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掌舵BISS，老牌国际学校能否焕发新生？
在北三环的安贞西里小区，灰白色的居民楼群中掩映着一处绿树包裹着的红砖建筑群，很少有人知道这就是已拥有三十年办学历史的北京BISS国际学校。
自去年年末又一波“倒闭”传闻之后，这座校园早已回归了喧嚣中的宁静——
绿荫下的手不释卷、教室里的交相问难、气膜馆中的生龙活虎，构成了一方闹中取静的小天地。
然而，作为一所几经浮沉的老牌国际学校，它是否能够重新焕发光彩？
见一叶而知秋，以BISS为代表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未来将何去何从？
创建于1994年的北京BISS国际学校，是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批准的首批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之一。
学校由新加坡前国会议员陈志强创立，却没有特别突出国别属性，正式名称采用了较为中性的“北京BISS国际学校”。
在教学体系上，也选择了世界通行的IB国际课程，甚至早于京西学校，在中国首个拿到了覆盖幼儿园到12年级的全学段IB认证。
BISS官网简介
在BISS三十年的办学历程中，不乏辉煌和高光时刻：
超过7000名毕业生，众多学子升入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世界顶尖学府深造；
鼎盛时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学生就读，是各国使领馆、跨国企业高管、高层次海归人才的首选学校之一，有“小联合国“之美誉；
超过20多万的高昂学费，跻身于北京国际学校中的第一梯队，申请竞争激烈，一位难求。
但从六七年前开始，BISS开始进入了下坡路：早在2018年，就爆出了实控人失联，学校因资金问题即将关闭的新闻；
而后引入一土教育参与运营，暂时度过了危机，但2021年双方合作破裂，又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纠纷；
之后BISS开展了新一轮的管理合作，推出了“全免学费“等吸引注意力，但并未实现复兴，反而在2023年12月再次传出了倒闭的传闻。
BISS从高峰跌落，确有市场环境等外部因素，但对比京西、顺义、德威等依然运营良好的老牌国际学校，更多的则是自身的问题。
有人认为，BISS为事业单位，不是“民办非企业法人”，是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然而，与BISS相同，首批成立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包括京西等在内，均为“事业单位法人”身份，可见资质差异不是学校兴衰的主因。
追根溯源，BISS的衰落肇始于创始人年事渐高，家族第二代接手管理。
据传，新的实控人由于其他事务繁忙、以及疫情等因素难以从新加坡抽身，学校的运营水平因而产生下滑。
而从2018年开始先后引入的合作团队，均采用了“委托管理”形式，受托方负责经营并向委托方支付费用，这种分成模式导致受托方缺乏长期投入意愿，并且造成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实质分离。
由此可见，二代接班的阵痛及责权分裂的治理机制，是BISS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
2024年2月，北京BISS国际学校宣布了一项重要人事变动，敬沛女士被任命为学校董事长，标志着学校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那么在新掌门人眼中，BISS将会有怎样的未来？BISS能否避免重蹈覆辙，浴火重生呢？
作为一名非典型的90后，敬沛女士是国际教育的受益者和参与者：
从14岁赴美读书进入著名的达罗中学就读，到成为达罗历史上最年轻的校董，从回国创立捷派教育（JPED），七年里帮助数百名学子体验了PBL项目式学习，到入主北京BISS国际学校，敬女士对于国际教育具有自己的洞见与理想：
“我认为未来的国际教育应该是无边界的，没有浓厚的国别色彩，没有校园内外的区分，没有科技与人文的对立。”
而选择临危受命，成为BISS的掌舵人，敬女士认为在这所学校三十年的传承中，有着闪光的沉淀。
作为首批成立的国际学校，BISS不仅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同时也是先进教育的先行者和启蒙者：
遍及世界各地的几千名校友，是学校办学质量的证明，是传播文化和友谊的使者；数十年深耕IB课程，积累了超学科、跨学科、探究式学习的深厚经验，和敬女士推崇的PBL项目式学习内核相通；IB重视大框架和大概念的教学，摆脱了教学内容的束缚，能够容纳更多教育创新的种子。
“传承BISS的办学经验，将IB体系与PBL进一步结合，持续创新，做面向未来的、适合中国家庭的创新性国际教育” ，敬女士这样总结。
达罗捷派学院创始人兼校长：敬沛
虽然正式掌舵BISS时间尚短，能够看到这位新的舵手已经带来了诸多积极的变化：
在治理机制上，确立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避开了“委托管理”的陷阱，做到了责权利统一；
快刀斩乱麻，迅速厘清了学校在以往合作中的经济纠纷，彻底解决了债务问题；
慰留了绝大多数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外籍教师，2425新学年除一名外教因家庭原因外均选择留任；
校园更新改造的设计蓝图已初步完成，预计从今年暑期开始陆续投入施工。
与此同时，从JPED加入BISS的高中部首批毕业生也交出了优异的升学答卷：全部毕业生被美国前50名大学录取，其中包括纽约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密涅瓦大学等世界名校。
中国人常说，“事不过三”，而这一次，BISS看起来极有可能成功。
近年来，BISS和其他学校的负面消息，引发了多轮关于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前途命运的讨论。
有观点认为，随着在华外国人数量的逐年减少，逆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已经辉煌不在。
但是，相对于外部环境的改变，教育自身也有孕育革新的基因的能力，作为一种特色鲜明的学校类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发展的可能。如何应时而变，才是问题的关键。
曾几何时，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起到了将国际先进教育模式引入国内的作用，其倡导到的个性化学习、启发式学习等理念和实践，大幅超越同一时期的公立学校及民办学校。
即使时至今日，相比于民办和公立学校，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依然享有更大的教学自主权，拥有更为广阔的教育创新空间。
然而，很多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却依然满足于“原汁原味”的引进国外课程，缺乏进取精神，相比于公办校的教育改革和民办校的教育创新，其优势已经逐渐缩小甚至落在了后面。
如果能够依托于资质赋予的优势，更为积极的拥抱未来教育，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仍有机会再次成为先进教育的探索者和引领者。
此外，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另一优势是文化的多样性和更高的国际化程度，但同时也把自己锁在了一块块“文化飞地”之中。
随着外籍生源的下降和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应当打破自设的壁垒，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一方面，更好的满足海归人才子女的教育需求，拥抱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做更适合中国人的国际教育，让学校成为吸纳海外人才的教育磁石；
另一方面，诚如敬沛女士所言，做无边界的教育，开展跨国教育交流，不再满足于做围墙内的“迷你联合国”，而是让学生们亲身体验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与魅力。
最后，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从诞生之初，就因其高昂的学费被打上了“精英教育”的标签。
而今，随着生育率的断崖式下降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相当一部分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将会走下神坛，或被淹没在时代的浪潮里。
如何让高质量的教育惠及更多的人，是每个教育者的理想。
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如果能自己脱下“贵族”的外衣，通过科技和教学创新提高可负担性，向更多数的中高收入阶层靠拢，也许将会走出一方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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