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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勋身家6000亿，英伟达暂时无接班人

5月前

英伟达离不开黄仁勋。

来源 | 硅基研究室

作者 | kiki 谢浩

出品 | 投资人说（touzirenshuo）

时间拨回1993年，在硅谷一家名为“丹尼”的连锁餐厅内，三位不算年轻的工程师在这里用几杯咖啡的时间讨论着一个几乎不存在的市场机会。

他们做出了一个如今影响世界的决定：

共同创办了英伟达这家芯片巨头，这个故事后来被媒体包装成为一个“从丹尼餐厅走出的一万亿美元公司”的故事。

尽管英伟达的诞生是一个属于“三个人的故事”——黄仁勋、克里斯·马拉乔夫斯基和柯蒂斯·普里姆。

但比起黄仁勋的名字，另外两人的故事似乎鲜为人知。

从30岁创办英伟达算起，如今61岁的黄仁勋已引领这家企业度过了第一个三十年。

与大多数的科技企业类似，黄仁勋和他的英伟达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问题：

谁是黄仁勋的接班人？

在近期与风投公司Mayfield管理合伙人纳文·查德哈的一场“炉边对话”中，黄仁勋在被问及“何时退休”时，揶揄式的回应“我就是没有其他事可做了”，但疑问没有就此停下。

放眼当前的芯片战场，逐渐远去的创始人与相继上场的接班人，几乎成为一致的趋势。

大约从2018年开始，一场摆在台面上的权力交接已在进行——

进入魏哲家时代的台积电、回归英特尔的技术老将基辛格，中芯国际的新掌舵者刘训峰......

黄仁勋成了为数不多活跃在一线的芯片公司创始人。

接班人问题是科技公司最难过的关之一，即便是如台积电、英特尔等，也都曾在这一关卡上摔过跤、吃过苦。

尽管在当下，大多数人对自称还能“再干三四十年”的黄仁勋并无“接班人”的担忧，“创始人光环”对英伟达的盛世而言也是锦上添花。

人工智能浪潮下，英伟达还在狂飙。

英伟达日前公布了2025财年第一季度财报，得益于营利端的强劲增长和攀升的分红比例，这份外界眼中“创纪录级”的业绩表现，迅速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认可——

英伟达股票盘后交易中一度涨超7%，突破1000美元，连带着创始人黄仁勋本人的身价，也跟随着股价的上扬水涨船高。

截至5月27日，在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榜上，黄仁勋已升至全球富豪榜第17，他如今身家93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6780亿元）。

但荣光的表现背后，市场对于英伟达的长期担忧并未停滞，高市盈率警示着市场。

英伟达“成长股”的市场认知并未改变，这家企业仍然需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断兑现自己的成长诺言。

至少，摆在眼前的“谁能接班黄仁勋”的问题上，英伟达就必须面对，无从逃避。

只有“一代目”的英伟达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科技公司的“接班人”问题，一直都是硅谷科技圈的热门话题。

不久前，被外媒曝出有高层大换血信号的苹果，在“谁能接替库克”的问题上就引发了一连串的讨论。

由此可见，即便是现任者尚未有隐退之意，但对一家企业而言，“接班”是早已写在日程表上的关键问题。

在“美股七巨头”中，不少科技巨头已完成创始人交接或公开表明已有接班人计划。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

谷歌现任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2019年已接下母公司Alphabet的大权；

微软现任CEO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在任也有10年；

早在2021年，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也官宣接班人安迪·贾西（Andy Jassy）；

就连被视为“工作狂”的马斯克也在去年向媒体透露自己已向特斯拉董事会提交了继任者名单。

唯有英伟达，在面对接班人问题上，创始人黄仁勋的态度似乎显得尤为坚决，只有一个态度：我不退休。

这种“不退休”的姿态，放置在芯片江湖中，似乎也是独有的一份。

大约从2018年开始，芯片战场上的权力交接已在隐秘地进行，“一代目”创始人隐向幕后已成为确定性的趋势。

2018年，正式宣布辞去台积电所有职务的张忠谋用“刘德音任董事长、魏哲家任总裁”的“双首长制”，让台积电稳步过渡到下一阶段；

2023年，宣布退休的刘德音正式交棒给魏哲家；

2021年，英特尔与高通也同步进行了换帅，英特尔重新挖回了首任CTO基辛格，被外界视为英特尔“重塑工程师文化的标志”，高通则宣布克里斯蒂亚诺·安蒙接替史蒂夫·莫伦科夫成为第四任CEO。

也就是说，经历了四五年的时间周期，当前在任的接班人们已大多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接下上一代留下的任务，开启自己的新时代。

但英伟达依旧是“一代目”的时代，也没有传出任何的接班人计划。

参考大公司的换帅逻辑，一般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传统晋升逻辑。

比如新帅上位前，大多是公司总裁、COO、CTO和CFO等，从基层做起，为公司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另一类是非传统逻辑。

所谓的“空降兵”，如聘用外部职业经理人或对外战略性收购人才等等，两类没有优劣之分，只是适应公司发展不同阶段的需要。

“没有接班人”的原因，除了老黄本人依旧能打外，如果按照科技公司普遍的晋升逻辑来看，英伟达的选择其实也并不少。

据近期黄仁勋最新的采访，他管理着由60人组成的英伟达高管团队，且所有人都直接向他汇报工作。

按照上述两条路，或许能瞥见英伟达可能的接班人名单。

第一条路自然是内部选拔。

在英伟达创立故事中的另外两人克里斯·马拉乔斯基和柯蒂斯·普里姆自然成了外界关注的对象。

在那个发生在丹尼餐厅的故事中，一个冷知识是——

黄仁勋并不是最先想要辞职创业的人。

彼时马拉乔斯基和普里姆都是Sun Microsystems的工程师，黄仁勋则在LSI 公司工作，对芯片设计更有经验的两人决定离开一起公司，并联系黄仁勋一起创业。

英伟达的三位创始人，普里姆（左）黄仁勋、（中）、马拉乔斯基（右）图源：英伟达

彼时的黄仁勋对自己的工作十分满意，最开始只说了“祝他们一切顺利”，但在好友的不断劝说下，终于决定加入。

马拉乔斯基负责硬件设计，普里姆学习软件架构，黄仁勋负责业务决策，在三人中，更年轻、懂技术还懂业务市场的黄仁勋成了最终的拍板者。

比起黄仁勋的成长经历，马拉乔斯基和普里姆是典型的“工程师成长路径”，出生在波兰的马拉乔斯基在六岁时和家人一起搬到了美国。

随后在佛罗里达大学和圣克拉拉大学分别获得电气工程学士学位和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

在创办英伟达前，他在惠普和Sun Microsystems工作，拿着令人羡慕的薪水。

而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普里姆则在获得伦斯勒理工学院的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位后，先后为PC公司Vermont Microsystem、电子测试设备公司GenRad、Sun Microsystems工作。

不过，比起黄仁勋的“工作狂状态”，这两位联创的身上似乎都有点“不务正业”的艺术家气质。

马拉乔斯基将自己协助影片获得艾美奖的经历写进了自己的履历里；

普里姆就更别说了，在1999年英伟达敲钟上市后，他在2003年就离开了英伟达，随后卖掉了自己在英伟达的股票，醉心于慈善事业，过着离群索居般的生活。

在去年英伟达股价飙升，一跃成为华尔街的宠儿后，《福布斯》的记者就联系上了这位曾经的联合创始人。

当65岁的普里姆回忆起自己的人生时，他将自己在电子行业的创造力都归结于自己的另一个身份——音乐家成长经历。

他说：“要表演，就必须练习，你必须要有创造力，因此，我开始将这一理念应用到电子和计算机科学领域。”

1999年，英伟达股价达到100美元时，普里姆剪了头发，染上了英伟达的标志图源：WSJ

不过，黄仁勋并不缺少同行的老战友们。

在近期采访中，黄仁勋就透露给“那些在英伟达工作了30年的员工发了电子邮件，以感谢他们的贡献和付出”。

在英伟达的高管中，任期时间超过十余年的也不在少数。

在1994年就加入软件工程全球高级副总裁的德怀特·迪亚克斯，今年恰好是他在英伟达的第三十年，同样在英伟达呆了三十年的还有英伟达GeForce高级副总裁杰夫·费舍尔等等。

除此以外，大多数高管的任期也平均在15-20年：

比如在1999年加入英伟达，如今负责汽车业务的加里·西科；

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十余年后，在2009年加入英伟达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比尔·达利；

早在2005年就加入英伟达的现任全球业务运营执行副总裁杰·普利，也曾在Sun Microsystems工作20余年；

英伟达负责运营及供应链的执行副总裁德波拉·沙奎斯特在2007年来到英伟达，至今也有17年之久。

不过在一众资深的老将中，并未有消息显示，黄仁勋有任何看好的人选。

第二条路则是走非传统路线。

在英伟达的高管中，从2020年成为英伟达首席技术官迈克尔·卡根就是这样一个非典型的人选。

在科技公司的扩张中，通过收购来兼并人才也不是一件新鲜事。

2019年，英伟达以69亿美元高调收购了以色列芯片公司Mellanox，顺便就“收编”了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之一的迈克尔·卡根。

除此以外，2023年，前Meta基础架构副总裁亚历克西斯·布莱克·博乔林也宣布加入英伟达，负责该英伟达新的云业务DGXCloud。

不难看出，英伟达的一部崛起史，其实也是一部人才笼络史，被英伟达笼络的人才。

单从技术背景和工作经历来看，有老将，也有新秀，这些候选人身上多多少少也有和黄仁勋相似的特质。

黄仁勋似乎不缺左膀右臂和接班人人选，但又为什么迟迟不见其透露一点风声呢？

无法摸着同行过河

黄仁勋对外反复强调自己不退休以及对“接班人”讳莫如深的背后，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在芯片行业，“接班人问题”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话题。

理解这一点，黄仁勋大概早就在同行台积电和英特尔身上有所体会。

首先，想要在“人均学霸”的芯片行业中，确定“谁可能成为接班人”，对其个人特质的要求就尤为关键。

在刘德音宣布退休前，张忠谋为选拔接班人而设立的“双首长制”一度备受行业关注：

刘德音任董事长，负责重大决策把关，魏哲家任CEO，负责对内日常经营。

知名前外资分析师、科克兰资本董事长杨应超曾分析：

“张忠谋选定两人接班，刘魏都已是万中选一的优秀人才。”

两人的经历也非常“台积电式”——

都毕业于美国名校，有技术方面的博士学位，有海外半导体大厂的经验，也都在台积电工作多年。

张忠谋认为台积电有三大竞争优势：

技术领先、制造优越、客户信任。

将“技术领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也同样被放在了台积电接班人的选择中。

除了技术背景外，而如果对比刘魏二人的台积电成绩单，也都是有着鲜明个人特质的人才。

刘德音身上工程师基因更重，张忠谋曾经评价他：

“他是很reflective（深思熟虑）的人。”

一位曾和刘同窗七年的同学曾回忆他：

“是最有修养、耐力最够的，多年來，从没听过他讲过一句情绪性的粗话。”

从1993年进入台积电，刘德音一路从基层做起，被张忠谋派去接手世大，再逐步爬升到决策高层，他最为人所熟知的功绩就是建立了台积电第一座12英寸晶圆厂。

台积电内部人士有一句对他精准的评价：

“刘德音就是有办法将晶圆厂run得风调雨顺。”

相比刘德音的内敛，魏哲家从性格上来说则更像“张忠谋”，除了自带幽默外，有着弹性应变能力和跳脱性思维。

用张忠谋的话来说：

“魏哲家决策相当明快，有人形容他做决定好像一个机关枪似的快速，啪啪啪。”

在最近一次公开评价里，张忠谋评价他是“准备最齐全的CEO”，在任总裁职务之前，魏跨足包括研发、营运(生产)、业务开发三个部分，这是台积电三个主动出击的部门。

其次，“接班人”也并不好当，不仅必须经受住创始人及上一任的考察，更要随时迎接芯片行业瞬息万变的风暴变化。

一位熟悉张忠谋经营法则的分析师曾谈到：

“张忠谋的经营法则从来不搞权谋，最看重‘执行力’，只有‘实力派’才能撑得下来。”

对于像半导体这样一个技术变革极快的行业来说，接班人不仅需要及时准确地对技术路线做出取舍，把握方向，规划耗资巨大的产能开支，保持自身的领先性。

除此以外，在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影响下，对外需长袖善舞地“管理朋友圈”，对内则需要持续激励人才，提升管理效能......

凡此种种，无疑都提高了“接班人”的门槛。

以英特尔为例，即便是有着成熟的接班人培养机制，但在第六任CEO布莱恩·克拉赞尼奇因个人道德问题辞职后，匆忙扶正有着“职业经理人身份”的CFO司睿博，他一度因缺乏技术背景而备受争议。

在其任期的两年时间里，司睿博关注财务业绩的健康度，主动瘦身，卖掉了旗下的基带芯片和内存业务。

但在核心技术上，相比英伟达、AMD在对外收购上的激进之态，以及三星、台积电在芯片工艺制程上的冲刺，英特尔一度陷入踟蹰，并在头部芯片制造商的名单中掉队。

更为关键的是，即便是如今已陆续完成接班任务，实现平稳过渡的英特尔和台积电，它们给出的方案也并非完美无缺。

以台积电为例，在刘德音官宣退休后，进入魏哲家时代的台积电也正式宣布“双首长制”的落幕。

上述外资分析师提到，双首长分工又共治、职称几乎相近，但可能仍旧让一号人物的“董事长”，二号人物的“总裁”，双双受到掣肘。

“双首长制多数没有好下场，公司要一个老大负责，双首长制就像‘双头马’，很容易让两个人竞争，接班要接得干干净净，就是选一个人”。

而大举复兴英特尔旗号的基辛格，也收获了两极分化的评价。

研究公司The Edge Group的创始人吉姆·奥斯曼就认为：

基辛格2021年回归后，致力于重塑英特尔的制造优势和增强其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力。

“但遗憾的是，火车看起来已经离开车站了，车上有NIVIDIA和AMD，基辛格的历史充其量也只是平均水平，英特尔依旧需要一位新的CEO。”

至少从这一层面来说，即便是摸着同行过河，英伟达也依旧无法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

更现实来说，没有接班人计划总好过找到一个错的接班人。

因此，做一个笼罩在黄仁勋光环下的英伟达，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英伟达不能没有黄仁勋

更重要的是，至少在当前，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英伟达离不开黄仁勋，也无法复刻下一个黄仁勋。

31年的风风雨雨，早已在这艘半导体巨轮和它的“船长”之间，构建了某种休戚与共的特殊关系。

黄仁勋不会离开英伟达，对于这位半导体行业的“GPU教父”来说，英伟达不仅是他一手创办的事业，同样也是承载他理想和人生价值的唯一航船。

在近期举办的Stripe Sessions用户大会上，黄仁勋向移动支付巨头Stripe的联合创始人兼CEO帕特里克·克里森吐露了他的生活细节：

“我对GPU充满热情，它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思考空间……

当我不在工作时，我仍然会思考工作，而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全身心投入工作。

即使我看电影，我也可能一直在想工作的事情，以至于忘记了电影的内容。”

对于黄仁勋来说，除了穿皮衣和思考GPU的未来，人生中可能很少再有让他感兴趣的事。

与此同时，对当下的英伟达来说，找到一个比黄仁勋更出色的管理者，也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尽管在复盘这家企业的成功故事时，人们时常为其贴上“技术领先”、“极致创新”的标签，但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英伟达的成功，同黄仁勋的战略眼光密不可分。

正如很多分析文章所指出的那样：

AI时代，真正让客户无法向英伟达Say No的关键，并不是物理层面的GPU芯片性能，而是后者引以为傲的CUDA生态——

它是英伟达为GPU设计的运算平台和编程模型，更是企业开发AI产品的“操作系统”。

即便是黄仁勋自己也承认，他的公司“不仅生产芯片，而且打造整个超级计算机，从芯片到系统再到互连……但最重要的是软件。”

讽刺的是，就是这样一项如今奠定英伟达行业地位的技术，在刚问世时，一度面临着各方的质疑，投资人毫不客气地指出“CUDA的价值为0”。

那段时间里，和英伟达跌跌不休的股价一道流传于华尔街的，是“黄为什么要做CUDA这种没人用的东西？”的话题。

关键时刻，正是黄仁勋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拯救了CUDA，也保留了英伟达的未来。

十年之后，AI崛起，英伟达登上王座，所有质疑烟消云散，一切都化作了鲜花掌声。

类似的故事，在英伟达的发展历史上还有很多。

以至于这家企业从董事会到管理层，再到普通的员工，都对黄仁勋领导下的未来充满信心。

今天，任何一个长期跟踪观察英伟达的投资者，都无法忽视黄仁勋在其中的非凡地位——

英伟达的企业组织架构是依照黄仁勋的理念展开的，那里没有传统硅谷巨头的科层和部门。

正如上文所言黄仁勋直接管理着60位领导团队的高管，他们向黄本人直接汇报；

黄仁勋也是这家企业在业务和外交上的主帅，面对包括OpenAI、Meta、微软、谷歌和亚马逊等英伟达的大客户，以及英特尔、AMD和高通等英伟达的竞争对手。

在推翻Cuda霸权上所达成的微妙共识，黄仁勋的决策和判断将成为这家企业“突出重围”的关键。

与此同时，黄仁勋和“政商学”界的许多大咖也保持着出色的关系，在业界和民间机构组织中更享有卓著的声望。

此前，即便是爱和英伟达“唱反调”的英特尔CEO基辛格，在芯片法案问题上也成为英伟达的“坚定盟友”，并一度和黄仁勋共同拜访华盛顿，敦促拜登政府官员抓紧研究“对华出口限制所带来的影响”。

不仅如此，黄仁勋在Stripe Sessions用户大会上透露：

目前英伟达有两万八千名员工，他同样也是员工和许多业内技术从业者心目中的“精神领袖”。

就在今年1月，为了在芯片管制的不利市场环境中，安抚中国大陆员工的情绪，他穿着大花棉袄，手拿花手绢，扭着秧歌，奉献了一出英伟达版的《年会不能停》。

在年会的现场，他为员工送上奖品、签名和拥抱，并告诉所有人，他非常在意中国市场和员工。

一位参加年会的英伟达员工这样回忆黄仁勋的突然到访：

“Jensen带给了所有人欢乐，他受到了明星般的欢迎。”

黄仁勋出席中国大陆办事处新年晚会大跳秧歌

某种意义上，英伟达和黄仁勋，几乎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投资英伟达，其实就是在押注黄仁勋。

这也让讨论黄仁勋的退休和接班计划，显得尤为艰难。

英伟达永远需要下一个黄仁勋，但黄仁勋却是不可复制的存在。

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在禁令频出、经济波动、地缘冲突加剧、国际贸易动荡的背景下，高达2.35万亿市值的英伟达，已经不太可能重现昔日的增长传奇。

回首过往，英伟达的神话，源于黄仁勋的付出，但同样也离不开AI时代红利的偶然，即便是黄仁勋自己穿越回过去，可能也无法再度踏入“同一条河流”。

身处这样的背景之下，没有人能比黄仁勋做得更好。

这也意味着，对于当前的英伟达来说，拟定“接班人”并不能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只会引发“黄仁勋退休后怎么办”的冷思考，并浇灭投资者关于英伟达基业长青的热烈幻想。

无论英伟达未来面临的是金山还是刀山，是蓝海还是红海，已经61岁的老黄依然是这家企业最值得依靠的人。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半开玩笑的表示：

“自己还没有退休的打算，希望能够继续领导英伟达30到40年。”

对于黄仁勋来说，尽管身处的半导体行业有着太多财富自由、半路隐退的美丽故事，但向自己的偶像张忠谋看齐，似乎也并不算一个难以接受的选项。

4年前，就在黄仁勋在获得台大名誉博士学位时，已经90岁的张忠谋还专程录制了视频向前者表达了祝贺，在视频中，张忠谋鼓励道：

“如果他（黄仁勋）和我工作一样长，那就至少还有30年的职业生涯。我很确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可以期待黄仁勋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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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投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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