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新一轮冲突已持续半年多，在这段时间里以色列的残暴与无能在世人面前展露无遗，就连欧美内部的反对声潮也一浪高过一浪，前有亚伦布什内尔自焚抗议，近日美国高校抗议运动也已经在西方各国扩散。

然而以色列在美国的坚挺下变本加厉，从冲突初期声称联合国“已经没有一盎司的合法性”，到拿美国停止交联合国会费威胁联大决议，最近更是公然在联大上演撕毁联合国宪章的戏码。要知道，上一个撕毁联合国宪章的人，现在坟头草都几尺高了。

这个国家为何疯狂至此？之前我们在《以色列，越现代越野蛮》与《让<圣经>违法，可能只是美国政客在喜迎末日》等文章中通过民族国家，宗教，锡安主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今天，西班牙，挪威，爱尔兰三家已经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可以预计，这是欧盟国家们在巴以问题上态度转向的开始，一旦欧盟核心法德也开始摇摆，当下这个版本的以色列的命运大概也将进入倒计时。

至此，在民族国家和宗教两个维度之外，我们还需要一块拼图，用来跳出当下流行的犹太人影响力与美国地缘政治视角，来解释以色列与欧美当代意识形态的共生关系，以及以色列为何最终走向疯狂。

大屠杀——欧美的正义神话

以共产主义运动视角来审视二十世纪现代史，实际上德国的法西斯化最终挽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只是战争造成的工业产能清出，雅尔塔体系下的二战史观为现代社会塑造了一个终极反派——纳粹。在欧美思想界的解释里，它代表了现代社会工具理性能造成的最大灾难，即大屠杀。

在欧美学者，如阿伦特的概念中，大屠杀不是一种简单的杀人事件，杀人事件是出于利己的动机，由私人意愿施展。大屠杀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战争犯罪”，因为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工具理性运作下的主权机器实施的，对于犹太人的犯罪和战争进程关系甚至不大，集中营的毒气和火炉并不能替纳粹德国阻挡苏军胜利的步伐和盟军第二战场的穿插。

汉娜·阿伦特对此区分了“对人性的犯罪”与“对人类的犯罪”两个概念。“对人类的犯罪”则是针对“人”这个普遍概念的犯罪，并且很大程度会成为一个持续性的范例或者机制，所以这种犯罪是对“人”本身普遍性的威胁。

因为这些观念，所以欧美思想界不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是屠杀，因为日本人的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和古代的滥杀没有区别。

而最终，西方文明里代表正义的那一方获得了胜利，并且一直致力于防止悲剧重演。二战后西方整个思想发展史都建立在对大屠杀与现代性悲剧的反思之上。

然而抛开与纳粹德国的战争看，在那之前和那之后，美英法等国家有什么本质性变化么？帝国主义阴影仍然笼罩于全球，强权仍然热衷发动战争，不平等与压迫秩序没有本质改变，顶多是从旧殖民变成新殖民。

但就因为有纳粹德国的出现与失败，欧美掌握了关于文明，正义，屠杀，反人类等一系列定义权，通过将纳粹与所谓极权主义相关联，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全球反帝反殖共运历史主线篡改成了所谓文明民主社会对抗邪恶极权国家的主线。

以色列——欧美神话现世体

但就像上面说的，一方面，欧美不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作为是大屠杀，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战胜国们也不会认为自己造成的各种战争罪行是屠杀，所以尽管如阿伦特认为大屠杀是“普遍性的威胁”，但真能拿出来反思与建构的还是只有纳粹屠杀犹太人。

没有纳粹屠杀犹太人，那二战胜利之后的美英法等国仍然是等待被革命的帝国老爷刽子手。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之所以能成立并顺利发展，大屠杀反思学之所以能被架上神坛，在地缘政治等等现实因素外，本质上也是欧美需要用大屠杀傻事来维持自身在二战后的正义神话。而欧美思想界的行动则自觉或不自觉契合了这种神话建构的需求。

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就指出了这种神话建构的矛盾。在当年艾希曼审判时，雅思贝尔斯不紧不慢地唱了个反调——为什么一个普遍性的人类犯罪会由一个以色列法庭来进行审判？

显然，针对一个普遍犯罪的审判应该由一个代表“人类全体”的主体来进行，而不是一个单一受害国家。如果仅有一个单一受害国家执行审判，反而“从轻”了，因为存在一个核心问题：以色列主持这项审判不可能既代表了自己的利益又代表了人类的利益。

以色列审判如果是以主权国家的立场，来审判艾希曼的战争罪行和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以色列却是在整个西方社会政治共情的话语里代表普遍人类来进行审判，这里就存在一些现实国际利益交换带来的“缝合”。

说白了，现实机制上以色列的存在是在英国这个传统殖民帝国治理退场后，美苏战后意识形态边缘张力、地缘政治需求和联合国大国协调机制的撮合下的产物，由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发展较晚造成的国际政治空白，让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立足并逐步蚕食发展。

那么这种“缝合”，就是同样作为二战遭受苦难的我们，对于以色列目前制造的历史叙事感到怪异的原因。整个锡安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整个过程，本身就“缝合”了人类价值普遍性和民族性，在普遍性上用“上帝选民”“应许之地”的宗教叙事和战后人类价值反思，来搭建以色列的宗教民族身份认同和“选民身份”。

另一方面锡安主义却又以巴勒斯坦为中心来观察犹太历史，他们无视了生活在巴勒斯坦的所有民族，集中凸显犹太人在当地的历史痕迹，用“没有土地的民族来到没有民族的土地”(A land without a peopl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这个著名口号将巴勒斯坦视为“空地”(empty land)。这块“空地”是犹太人历史上理应传承的“故土”，这块故地甚至是等待它真正的主人“犹太人”才获得“救赎”。

“普遍性”和“民族性”的“缝合”还体现在另一方面，战后反思文化和青年反战主义兴起，欧美思想界针对纳粹国家的运行机制和战争原发性诱因基于“普遍人类”立场上开展了研究，于是我们看到了对于工具理性、德国某些文化根源的批判和分析，也对战后到冷战初期“世界和平”机制的可能性有所展望，甚至在当时“联合国”还被认为是人类实现永久和平的一个进展。

而在这些共同性反思和否定性批判中，围绕的核心是“受害者”本身被当时的政治空间放在了一个何种位置，但是由于西方文化批判界的偏狭，往往就将二战中“整体的受害者”替换成了眼前的“犹太人”，而不包括亚非拉受害者。

当然这种偏狭也在于欧美思想文化界急需一个典范来提升批判的力度，正如同利奥塔需要一个视觉交叠的“面容”，犹太人受难叙事本身就是文化界要给全人类打造一个代表批判本身的具化形象。

这两者“缝合”的核心主体构成了作为政治象征符号的“以色列”，以色列的存在意义并不是单纯建立一个独立犹太国，也不是单纯给散落在各国的犹太人找到了一个“居所”，而是将“离散民族”通过世界图景和宗教文化转化成“定居民族”，而整个犹太文化在世界文化场域的叙事，也就是其所争取的反种族主义代言人身份，就有了一个实体国家的依托。

所以，犹太人主导的犹太文化国际组织一直热衷于把“反以色列”和“反犹主义”绑定，反对以色列甚至批判以色列就等于反犹，除了以色列政治利益本身，还包括避免整个犹太世界性叙事建构的破灭。

萨义德很不客气地批判这种由西方思想界帮助建构的犹太叙事本身是一种“殖民化”，从世界叙事里面裹挟“文明”身份的犹太人对“被文明化”的阿拉伯人进行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殖民侵占，一种宣称“救赎”的占领，并且借助各方力量抹杀了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存在。

这又回到了萨义德自己东方主义批判的那句名言——“他们不能表述自己，就只能被人所表述”，此时和欧洲文明纠葛上千年的阿拉伯人就成了“东方”，而巴勒斯坦人更是被当作历史书的几处闲笔。被打造出来作为政治象征的“以色列”成功用“解放”叙事的由头，把巴勒斯坦人从合法性身份上进行了放逐。

而更可悲的是阿拉伯世界本身在传统殖民帝国退场后的利益纠纷，使得被边缘的巴勒斯坦人成了这次十字军国家和埃米尔们争斗中无人关心的耶路撒冷“旧民”。

从当前的历史尺度来看，萨义德和雅思贝尔斯虽然很有预见性地看到了以色列和锡安主义意识和身份建构中内在的矛盾，但是他们的文化幼稚病又把过多地希望寄托在了并不团结的巴勒斯坦组织，甚至于寄希望于联合国这个既不“联”也不“合”也并非“国”的奇特组织。这也是西方知识分子们一种普遍的写照。

齐泽克倒是注意到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和西方世界的博弈和冲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传统防御性现实主义视角下，以色列并不会真正消灭哈马斯，因为哈马斯和周边真主党等组织一直是以色列用来通过持续性军事干涉来维持在近东战略空间的工具。但是内塔尼亚胡改变了这一切，吞并加沙和西岸，建立起一个河海的“大以色列”，似乎成了目前以色列政客的目标，而内塔尼亚胡居然还不是最激进的存在，甚至他很大程度裱糊了以色列撕裂的政党内政。

所以以色列这大半年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极大程度上造成了“以色列”这个政治象征，这个二战以后欧美正义神话的现世体变成了现世撒旦，让各个领域的战后世界神话叙开始“脆裂”。

我们看到的是西方世界“精英建制派”集体和“青年运动力量”的断裂和对抗，在西方世界建制派对以色列“明面上谴责，实质上支持”的背景下，不同立场的青年群体正诉诸街头抗议，并且和建制派陷入噤声、威胁、逮捕和媒体全景式放大的公共政治僵局中。

从欧美对现世神话的构建需求出发，也就自然破除了某种犹太人控制世界的阴谋论视角。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自然是以此兴，也将以此亡。锡安主义和代表了人类普遍价值的“以色列”间的自在矛盾爆发，最终让当代以色列走向了自身的否定面：

从普遍性上来说，你不能裹挟战后反战主义和左翼自由主义的世界思潮来实践种族主义的罪行。

从民族性上来说，你不能抢夺实质性地区霸权和战争利益的同时还想从世界叙事和西方当代政治价值中找到辩护。

为了实现这些自相矛盾的目标，以色列就越是需要彰显自己神话现世体的身份，越是要将反以色列的一切行为绑定在反犹主义的神牌上。

显然，以色列这种做法对欧美战后神话是致命的，它最终促使了“反反犹主义”的滋生，既然反以色列是反犹主义，那么人们就将选择反犹主义。齐泽克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去年至今在巴以问题上总是说一些奇奇怪怪模棱两可的言论。他可能实质想说的是，“反反犹主义”真正壮大后，有些东西就危险了。西班牙和挪威承认巴勒斯坦国表态就是欧盟不想死抱着神话叙事跟美国走到黑，寻求转向的试水。

但以色列已经回不了头了，或者说作为战后西方神话的现世体，它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拖着这个神话中的所有人冲进深渊。最终，要么是西方世界建制力量和以色列一起浇灭了西方青年力量和非西方世界力量的星火蔓延，要么是以色列从此在历史中实质性消失，已经没有了中间道路。

这或许是“上帝的选民”们在神启中从来未曾预见到的悲惨图景。

在戛纳“哭孝”的文青们从哪来？

虽然很美，但你并不会离职去阿勒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