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数据崇拜杀死的K-Pop

4月前

作者 | 丁茜雯编辑 | 范志辉

K-Pop又变天了。

6月10日，女团ILLIT所属社BELIFT LAB发布一则视频，质疑New Jeans抄袭BLACKPINK、BTS、宣美、墨西哥女团Jeans等十余组艺人概念，而这也被看作是为近期 ADOR厂牌代表闵熙珍指控ILLIT抄袭New Jeans争议的回应。不过，即便“大点兵”罗列，但却收效甚微，该视频点踩比自昨日发布以来已超过92%，YG前创意总监更是发文打假，称与BLACKPINK造型“完全不一样”。

不过，即便“大点兵”罗列，但却收效甚微，该视频点踩比自昨日发布以来已超过89.8%，YG前创意总监更是发文打假，称与BLACKPINK造型“完全不一样”。

不过，作为“一母同胞”的两组厂牌，这一内斗也令刚凭借5万亿韩元（约36.31亿美元）资产总额正式跃入韩国财阀队伍前十名、创下K-Pop乃至整个韩国娱乐行业首个案例的母公司HYBE被推上风口浪尖，而关于ILLIT、TWS数据造假传闻也再度被翻旧账。

据韩媒报道，近期随着争议不断，围绕着HYBE、ADOR乃至整个K-Pop行业所谈及的关键词中，数据造假已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早在5月，闵熙珍便透露，HYBE曾试图劝其在New Jeans《Get Up》发行时提前注水10万张专辑销量，借此来打破另一女团aespa的专辑销量初动记录，“这是欺骗股东和成员、资本市场、粉丝群体的行为，HYBE的最大问题是延续着现有业界的病，毫无批判意识地继承不道德行为”。

不过，正如闵熙珍所言，数据造假这一“弊病”在K-Pop已然大行其道。

有韩国业内人士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K-Pop产业试图利用数据来证明市场成功的做法，已经成为影响K-Pop发展的主要原因。而HYBE，也不过是“皆为利者”中的一员。

被数据崇拜杀死的K-Pop

事实上，不管是内娱还是K- Pop，流量为王的数据导向结果始终占据着高地，而这一粗暴且普遍的分类方式，也从音源、专辑销量再到各类排名以数据来量化艺人、粉丝。

随着K-Pop全球化脚步的加快，促使这一产业无限加速、扩大，使用诸如“全球第一”、“亚洲第一”、“K-Pop首次”等数字纪录用来指代某一偶像，也成为上至资本、下至粉丝的攀比单品。

如上文所述，New Jeans与aespa所争夺的专辑销量初动纪录便是如此，这决定着新一代女团纪录，以及率先出线拿下女团登顶交接棒候补名额的归属。

这些数据，也同样成为衡量艺人偶像生涯成功与否的最大标准，更代表了一个偶像商品是否成功推向了目标市场。比如2019年，在闯美热潮中处于下风的SM娱乐便推出了由原SHINee、EXO、 NCT等旗下组合部分成员集结而成的限定组合“SuperM”，试图以人气成员的强强联手来快速打入美国市场。而“亚洲歌手首个出道专辑便登顶Billboard”纪录，也令其在捷径中达成有效“闯美”。

尽管这种做法颇为急功求成，却为当时尚未拥有出色闯美案例的SM娱乐打上一剂强心针，以至于SuperM后续以“捆绑销售”的方式持续影响Billboard榜单，最终也成为导致Billboard不得不进行榜单改版的因素之一。

不仅如此，艺人偶像专辑销量、音源排名，乃至演唱会动员人数规模、艺人品牌价值排名等，均是影响背后经纪公司股价的关键所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在2022年，BTS宣布暂停一切活动休团后，HYBE股价当日较前一交易日大跌24.87%，当天在盘初一度下跌27.98%至每股13.9万韩元，创下52周最低值。

本质上，K-Pop的核心本应该是音乐产业，但相比于各大高含金量排行榜上的排名以及对股市的影响，音乐作品的质量问题反而被忽略。过于强调数据的重要性，也令不少偶像音乐作品在粉丝经济的强力消费下产生“虚假繁荣”，参差不齐的歌曲质量、注水行为也与所谓的可量化数据不成正比。

比如近期，aespa、IVE、NCT等均收到歌曲“难听”、不符合大众审美的吐槽，但却也因粉丝刷榜、打投一位等托举，强行逆转一定收听；而在今年2月，HYBE旗下厂牌Pledis所推出的新人男团TWS便被指控出道曲《Plot Twist》疑似音源造假、专辑销量造假，其音源在韩国音源网站Melon更呈现出诡异走势，还在下雨、球赛、周末这种韩国惯常所有歌曲都逃不过大跌收听的场景中，一路轻松逆跌，更是引发大众猜疑。

即便造假传闻扑朔迷离，但TWS却无疑成为了今年K-Pop认知度颇高的一组新人，还也在近期力压(G)-IDLE爆曲《Fate》摘得今年Melon实时年冠。如网友所言，“假不假已经无所谓了，P社（Pledis）敢这么注水明显估计是为了热度，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也直接导致，K-Pop的推广重心已经不在音乐本身，更多是运营与偶像音乐作品、艺人相关的可量化指标。比如所谓的音源、专辑销量注水，最终指向的均为打歌节目一位、颁奖礼奖项，以及在“快销品”K-Pop中迅速占据一席之地，并在短期内产出回报价值。

而这种过度关注结果的做法，也令如今的K-Pop在注水造假的需求中愈加猖狂，不仅大量延长偶像回归打歌宣传期，更是频繁加码专辑签售期来“还债”回购销量。

所谓的专辑回购，指的是专辑流通、销售方大规模购买偶像专辑发行一周的初动销量，继而再通过签售会、捆绑销售等形式进行补偿，“签生签死”也令粉丝不断加大专辑购买量进行“赌博”中签。比如去年，NMIXX便举办了高达90多场签售，共计8个月，这也被指是为还清初动纪录的回购销量。

事实上，在早期的K-Pop文化中，初动并不是衡量偶像成功与否的概念，但自从专辑初动销量成为判定K-Pop偶像红与不红的入门参考后，其便成为了K-Pop系统中最为公司、粉丝在意的硬性指标，粉丝之间的攀比竞争也愈发激烈，进而影响到工厂流水线化专辑制作、高强度签售，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如闵熙珍所言，“专辑回购后，也不知道数值是因为什么而上升，市场变得不正常，持续上升后，股票市场也变得不正常”。

今年5月，韩检方便对涉嫌利用大量购买的IP等方式在韩国主要音源网站重复15个音源172万次进行注水的某演艺公司代表提起诉讼；而在2018年，韩媒便曾曝光一起牵扯到中韩两地的“音源回购”事件，从事回购业内人士的数百台手机、电脑中控制着大量韩国音源网站账号，以对委托造假的歌曲进行反复播放和下载，1亿韩元便可购买到1万个账号。

久而久之，在过度关注数据的氛围中，造就了以数据指标强行将偶像捧至”Next Level“的局面，导致K-Pop始终是在流水线量产可复制的“速食面”，鲁莽地进行扩张，无法摆脱偶像音乐的单一性。正如当下，新人女团ILLIT、BADVILLAIN均陷入了音乐作品、风格、概念等如法炮制New Jeans、BABYMONSTER的争议之中。

或许正如韩媒犀利指出那般，“目前为止，我们评估K-Pop的方式一直集中在‘所做过和取得过的成就’，就像我们沉溺在奇迹中一样”。

为何K-Pop痴迷于“数据成功”？

需要注意的是，关注艺人、音乐作品产生的数据成绩并非是K-Pop独有的，但相对来说，K-Pop对于数据成功化的迷恋更为严重。

一方面，在可视化的数据主导下，专辑销量、MV播放量、音源收听量等数字可作为支撑偶像成功与否的有形标志，量化不可量化的成功偶像案例，则是K-Pop急于探索的必需路径。

也正是因此，BTS、BLACKPINK、New Jeans等全球偶像作为模板，也引发了全方位的复刻，也令K-Pop产业倾向于过度“神化”制作人的权利，而拥有一定成功案例支撑的制作人则掌握了更高的话语权。比如李秀满在aespa出道初期，便强行将其推动的“种树”融入aespa概念宇宙，也因此出现难以令aespa成员接受的奇怪歌词。

而MOMOLAND前成员Daisy便曾在退团后表示，“我们（艺人）没有太多的创意空间，因为（制作人）会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一切都考虑好再交给你（艺人），我们对我们想做的事没有发言权”。同样的，SECRET NUMBER退团成员Denise也曾提到，就算是服装造型也是如此，握有成功“履历”的制作人、高层会强制艺人造型改变到“他们喜欢的程度”，“我曾经为我的造型师感到难过，即便我知道他们有一个想要的形象和概念，但应该术业有专攻”。

从商业上，这种过度依赖某一制作人的现象情有可原。对于部分经纪公司而言，自行选秀、扶持新制作人，以及寻找不同外包制作人合作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而选择已经通过市场数据检验的制作人，无疑也降低了一定的投资风险性。

对此，K-Pop业内人士也指出，对于制作人报以盲目的信任和依赖，也是因为K-Pop难以摆脱操纵数据的快感，“一连串的BTS、BLACKPINK奇迹令局外人认为是全K-Pop的正常现象，数据的轻微下降就会让局外人大惊小怪，仿佛世界末日”。

比如在去年，Stray Kids便曾创下《5 STAR》专辑销量460万纪录，但来到11月，《樂 STAR》则下降至370万张。这也令由Stray Kids部分成员组成、负责组合专辑制作的制作人团队“3RACHA”遭受部分粉丝指责，认为其难以产出符合大众化审美的音乐作品，更是一度占领“难听”热搜舆论。

另一方面，基于K-Pop“僧多粥少”的过度饱和所带来的激烈竞争，数据也成为了衡量偶像艺人价值的主要依据，尤其是打破纪录、达到里程碑，也在提高认可度的同时，也为经纪公司带来潜在利益的傍身凭证。

比如K-Pop月度偶像个人品牌价值排名便是如此，像是今年4月，即便深陷抄袭、造假等负面争议，但在泼天的热度中，出道不足月余的ILLIT多位成员却成功登上当月女性偶像个人品牌价值排名前列，其中Wonhee更是空降首位，成为第一个拿下品牌评价第一的六代女偶像。

而为了延续数据价值且能够长期变现，不管是头部还是中小型企划社，厂牌的多元化建设也成为了重要的存在。

比如HYBE初期的激进扩张吞并，便是以投资组合中的产品越成功，就越容易说服投资者其在证券市场上市的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HYBE是头部梯队中唯一将艺人放权制作人厂牌的经纪公司，即艺人分属各厂牌签订独家合同，厂牌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排他性。比如New Jeans与ADOR均为独家合同，换言之，其均并非HYBE直属资产。

这也就使得制作人能够掌控厂牌商业化、艺术性，甚至一度因单一制作人的亮眼数据影响整个经纪公司的标签。比如眼下，闵熙珍所抗议的ILLIT抄袭行为便是如此。毕竟，多厂牌系统的目的应该是加强每一个厂牌的独特性，令其能够吸引到不同流派领域的广泛消费者，如若只追求片面复刻成功案例，虽然能够暂时带来一定的高回报，但却难以长期存在。说白了，围绕在对于“数据神话”的执着所产生的厂牌矛盾，也意味着缺乏建立适合的风险管理以及厂牌运营的系统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