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造化，诗心相通——法国作家与中国诗歌

1862年，法兰西公学院讲席教授德理文侯爵出版《唐诗》选集，这是法国最早的中国诗歌译著，得到文学界的关注。法国文学评论家蒙太古在《两世界》杂志上撰写书评《论一个古老文明的诗歌》，高度评价中国唐代诗歌创作，同时以跨文化视角透析中西文化的会同和差异。帕纳斯诗派领袖泰奥菲尔·戈蒂耶被波德莱尔在《恶之花》题辞中尊称为“诗艺炉火纯青的魔法师”，他也是一位热爱东方文化的诗人，曾在诗中宣称“吾之所爱，今在中国”，并征引黄河、宝塔、青瓷等中国意象，在“中国诗人尚古仪，临花赋诗有太白”一句中融入李白的诗人形象。正是得益于此位文坛泰斗在其美学体系中吸收了中国文学的异域情调，法国文人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接受了独具魅力的中国诗歌。

福楼拜的密友路易·布耶从同时代的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和儒莲的译著中获取中国素材，又将德理文所译唐诗改编为符合法语诗歌节律的作品，这些具有中国意蕴的诗篇汇成遗著《最后的歌谣》，福楼拜为之作序。埃米勒·布雷蒙更是广泛取材，采集中国意象和音律，著成一部《来自中国的诗》，使得中国古老诗篇在一种西方语言中以诗意的形式焕发光彩，并且在诗集《盛开的苹果树》中将情景交融的中国诗歌艺术与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田园诗歌融会贯通于法国诺曼底的自然风光中。

泰奥菲尔·戈蒂耶的女儿俞第德亦很早进入法国文坛，她有一部中国诗歌选集《玉书》流传于世，初版于1867年，译有24位唐宋诗人的七十余首诗，后又多次再版并增补其他朝代的中国诗篇，这部译著还被转译为意大利语、德语、英语，在欧洲广为流传。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曾经接受过帕纳斯诗派的熏陶，亦读到《玉书》中的中国诗篇，并为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诗集撰写书评，称赞中国诗歌“简约的诗句、凝练的表达和含蓄的艺术”。《玉书》虽然在翻译过程中已经改变了中文原诗的节奏和意味，却对很多同时代和后世法国诗人的审美趣味产生影响。正如20世纪法国诗人克洛德·罗阿所言，正是这些译作“促生了谢阁兰和青年克洛岱尔写出真正的诗作，在他们的诗句中，东方和西方实现了奇妙的联姻”。

泰奥菲尔·戈蒂耶

保罗·克洛岱尔是目前所知第一个踏上中国土地的法国作家，创作了《认识东方》《五大颂歌》《缎子鞋》等一些留有中国文化印迹的文学作品。1937年，他在巴黎为公众举办一场题为《法国诗歌与远东》的学术讲座，其中表达了对中国诗歌的深刻感悟：“（中国）诗歌并不提供现成直接的意义，它在读者的思想中形成，需要读者在一系列确定的空间中建立联系。总之，页面上的空白和布局与文字和符号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它们在中国诗歌里是同时共存的，是凝固在空间里的和谐。”在这段话中，克洛岱尔首先指出了中国诗歌的含蓄性和暗示性，其意义不会直白显现；继而，他对东西方诗歌的特性进行比较：中国诗歌是一种空间的艺术，是虚实相间的艺术，这与中国表意的象形文字有关，而法语诗歌则以表音文字为材料，呈现时间感与旋律。这段关于诗歌的文字出现在介绍中国书法和绘画的上下文中，其实克洛岱尔也是以此来说明在中国艺术中，诗、书、画遵循同样的美学原则。

萨金特绘俞第德像

克洛岱尔未曾系统学习中文，因此依旧是从德理文的《唐诗》和俞第德的《玉书》等法文译本入手去了解和欣赏中国诗歌。克洛岱尔还依据《玉书》等译著对中国诗歌进行改写和再创作，30年代后期在巴黎出版《拟中国小诗》《拟中国诗补》两册诗集，其中有李白、杜甫、张九龄、柳宗元、贺知章、贾岛、苏轼和李清照等人的诗词。对克洛岱尔而言，原作的形式在翻译中已经无法接近，最重要的可能还是领会中国诗人的创作艺术，在法文诗句中重建诗歌意境，从而使法国读者感受到中国古代诗歌的魅力。

谢阁兰的主要文学作品都是酝酿和创作于中国，表达了对东方文明的倾慕。在其浸润了中华文化养分的作品里，有一部可以清晰体现中国诗歌的影响，那就是1926年出版的《颂歌》。法国自古亦有颂歌诗体，不过谢阁兰在其诗集中主要是从《诗经》获得形式和结构上的灵感。诗集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国风”“中国哀歌”“空台祈天”，似与《诗经》中的“风”“雅”“颂”有所对应，其中第二部分“中国哀歌”或是借鉴了《楚辞》之风，萦绕着失意怅惘的情绪。法国诗人似乎有意回到中国诗歌的源头去寻找一种最原始的节奏和形式，以及最为自发萌动的感觉。

罗曼·罗兰虽未曾来到中国，但是在法国有缘结识中国留法学者和诗人。他最早读到留法诗人梁宗岱的法文译作《陶潜诗选》，极为欣赏：“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不独由于你的罕有的法文智识，而且由于这些诗歌底单纯动人的美。它们底声调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是这么熟习！从我们古老的地上升上来的气味是同样的。”《陶潜诗选》1930年出版，梁宗岱赠书于罗曼·罗兰，他在答复梁宗岱的信中说：“我发现中国的心灵和法国两派心灵之一（那拉丁法国的）许多酷肖之点。这简直使我不能不相信人类学上的元素的神秘血统关系——亚洲没有一个别的民族和我们的民族显出这样的姻戚关系。”罗曼·罗兰感受到中国古代诗人与西方古典诗人的精神相通，在中国古诗里读到“和那最古典的地中海——特别是拉丁——诗的真确的血统关系。贺拉思和维琪尔都在这里面找着他们底面目反映着。而在一些和谐的沉思，如‘蔼蔼堂前林’或‘少无适俗韵’里，我听见了亚尔班山上一座别墅里的泉水底庄严音乐”。

罗曼·罗兰

瓦雷里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诗人和文艺评论家，他曾亲切地说“我第一个认识的中国人是梁宗岱先生”，二人有过多次会晤和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宗岱是瓦雷里了解中国诗歌和文化的一个直接途径。瓦雷里欣然为梁宗岱法译《陶潜诗选》作序，盛赞中国人是一个爱诗的民族，是“最富于文学天性的民族，唯一从前敢将政事委托文人，而它底主人夸耀他们底笔胜于他们底权杖，并且把诗放在他们底宝藏里的民族”。他对陶诗给予极高评价，称之在“极端的精巧”之后达到“极端的朴素”，那是一种“渊博的、几乎是完美的朴素”，是“古典作家底有名的朴素”，并称陶渊明为中国的维吉尔和拉封丹。瓦雷里尤其欣赏中国古代诗人观察自然和表达与自然关系的方式：“他把自己混进去，变成其中的一部分；但他不去穷竭他底感觉……这些蕴藉的艺术家有时以情人的态度去赏鉴自然，有时以比较和蔼或严肃的哲人态度。更有时呢，他们是田园或渔猎，或简直就是清净底爱好者。”由是可见，瓦雷里发现了中国古代诗人融于自然的多种姿态，尤其是诗人擅长以凝练和含蓄的方式表现自然。通过梁宗岱翻译的陶潜诗作，瓦雷里深入体会出陶诗的悠远意境，并且直接辨识出中国诗歌的本质特征。

曾经帮助梁宗岱翻译陶渊明诗歌的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让·普雷沃在题为《谈我对中国的无知》的随笔中坦陈自己不识中文，但是“何需超越无知……我们的无知在中国诗歌面前不正是一种美好的天真、一种诗意状态吗”？普雷沃与诗歌的渊源始于翻译，曾译有多国诗歌，编辑成一集《诗歌爱好者》，其中亦有与梁宗岱合作翻译的中国诗文，如柳宗元《愚溪诗序》等。

如今已经为人淡忘的法国作家阿尔芒·罗班曾经是一位中国诗歌的爱好者和翻译者。二战期间，他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习中文，其间开始练习翻译老子和庄子，两卷《未译之诗》正是他翻译外国诗歌的选集，其中选译了李白、杜甫诗各三首和王维诗一首，其译作得到文学界的好评。三十多年后，瑞士著名诗人菲利普·雅各泰在纪念文章中高度评价罗班笔下的杜甫《新婚别》：“诗歌翻译中这样完美和杰出的成功译作在罗班的作品中并不少见。他有时候会对原作进行意译，那是为了保留作品中的内在意蕴。”罗班对关心民众疾苦的杜甫情有独钟，还赋诗一首《杜甫》致敬诗人：“远离任何国度任何时间，我们相见恨晚。”对阿尔芒·罗班而言，诗歌翻译与创作相辅相成，他从中国古代诗歌中获得丰富其自身的精神资源和诗歌灵感。

克洛德·罗阿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1949年与旅法中国画家赵无极在巴黎相识，50年代作为进步文人受邀访问中国，撰写过《中国镜像》《认识中国》《论中国》等中国见闻录。他对中国古诗情有独钟：“多年以来，尽管存在不可逾越的时空障碍、文化和传统差异、语言和文字隔阂，我痴爱所有诗歌中最不可迻译的一种——中国诗歌。”克洛德·罗阿编纂了《中国诗歌宝库》，并且自称“盗诗者”，自喻从中国古诗中撷取精华，并于1991年出版了中国古诗译作《盗诗者——来自中国的诗》，选译自《诗经》至宋代诗歌百余首。其实，克洛德·罗阿不习汉语，一直与赵无极、罗大冈等中国文人朋友合作翻译，还得到过老舍先生的热情鼓励。他如是总结自己的翻译方法：“在中国朋友和法国汉学家的帮助下，我尝试让自己沉浸在诗歌原作中的情感、意境、思想和意象中，然后让一首法语诗在我心中慢慢浮现，它是原作的回音，尽可能地忠实，尽所需地自由。”值得肯定的是，克洛德·罗阿对中国诗的创造性翻译并不是随意改写，而是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诗的意义，尤其在意象和意境的保存上多有可取之处，而且在转换到法语时比起一般译者在遣词造句和形式上更多一些诗意，可谓依实出华。

1999年，华裔作家程抱一曾在《法国当今诗人与中国》一文中致敬两年前逝世的克洛德·罗阿，称其“诗风颇近宋诗，中国人读来甚感亲切”。程抱一以法语撰写的论著《中国诗歌语言》以符号学理论和结构主义解读中国诗歌艺术，获得广泛认可，推进了法国文化界对中国诗歌的认识。他本人用法语创作的诗歌虽吸收了西方文化元素，但是中国诗歌的意象、意境和韵律是其中挥之不去的底色。

在程抱一与几位法国当代诗人的笔谈中，我们发现中国诗歌依然持续散发魅力。吉尔·儒安纳在有意告别以法国著名诗人勒内·夏尔为代表的深奥玄理诗时恰好与中国诗歌相遇，他从译著《中国古诗选》中发现了另一种诗歌表达方式：“有那么一种客观型抒情，它有异于我们西欧中古或文艺复兴以来所树立的自我中心表露方式。这个极为自然又极为精妙的诗歌传统教示我们：可以把时间流中每一时辰转化为诗之真。更何况，其运用的文字没有动词的时间性，特别是在诗中，它把过去、现在、未来渗合并提升到超时境界。”在读过“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这样的中国诗句之后，儒安纳在致程抱一书信中写道：“25年来，我遵循中国古诗的金科玉律：不要过分倾泻，不要滥用形容，拒绝使用亢奋的口吻……诗人首先是媒介者，他的命名艺术所要显示的不是小我，而是生命宇宙的大感应。”

杰拉尔·马瑟擅长以诗意的文字表达想象性的沉思，往往在传统和异域中寻找素材和灵感。他很早与中国文化结缘，少年时便开始阅读一些翻译为法文的中国诗歌选集，这些译诗参与了其诗歌生涯的开启：“虽然不识汉字，我尝试把读到的翻译依照我自己的节奏和憧憬再现出来……我几乎觉得这些诗不但属于我，竟真是自己写的了。”可见，中国诗歌的意象、主题和风格为青年时期的马瑟提供了来自异域的创作养分。

达尼埃尔·吉罗对东方文化充满兴趣，为了研究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和中国诗歌而自学中文，1988年曾来华旅行后出版游记《中国漫行》。这位长发大髯的诗人最倾心于道与禅，将中国思想文化和诗歌精神融入自己的创作，他是李白、寒山以及许多诗人的译者，编纂多部诗集，著有李白和嵇康评传。

越南裔法国女诗人弗朗索瓦丝·韩与女汉学家尚德兰长期保持友谊和合作，尚德兰曾翻译过许多古今中国诗人的作品，她本人亦是诗人，在翻译和创作中得到弗朗索瓦丝·韩的指点，同时帮助后者深入了解中国诗歌传统。弗朗索瓦丝·韩对中国诗学心领神会，她曾写过一首诗，题名为《靶》，主题涉及诗歌创作的灵感与指向，而写作此诗的灵感则来自尚德兰为其讲解的袁枚《随园诗话》中一则关于写诗的精彩比喻：“诗，如射也。一题到手，如射之有鹄，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能指精者，正中其心；次者中其心之半；再其次者与鹄相离不远；其下焉者，则旁穿杂出，而无可捉摸焉。其中不中，不离诗歌天分学力四字。”

菲利普·索莱尔斯是一位对中国文化借鉴颇多的法国当代作家，他在多部小说作品中深度融合中国古典诗歌元素。在《天堂》中，索莱尔斯有意忽略标点和字母大小写这些西方分析性语言的形式标志，甚至过滤了很多承担句子成分之间逻辑关系的介词和连词，这部叙事作品因而具有了某种诗歌形式。《金百合》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男主人公是一名教授中文的法国人，他熟稔中国文学，时常引用《道德经》和中国诗歌作品，陶渊明、孟浩然、韦应物、寒山、玄觉等诗人的诗句都给了他精神慰藉。在《恋之星》中，唐代诗人王维实现了穿越，从大唐中国游历到欧洲的现代都市，他的身影幻化为中国古代诗人的魂灵，代表了一种宁静的精神世界和禅意的生活方式。

陈洪绶《陶渊明故事图》

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在与中国学者董强合著的《唐诗之路》中回忆自己初识中国诗歌于1962年，通过英语译文阅读了李白绝句《独坐敬亭山》，并为诗中展现的人与自然的独特联系而感动。“唐诗——也可以说，一切真正的诗——也许是与真实世界保持接触的最好手段。这是一种交融的诗，引导我们遨游于身外，让我们去感受大自然的秩序，感受时间的绵延，感受梦。”之后，勒克莱齐奥逐渐发现了中国文学的丰沃土壤，他说：“在这一重读唐诗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唐诗中蕴含着深刻人性。它产生于对未来的未知与不确定之中，历经战争与饥荒。尽管在我们之间相隔了巨大的时间鸿沟，然而，在阅读过程中，我们感到同那个时代的诗人和艺术家是那么的近。我们能理解他们，那个时代与我们的时代是如此的相似。”勒克莱齐奥在阅读唐诗时的此番发现其实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永恒价值。

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诗歌从汉学翻译和研究领域进入法国文学界，在近三个世纪中，很多作家从中汲取创作灵感，或撷取异域情调元素，或借鉴东方诗学，或产生精神会通，通过言语的造化在中法两种文化之间建立起深度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