集体脑控”型恶童,也各有衍生变体。比如前者衍生出的“双生雨衣”体。代表作品分别是拍摄于1973年的《威尼斯疑魂》与1976年的《甜美爱丽丝》。两部电影引发的家长恐惧,成功让儿童红黄雨衣滞销好多年。

1973年的《威尼斯疑魂》,“白求恩”唐纳德·萨瑟兰和“日瓦戈医生的拉拉”朱莉·克里斯蒂饰演一对夫妇,女儿溺死儿子病倒。在威尼斯遇到一对孪生通灵老妇人(有点像东北猫脸老太婆),父亲对于“挽回”爱女生命与儿子健康的执念,被伪装成儿女幻象的双生老太婆“背刺”而死于非命。这是有怨念的萝莉正太,藉由双生老太婆之手杀死家长的“double kill”。
 

儿女有怨念,通灵两太婆。一件红雨衣,一拍杀即合。

1976年的《甜美爱丽丝》,也是老少配的“Double Kill”。不过走的是人性异化路线。生性残忍的小女孩凯伦,长得丑没人爱,被怀疑杀死漂亮妹妹(时年11岁的波姬·小丝打酱油饰演),刺伤小姨,又险杀警官,然而却是一个身形相似得老太婆,穿着雨衣伪装成她行凶的。本来就游走犯罪边缘的凯伦,成功藉由老太太的手“黑化”。

而老太婆的行凶,实际小女孩也心知肚明,可以说,老太婆是小女孩的黑暗心理的外化。而该影片立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同《夜行人》一样,小女孩未来会变成行凶的老太婆;老太婆也曾经是被“冤枉”的小女孩,又陷入了无解的恶之循环。
 

人丑心也丑的萝莉,人老刀不老的老妪。作案面具+黄雨衣,祖孙把恶传承下去。


非常嫌疑犯:
“自卫反杀”与“迷途黑羊”

POST WAVE FILM


在世界恶童电影史上,有这样一种非典型性未成年犯罪者,他们的杀人有情可原,甚至是出于自我保护/保护亲人。这样的应激杀人,会使人产生同情与嗟叹。比如《沉默的羔羊》女主朱迪·福斯特14岁时出演的杀人萝莉片——《黑巷少女》。

朱迪福斯特饰演一个父亲早逝的独居小萝莉,为了躲避房东儿子(《现代启示录》里杀死马龙·白兰度的上尉)的性骚扰,就要制造出各种响动,显出大人在家的样子。即使警察登门,出于对美国国家机器的不信任感,她也自力更生拒绝救助。唯一信任的小跛子正太,也因为肺炎离开了她。屋漏偏逢连阴雨,老色批房东儿子又发现了她的秘密,于是在被他性侵胁迫下,小萝莉先用毒药后用刀,成功反杀变态男。
 

小萝莉眼神不说谎:和小正太多有CP感,和怪蜀黍就多有距离感。

如果说朱迪·福斯特饰演的小萝莉是“自卫反杀”型,那么另外一种是徘徊于深渊凝视和悬崖勒马之间的恶童,我们称之为“迷途黑羊”型。为何称之为“黑羊”而不是“羔羊”?因为羔羊是受害者的形象,在基督教中,黑羊是恶魔的化身。羔羊因为选择跟随上帝,而被称为“上帝的羔羊”,而选择不跟随上帝的黑羊,被称为“上帝遗弃之崽的幻影”。

卡尔维诺就写过寓言体小说《黑羊》。在西方基督教文明里,黑羊是罪恶的化身,也是无辜的牺牲品。同时具有的二象性,正好符合恶童进一步悬崖勒马,退一步临渊恶龙的困境。“迷途黑羊”型的恶童形象,在斯蒂芬·金作品改编的电影《纳粹高徒》中,有着相当典型的体现。
 

左为基督教黑羊图案,额头五角星标志,右为《纳粹高徒》(1998年)海报

《纳粹高徒》讲的是美国某小镇上,高智商高颜值、表面阳光内心阴暗的小正太,有一天发现邻里蜗居的老头,是血债累累的纳粹战犯。于是腹黑小正太找到老头,当面揭穿他的老底儿,做为不捅出去的要挟条件,让老头把他的过去的罄竹难书的罪行“情景再现”,甚至和老头玩起了同性意味的制服cosplay。老头的暴力往事对小正太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帮老头虐杀知道秘密的流浪汉,小正太血液中的暴力因子被唤醒了。

影片给出了一个开放式结尾。老头终于被集中营幸存者认出来,为了逃避绞刑自杀了,而小正太在他弥留之际,暗示他要诬告辅导员猥亵男童。不知道小正太未来是继续黑化,还是悬崖勒马。所以,《纳粹高徒》里为我们提供了“迷途黑羊”型的恶童形象。
 

绝美小正太被纳粹老狂魔性意味的引导,也是引向罪恶渊薮的一步。

日本首位荣格学派精神分析师、教育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在他的专著《孩子与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儿童在五六岁左右,就会在与小朋友交往中,用身体的攻击性验证自己的力量。这种攻击性是与生俱来的。”“现代的霸凌变得更加险恶狠毒,一个主因是孩子心理郁结的阴鸷情绪更加强烈……青春期要体验各种类型的恶,经受住了方能慢慢长大成人。”

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受害者,也不想让别人家的孩子成为施恶者,这恐怕是普天下的共识。电影中的恶童形象既来源于现实,也给现实提供警醒的可能。我们面对“儿童凶猛”的严峻现状,有赖家庭与学校教育、心理学与精神分析,以及法律工作者等形成多边合力。我们参照外部世界的样子,来塑造自己的孩子。不循环恶童之殇,是全社会的共识。

最后,拿《黑巷少女》朱迪·福斯特镇楼,小萝莉正告天下恶童——



作者丨逍遥花童
逍遥骑士在路上,遇见达摩流浪者



排版丨知识饼干
责任编辑丨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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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后浪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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