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被称为“打工人嘴替”的短剧网红“王妈”，因所属公司荒野文化的员工待遇问题引发争议。舆论发酵后，该公司取消了原来的“大小周”休息制度，开始为试用期员工缴纳社保，并提高了所有员工的薪资标准。劳动者权益话题常常出现在舆论中心，体现了劳动者权利意识的增强。今天的文章，经济学研究者方钦从经济史的视角，梳理劳动者如何获得经济地位，如何争取自己的权利。现代商业社会的劳动者不该是“社畜”，而是“公民”。完善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机制，是极为迫切的需求。讲述 | 方钦
来源 | 看理想节目《现代的生意》
在许多史学著作中，普通劳动者常常是沉默和无名的大多数。为了揭示人类几千年来真实的生活水平，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经济史学者们做了许多工作，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对历史数据的发掘和重构。在缺乏数据的情况下，他们为了还原数据、勾勒经济史发展脉络，花费了许多功夫。比如从食物中摄入的蛋白质含量、身高变化趋势以及头骨大小，来推测当时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劳动的生产效率。这些目前已经算是比较基础的研究了。新近的研究利用大量的法院刑事档案、监狱犯人档案、气候变化资料、水文地理资料、基因遗传数据等来重构经济史数据库。经济学家发现，工业革命前，也就是差不多1800年之前，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包括实际工资、消费、食物占生活开销的比重、出生率、死亡率、预期寿命等，大致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状态。也就是说，有些时代指标表现较好，有些时代则较差，人类社会总体没有实质性的进步。比如，在1200年到1800年的600年时间内，英国的实际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还不如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1600年古巴比伦王国的工资水平。除此之外，工业革命前的农业社会和史前狩猎社会相比，劳动时间更长，劳动生产率更低。石器时代人们的预期寿命，比1800年前亚洲和欧洲地区人们的预期寿命还要长。而工业革命的发生，改变了一切。19世纪，英国实际工资增长10倍。食物消费结构发生质的改变，出现了多样化的食物需求，进而农业在生产结构中的比重发生变化。工业革命之前，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达80%，如今发达国家农业人口比重仅占总人口2%到3%左右。生产效率获得极大增进，并且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增长率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了四分之三，剩下四分之一的经济增长则是由资本积累带来的。此外，人均身高逐步增高。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显著降低，预期寿命显著延长。在许多经济史学者眼中，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只发生过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后，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早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这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后来的经济学家则进一步说这是因为技术进步。其实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工厂体系的出现。作为一种全新的组织劳动者工作的方式，工厂体系取代了原本手工业的主要形式——家庭生产组织。英国的棉纺织业曾经完全是家庭作坊的产业，但是1760年，水能驱动的纺织机的问世，促使纺织劳动组织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专门组织工人生产的棉纺厂。到了19世纪30年代，以棉纺织业为主要产业的城市，已经完全不再使用家庭纺织机了。工厂体系的出现是技术进步的要求，也是专业化分工的要求。小型家庭作坊的生产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工业革命后新技术对于生产设备和资金的要求，以及专业化知识对于劳动者技能的要求。通过汇聚知识和资本，工厂把大批技术工人，也就是专业化分工后的劳动者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原本掌握在少数个人手中的技术发明，能够通过这些具有专门技能的劳动者之间的知识交流，迅速得到应用，转化为生产利润。工厂体系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最为重要的联络环节，也是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而劳动者们，正是工厂体系的主角。工厂体系的出现，使得大量劳动者从原本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从家庭生产中解放出来，迁移到工厂附近；大家集中在同一个屋檐下，执行严格的劳动纪律，接受必要的管理，进行有规律的、周而复始的生产活动。按照较为通行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业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工厂体系，是“把家庭手工劳动者驯化为温顺的劳动力大军”，这是“人的异化”。而按照看似前卫的当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及其追随者的观点，这叫做“规训与惩罚”。标准的经济学解释则是，工厂体系导致劳动者福利下降，包括但不限于糟糕的工作环境、工厂周边恶劣的生活环境、劳动者随意选择休息时间和收入的机会的丧失。所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对工厂体系下专业化分工可能对劳动者带来的不利影响表达了担忧：“分工进步，依劳动为生者的大部分的职业……就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往往单纯到只有一两种操作。可是人类大部分智力的养成，必由于其日常职业。一个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而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经济通史》中对工厂体系有着另一种看法，他说：“伴随着现代工厂的采用而来的后果，无论对企业主或是对工人来说，意义都是异常深远的。”
《枯叶》劳动者被集中于特定区域进行生产，生产与家庭分离；自由的劳动契约取代了前现代世界普遍存在的不自由的强制劳动，比如农奴制度；由于雇主不需要再像前现代世界中的领主那样对劳动者的人身负责，资本的风险反而降低了；工厂体系使得以技术效率为基础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以及工厂体系创造了精确计算的可能性，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的会计制度下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项资源进行精细计算，以便合理化使用。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多多少少都有正确的地方，也正因如此，倘若我们缺乏判断力，就会放弃探索真相的努力，而仅从自身立场出发做出武断的判断。如果自己是苦命的打工人，可能会坚信现代社会发展一切的努力都是让普通人受困于工业化体系之内，生活得越来越痛苦，只有彻底颠覆或者毁灭现代性才是唯一的选择。如果自己衣食无忧，可能相信岁月静好，一切都很好。但其实无论哪一种想法，都是基于对现代社会发展历史的片段式认知，产生的对当下社会的错误理解。历史的细节会告诉我们，劳动者在工业革命前后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目前国内的主流历史叙述是：圈地运动，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为城市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沦落为乞丐、贫民、无家可归者和罪犯，被迫进入工厂，由此开始了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的历史，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兴起的历史……这并非真实的历史。首先，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两百年时间中，英格兰农村地区虽然土地结构已经发生极大的变化，但是人员流动依然困难，并没有出现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的现象。按照当时的《济贫法》规定，当一个人离开他定居的教区到其他教区逗留满一年，会失去获得救济的权利。这就让许多人，特别是穷人不愿离开农村去城市打工，因为当时对于穷人的救济完全能让他们维持温饱。其次，道路交通不便、治安状况糟糕以及工厂工作中的种种纪律约束，也让当时的人们不愿进入工厂体系工作。最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学徒制也是一种障碍。学徒制其实是一种附带人身依附关系的契约，它限制人们不能自由解除学徒制，进入工厂工作。所以，工业革命早期的雇主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挑选那些能够学习新技术和易于顺从新式工厂纪律的人。他们的应对方案是“工厂学徒制”，也就是童工。按照现在的视角，雇佣童工是违法行为。即便以工业革命时代欧洲人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这些儿童在六七岁的年龄就不得不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2甚至15小时。然而事情并非全然是坏的方面。根据工厂档案和当时议会对工厂的调查报告，送到工厂的儿童生活水平反而高于当时大多数生活贫困的儿童。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工厂生活中得到了当时大多数普通人子女难以获得的受教育机会。资本家们出于自身工厂利润的考虑，率先开始为儿童提供基础教育。而后这种教育转变为职业培训，不仅培训儿童，还有妇女。在工厂体系下，妇女开始脱离家庭，进入工厂工作。有了独立经济来源的女性群体，开始具有真正的社会地位。必须承认，早期工厂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存在大量不幸、悲惨以及难以忍受之事。比如，苏格兰矿业工人基本上与奴隶无异，因为矿工和矿井捆绑在一起。但是也要看到，追求自身利益的激励，让一种能够为多数人接受的商业秩序建立起来。很快，工业革命时期的第二代企业主们就从寻找劳动力的问题，转变为规训劳动力的问题：工厂纪律出现了。他们将企业中受到训练的人任命为经理和领班；引入计件工资和红利计划激励工人工作；对于酗酒、懒惰和赌博行为处以罚金。一方面，施加在工人身上的枷锁进一步强化了。另一方面，大量接受过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普通劳动者群体涌现。他们因为拥有稳定的工资收入而不必像前现代世界的农民一样，生活可能会因为一次不可预料的天灾人祸而毁于一旦。工业化时代的劳动者对未来的生活有着更稳定的预期，也有更多的能力去支配自己的生活。这一切都是现代商业社会、工厂体系带来的进步。最重要的是，在现代商业社会，劳动者真正开始拥有权利。以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妻子——卡罗琳的故事为例。两人因为感情破裂分居，卡罗琳在得到一大笔抚恤金后到国外居住。分居期间，他们各自都另找了情人。1820年，乔治四世即将登基为王，这时卡罗琳要求回国获得她的王后地位。为了阻止卡罗琳，乔治四世要求上议院以通奸罪的罪名审判她。根据一条14世纪的法律，王后通奸属于叛国罪，很可能会判处极刑。消息一出，英国爆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支持卡罗琳的运动，其主要参与群体是女性，不是贵族女性，而是中产阶级和普通劳动者中的女性。当时英国有些地方只有男性才能在请愿书上签字，为此女性带了自己的儿子来签字。她们抨击乔治四世搞双标，担心这位国王的行为会危及英国妇女的婚姻安全。最终，对于卡罗琳的审判没有发生。但是卡罗琳在乔治四世举行加冕典礼不久后骤然离世，未能加冕成为王后。卡罗琳审判事件凸显出当时的英国女性已经能够在公共领域捍卫自己的权利。很快，女性公民运动蔓延开来，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工人阶级妇女，在1820年成立了自己的改革协会，与男性工人一起，参与公众集会，争取自己的权利。到了1830年代，就有了议会改革的女性支持者，女性宪章派运动成员以及反谷物法联盟的女性参与者。这都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变革带来的结果。接受过一定程度基础教育、掌握工作技能、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女性，当她们接触到城市生活，接触到书籍、报刊、杂志中的各类信息，接触到形形色色男性群体的各类社会团体后，权利意识觉醒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只有当女性获得权利，全体社会公民才能真正获得权利。工业革命以来，像英国这类社会，已经存在大量男性为主导的权利集团，而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女性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倒逼着社会结构整体性的转型，转型为现代公民社会。1802年，罗伯特·皮尔爵士向议会提交并通过了《学徒健康与道德法案》。这份法案限制了工时，规定了卫生和教育的最低标准。皮尔在1819年还提交并通过了另一项法案，让所有儿童也能根据济贫法领取救济金。而在苏格兰，煤矿矿场主在1774年和1779年向议会提交并通过法案，废除了苏格兰矿工的终身奴役制度。这就是现代商业社会，在劳动者群体中发生的事实：在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掌握了支配自己生活的技能之后，逐步通过立法、通过权利的争取，建立起现代社会的秩序。只有拥有权利的人，才能支配自己的生活。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现代的生意：商业的分工、算法与危机》第7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点击最下“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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