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派博牧师从C.S.路易斯学到的七个功课

在这个沉闷的时代，日益专业化的世界几乎淘汰了所有全才、浪漫的诗人、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者、修辞的工匠，甚至是正统的基督徒。这时，出现一个人，几乎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他就是C.S.路易斯。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研究方面，他是世界级的权威。1963年他去世之前，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他创作了一系列高质量的作品，包括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神学、哲学、自传、圣经研究、历史语言学、科幻小说、诗歌、布道、散文，学术文章、历史小说、属灵日记、宗教寓言、短篇小说和儿童小说。路易斯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世界。（Peter Kreeft）

约翰·派博牧师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清教徒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和C.S.路易斯。爱德华兹还比较好理解，毕竟他算得是新教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可是为什么是路易斯？

约翰·派博牧师从七个方面列举了路易斯的文字给他带来的影响。

第一：走出非此即彼的两分法

路易斯让我们看到，严谨、精确、透彻的逻辑与生动活泼，深动又有激情的想象力并非势不两立。路易斯是浪漫的理性主义者，他把当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起来：理性主义与诗歌，冷静的逻辑与温暖的感情，严谨的学术论文与优美的散文。路易斯帮我打破了这些固有的观念，他让我既能努力思考，也能尽情地写赞美诗；我既能激烈地辩论，可以热情地拥抱对手；我既能给出准确的定义，也能用故事来阐释。

第二：看清“时代势利症”

对路易斯来说，凡是真实的、具有宝贵价值的，都是值得坚持不懈地去追求的；而那些流行的东西，如果不是真的，那就是浪费功夫。他几乎不看报纸，对时事新闻没兴趣。用他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好古之人。读古书给他带来的好处，就是他能够不受流行观点的牵畔，而是以千年流传下来的古代智者的智慧，从现代人无法想到的视角来给社会把脉。

虽然他不与时代“接轨”，但是他对社会的未来走向趋势却有着十分精确的预测。七十多年前他就写下了薄薄的《人之废》，在里面提到了相对主义，进步主义的危险。路易斯给我做出了榜样，让我对流行的东西能保持警惕。在科学技术至上的时代，我们认为，未来的总比现在好，现在的总比过去好，年轻的总比年老的更能干，这个时代的总比上个时代的更厉害。但是，路易斯让我们不要喜新厌旧，新的和好的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真理不是时尚，它永远不会过时。

第三：像孩子一样忘我地去关注外界

切斯特顿在《回归正统》里写道：“小孩子有耗之不尽的活力，而且心灵狂热奔放，因此，他们希望事情不断地重复，恒常不变。他们常说，再来一次。因为他们有无穷的精力，能够沉醉于单调中。同样的，神的力量源源不绝，足够为单调欢心。每天早上，神对太阳说再来一次吧，每天晚上神对月亮说，再来一次吧。神从来不感到厌倦。”

当路易斯的想象力受到圣灵的洗礼之后，他就具有了一种独特的能力，他能看到我们大多数人看不到的东西，他能够看出平常事物中惊人之处。

路易斯的书让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世界看万事万物。我去参加清晨6:30的祷告会，走过一座桥，看到太阳从远方升起，我就像切斯特顿书里写的那个小孩子， 眺望着九千三百万英里之外初升的太阳，心里涌起惊喜：太阳又升起来了！

第四：自省的危险

经常有人来问我，他们说，看你讲道的那种激情，还有你讲道的方式，让我觉得自己都不是基督徒。

我从路易斯的自传里学到一点：体会和思考这两种内心活动是互不相容的。比如说，一个人在拔牙的时候，肉体经历着痛苦，但是当他能够静下心来去好好思考那种痛苦的感觉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不会感受到痛苦了。因为痛的时候他是不会去思考的，等到他能够思考的时候，他已经不痛了。

也就是说，体会和思考这两个是互相排斥的。路易斯说，这就是我们的困境。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你不可能研究欢愉，忏悔之时你研究不了悔恨；哈哈大笑之时，你不可能研究幽默的本质。

我们有时候怀疑自己不是基督徒，那是因为我们在思考是自己的感受。但是，在思想自己感受的时候，就不能够去体会做基督徒的经历。也就是说，我们一旦开始分析自己的信仰，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就停止了。

因此，我建议那些怀疑自己信仰是否为真的人，周而复始地、坚持不懈地仰望耶稣。

对喜悦的追求必须是间接的，对确信的追求也要是间接的。

第五：爱大过责任感

因为爱而去做一件事情和因为责任感而去做一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在没有被圣灵抓住之前，我们仅仅是凭着意志力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会对自己说，每周去教会，周三去查经班，教会有活动都要去参与，十一奉献，这样神就会满意了。可是这仅仅是宗教而已，这是道德主义。

一个完美的人绝对不会为了尽责而去做事。责任感只是我们对神，对他人的爱的一种替代。它就像拐杖帮助没腿的人走路。我们几乎每个人在某一个时间段都需要拐杖。但是，如果我们有腿可以自己走路，却依然要去继续用拐杖，那就好像，明明心里爱做某件事，去告诉自己去为了责任做事，那就是傻子了。

路易斯在他的巨著《16世纪英语文学研究》里提到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先驱威廉·丁道尔。丁道尔指出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不用神学知识人人都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仅仅出于道德律或者义务的缘故去做事，他永远不会感到快乐，别人也不会觉得他可亲。

谁都不想自己仅仅为了义务而做个诚实善良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想和那些真心实意想做个诚实善良的人打交道。但凡我们觉得别人的一时善举仅仅是出于义务，我们就会对这种人敬而远之。用神学的话来讲那就是，我们的得救不是靠自己做了多少善工。

在丁道尔看来，福音是要把我们从道德主义解放出来。吊诡的是，现代人眼中的清教徒把道德看作高过一切，冷漠无情，凡事都是出自于责任义务。我们搞错了，这恰恰是历史上新教主义兴起的原因。

第六：讲故事

路易斯从小就酷爱故事。艾伦·雅各布斯在《纳尼亚人》里写道：“哲学把路易斯带到了比斯迦山顶。从那里，他就像摩西一样，可以看到应许之地。但是最终是故事把他带进来了应许之地。”

如何用故事来打动人，这可以说上许多。大家都十分清楚故事的重要性， 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第七：荣耀之重

作为牧师，我难免在压力之下抱怨。路易斯让我学会抛开埋怨，重视每一个人。路易斯在《荣耀之重》这本书里，以清晰深刻的语言阐述了凡人的荣耀，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去思想。

我们每个人或许可能拼命去想自己日后会享有的荣耀，但却很不可能去常常或深深去想邻舍日后会享有的荣耀。我们要谨记，你可与之交谈的最不起眼最无趣的人，或许有一天，会成为这样一个受造，要是你现在瞧见，恐怕会禁不住顶礼膜拜一番；或者会变得如此可怕如此败坏，要说你现在碰见过，恐怕只是在噩梦中才能碰到。活在这样一个具有此等“可能性”的社会之中，实乃严肃之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终日都在互相帮扶着走向或此或彼之“定命”。正因为有这些难以置信的可能性，我们对待他人，对待友谊，对待爱情，对待游戏，对待政治，理当戒慎恐惧。世间并无普通之人。你与之交谈者，从非可朽之辈。国族、文化、艺术、文明——这些都是可朽的，它们之生命与我们相比，蝼蚁般短暂。倒是那些我们与之玩笑、与之共事、与之成婚、甚至轻慢、任意剥削的对象，才是不朽的一群——要么是不朽的恐怖，要么是永远的光辉。领受圣餐之时，除了圣餐之外，邻座可能是你耳目之内最为神圣的对象。假如他就是你的基督徒邻居，他就几乎一样神圣。因为基督就隐藏在他里头——既是荣耀者又是受荣者，荣耀本身，真真实实地就隐藏在他身上。

结束语

约翰牧师在演讲最后讲了一个故事。1950年左右，自由派神学家诺曼·皮腾格写信给路易斯，批评他在返璞归真里把三一论写得太简单了。

路易斯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的书大部分都是带有福音性质的，它们是写给非基督徒看的。在我开始这类写作之前，我那些不信的邻舍基本上只有两种接受福音的方式。要么是激情四溢却缺乏理性的信仰复兴派，要么是高深莫测让人听的雨里雾里的高级教士。这两种方式对大多数人起不到作用。

“我仅仅就像一个翻译，把高深的语言，把基督教的教义翻译成大白话，让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不是学者的人能够听得懂。皮腾格教授觉得应该怎么样传福音呢？传给我们的邻居，这些开店的、做律师的、卖房地产的、开殡仪馆的、还有警察、艺术家、匠人诸人。你若是有更好的方法， 我洗耳恭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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