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S网站5月15日报道称，上周末，昆士兰科技大学博士生朱小龙（Xiaolong Zhu，音译）成为全国新闻焦点，但并非出于好的原因。

中国公民朱小龙的澳洲留学签证被拒，理由是他“直接或间接参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故事要从2019年10月说起，当时该大学为朱小龙提供了攻读机器人学博士学位的奖学金。他的研究重点是无人机如何在没有GPS的情况下在城市环境中导航。

但在2020年6月，朱小龙被告知，外交部长判定他有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导弹和火箭）的风险。

这一决定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朱小龙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接受教育，该校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是弹道导弹和隐形飞机的主要研发者。

朱小龙的上诉仍在进行中，他没有做任何明显的错事，也没有被指控或定罪。

那么，为什么他的故事如此轰动？

朱小龙的案件是第5起研究人员因涉嫌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而被禁止入境的案例，这只是澳洲在“研究安全”方面不规范、不严谨做法造成的最新结果。

（图片来源：SBS）

澳洲的研究安全方法

澳洲保护某些类型的研究免受国家安全威胁的方法并不规范，而且与许多盟友的做法不一致。

美国、英国、加拿大、欧盟和新西兰都有国家研究安全政策。澳洲却没有。

相反，澳洲有自愿性的大学外国干预工作组（University Foreign Interference Taskforce）指南。该指南最早写于2019年，2021年进行了更新，最初是在新冠疫情、中美“芯片战”和AUKUS宣布之前编写的。

澳洲最大的大学研究资助机构之一——澳洲研究理事会——在过去6个月才刚刚发布了研究安全框架。

我们的其他主要研究资助机构，如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和国家卫生与医学研究委员会，似乎没有类似的框架。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政府削减经费，澳洲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大学都越来越多地转而依靠外国资金。

钝器

目前，澳洲政府似乎打算用钝器来监管研究安全。

例如，如果某人对安全构成威胁，未能通过“良好品格”测试，或者（如朱小龙的案例）被认为可能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联，外交部长可以拒绝或取消签证。

自2024年4月起，如果某人构成“不合理的关键技术转移风险”，外交部长还可以拒绝或取消签证。

国际教育是澳洲最大的出口产业之一，而当大学面临着削减国际学生人数上限的风险时，这样的控制措施可能带来巨大风险。

澳洲大学研究人员也面临出口管制。如果他们分享或发表军事或“双重用途”技术（即具有军事和民用应用的研究，如雷达），就必须申请许可证。

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管控，但“双重用途”技术的定义可能非常主观。

2012年，一位荷兰研究人员因发表据称可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的流感研究，而被告上法庭。

澳洲的大学还必须公开列出与外国政府实体的每项安排。最近一项对这些安排的研究发现，我们大学中潜在着大量令人不安的高风险项目。

披露似乎并不能阻止有问题的研究合作继续进行。一项国会调查甚至发现，公共登记册已不再适用。

澳洲可以做得更好

澳洲在研究安全方面一直缺乏统一行动。两年前，一项国会调查发现，澳洲大学持续不断地受到外国干涉。

迄今为止，委员会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建议得到了落实。

今年发布的Universities Accord最终报告被联邦教育部长Jason Clare称为“未来十年及以后的蓝图”，但其中根本没有提到研究安全。

事实上，408页报告中只提到了3次国家安全。

另一个问题是，这类案件完全保密。如果朱小龙没有上诉，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听说此事。

政府和大学都没有就此案作出实质性的公开声明。而朱小龙本人可能永远不会知道部长考虑了哪些信息来禁止他入境。

相反，政府发布了各种证书，以保护“预防、侦查和调查违法或规避法律的合法方法”以及“机密信息来源”。

何去何从

澳洲可以向盟友学习。

在加拿大，任何涉及“敏感技术”的联邦资金，如果与特定组织名单上的任何人有关联，都将被拒绝入境。

在新西兰，高风险研究可以通过使用加密设备、安全许可和保持所有研究数据离线保存来确保安全。

在美国，如果大学不遵守披露规则，可能会被罚款，甚至被暂停拨款。

也就是说，澳洲的大学不太可能欢迎更多监管。此类规则可能侵犯学术自由，即保护学者追求有风险或有争议主题的权利。

大学已经抱怨，他们是澳洲“监管过度”最严重的部门之一。

更糟糕的是，大学表示，扼杀国际竞争可能会阻碍我们的创新，让我们“处于更糟糕的境地”。

但这些反对意见不应该是故事的结局。

2021年，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局长Mike Burgess表示，“对国家安全风险采取明智的方法不应阻止[大学]履行其核心职责”。

3年过去了，即使是关于这种“明智方法”的讨论似乎也已被搁置。

我们需要重新开始讨论，否则任何“澳洲制造的未来”都可能在起步之前就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