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故事是一位家事律师经手的真实案例。

很多儿女经常能从父母口中听到，“爸妈的所有都是你的！”或者“我的钱将来都是你的！”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家事律师常问心却见过不止一次父母资助孩子以后，把孩子告上法庭的案例。而且这些父母大部分都能成功从孩子身上，讨要回当年资助的钱财。

只因为从法律上讲，父母大额转账给子女的金钱，没有明确表示赠与的，一般视为借贷。

常问心起初接到这样的案件时，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父母会对孩子那么残忍。

直到她经历了今天要讲给你们听的这个案子。

这个故事来自公众号「天才捕手计划」，他们专门记录真实的职业故事和带劲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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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一天。老板突然叫我到会议室，说有一个家庭纠纷的案子让我接手。

我走到会议室门口，就听到里面有人正在和老板说话，“要找一个能说得上话，人际关系比较广的律师办这个案子。我实在没什么办法了。”我心想，现在法院强调的就是公平正义，得多铁的关系才能让人家搭上自己的前途，哪还能谈得上关系。

我推门进去，确定那个说话的人就是当事人李玉。他50多岁，衬衫最上面两个扣子都死死扣着。初见他会觉得人如其名，周身的气质都是内敛的，甚至有点老派。他介绍自己作文字工作，是搞文化的。

李玉说起案子，表情就变得委屈起来。

他给我说，老妈被自己哥哥逼着，要把属于他的财产要回去。

我让他别着急，讲详细点。

他说很久之前，自己是父母的面子，在学习上很厉害。而哥哥虽然学习不如他，但是大学毕业后选了个体制内的工作，薪资待遇各方面稳稳压了他一头。

在结婚买房上，哥哥也是先了一步，房子又大又新。

他说自己运气没有哥哥好，感伤房价越来越高，只能找老妈借了钱去买房，大概拿了一百多万元。当时老妈还心疼他，让他别操心钱的事，好好过日子。后来他妈又给他写了赠与协议，把这笔借款改成了赠与，不要他还了。

但是没多久，他哥就鼓动老妈把这一百万要回去，现在已经起诉了。

李玉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说这些话时，也很难为情，是捏着衬衣角，带着哭腔来的。他抬头问我，“你觉得父母对家里所有的孩子都公平吗？”

公不公平我不知道。我只是翻了翻诉讼材料，发现李玉收到材料已经一个多月，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不到两周，他就要和自己的妈妈、哥哥分别坐在原告、被告席，把一大笔钱的来龙去脉掰扯清楚。

李玉说完家里的情况，才说到那一百多万元的具体情况。

当时他和妻子新婚需要一套房子。父母商量，因为他哥已经买了新房子，干脆就将一套老房子交给李玉。

李玉夫妇自己掏钱装修了老房子。后来想换大房子，房价涨的厉害，他们钱不够，就找李玉的父母借钱，父母把之前的老房子卖了，房款就借给了李玉夫妻用来买新房子。

李玉说这笔钱一开始是写了借条的，但是谁也没当真。因为爸妈之前就说过老房子是给他的，那卖老房子的钱当然应该给他用。我问他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多写一张借条给自己找麻烦，李玉低头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我本来是想还的，所以我跟我爸妈说卖老房子的钱算是借的，以后每年都还一笔钱。他突然抬起头来说，但是他们一直说给我，就算我本来想还，也当不了真。

所以后来，我妈给我写了赠与协议，其实就是把这张不是真实意思的借条改成了赠与，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我一边听他说，一边翻看完了他带来的所有材料，但是材料体现出来的很多问题和李玉的说法对不上。原告不是李玉的哥哥，是李玉的母亲，要求撤销赠与协议，理由是欺诈胁迫，借款变成赠与不是自己的真实想法，还提及了赠与协议附带的条件都没有做。

而且诉讼材料里没有这个借条，这很奇怪，一般来说借条是保存在债主手里的。李玉也告诉我，这个借条好像是丢了，现在怎么也找不到。

这个时候距离开庭已经不足一星期，李玉并没有委托我们代理案件，详细的讲了一遍情况又再三问了能采取什么诉讼策略之后就离开了。

过了几天，李玉又来了，这次他的妻子也一起来了，而且带来了更多资料。要求我们代理案件。这时候留给我的时间已经很紧张了，我抓紧时间和李玉了解情况。

和上次一样，李玉又开始详细的讲和案件有关或者无关的事，李玉的妻子坐在会议室的另一边，既不和我有眼神的接触也不怎么搭理李玉，但是她时不时的补充或者打断又确实提醒着我她的存在。

她背了一个价格不菲的奢侈品包，款式张扬但已经是几年前的老款，一看就是用了有些年头了，也不是很有收藏价值的中古款式，保养的不大好，油边已经磨损，金属环扣也有很明显的擦痕，就那么明晃晃的放在会议桌上，诉说着主人的经济实力。

我感觉奇怪的是，李玉两口子都从事文化工作，不太像会用这种牌子和款式的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本身也不需要奢侈品加持。

不同的职业群体是有鲜明的共性的。我接触过的高知群体，有很明显的分层，要不然就是不太追求物质，用的都是几十块钱的帆布包，穿的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款式和logo之类的衣服，要不然就是年纪还小，特别受消费主义影响，喜欢新款限量款，常换常新。

但李玉的妻子，不属于这两类人，她可能就是想让别人知道她是用得起这种东西的人。

我遇到这样的人都会有点担心，因为他们非常抠细节，抠一些和核心没有太大关系的细节，也很喜欢用杠杆，一点点力撬动一个局面。

果然李玉妻子突然插了一句话，“其实我是不同意找律师的。这个案子本来就莫名其妙，就算不找律师我们也不会输。老太太根本就是糊涂了，那么大年纪了，还把自己儿子告了。”

当事人如果不能完全信任律师，后续代理过程就会互相拉扯，我马上停下来，建议他们夫妻好好商议后再决定是否交给我们代理案件。说完我就出了会议室。

过了一会儿，李玉告诉我，他们商量好了，只是他妻子情绪比较大。

谈话笔录时，我再次向李玉解释我们需要准备的证据，尤其是父母的承诺、卖房款票据、借条。他妻子突然提高声音，“既然已经有了赠与协议为什么还需要其他的东西？人要对自己说出去的话负责。”

我之前听说这个妻子也是知识分子，纳闷她怎么不明白在法庭上需要拿证据说话的。

我耐着性子解释，老太太在起诉书里说签字前有欺诈胁迫的情况，咱们需要证明没有这样的事情。老太太说你们没有做到赠与协议里的要求，咱们就要证明自己做到了这些事情。

没有这些证据很可能会输。

夫妻俩同时沉默了一会儿，李玉面色变了，出声问我，“有没有可能对方会承认呢？我是说我妈会承认。”他说的意思是，哪怕提供不了证据，他妈也承认自己小儿子说的是真话。

我说：“你们应该是最了解她的人，她有没有可能在法庭上承认你们说的，你们可以先评估一下。”

我想，这两夫妻大概是真拿不出什么证据了，我只能按照现在的情况准备开庭。

但是随着和他俩更多的接触，我发现了他们更多奇怪的地方，以至于我不得不担心接下这桩案件是不是错误选择。

李玉夫妇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联系我，询问开庭的准备情况，妻子特别喜欢在晚上9点以后联系我，虽然律师是一个全年无休随时工作的工种，但我也不能每天晚上9点都在干啊。

我经常和他们一个人沟通后，还需要再跟另一个人单独沟通一遍。我不理解这两个人的电话是非得打够时间才能体现价值吗？

我怀疑这两人根本就不住在一起。

而且这次起诉，老太太告的不只是自己儿子，还有儿媳，这种情况往往是两个人都来律所。而李玉来找我老板的时候，他是一个人来的，签合同时他妻子才跟他一起来了。

我们在律所的长型会议室见面，一般是我们坐在一边，客户坐在另外一边。而这对夫妻分别坐在我的两个斜向，一个人坐在最东，一个人坐在最西。

他们的肢体语言也非常有趣，李玉在讲什么的时候，他的头是朝着我的，身体却朝着他妻子的，他在有意识的征求妻子的意见，虽然嘴上没说，但身体很诚实。

而妻子不管是听李玉说话还是听我说话，她的头始终是朝向窗外的。我和李玉都看不到她身体的正面。

我觉得她不想来律所聊案子，或者是非常排斥提起这件事情。

其实最让我觉得别扭的是李玉这个人。没签合同前，他来律所的时候，客客气气的，还有点窝囊。签完合同以后，他来律所可精神了，他给我展现了一种什么叫尊贵的客户来了。

他会把我的答辩状反复修改了很多次，包括标点符号和遣词造句。他修改我写的诉讼材料，很多的修改意见是要把整句话按照他的说法来写。虽然还是这些内容，可是他要求你要变一个句式说。对于事实的本质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李玉修改文字，根本不是出于文字工作者的职业素养，他是纯粹地想控制。

他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人，表现欲也很强：他会改我的标点符号，就是因为他干的是这个工作，他要向你展示，就是虽然你代理我的案件，法律方面是你更专业，但是你看你的文字，你的标点主要这样用，很不严谨啊。那我给你改的这个才是范本，希望你学习一下。

开庭在即，涉及的金额又很大，我都可以理解。

但李玉夫妇奇怪的地方有点多，这引起我的警惕，他们给我说得话都是真的么？他们有没有隐瞒什么？我会不会出现职业风险？这让我很担心。

能让我安心的只有证据，我不得不再次和李玉确认证据，甚至模拟一次庭审。

诉状里写到李玉夫妻“欺诈胁迫”老妈签下了赠与协议。我问李玉的时候，他反复说欺诈胁迫完全子虚乌有。他说母亲有慢性病，那一次，他像往常一样去看望老妈，老妈很高兴，然后提到了之前的借款想作废掉，改为赠给他们，让他们生活压力别太大。这完全是一个老母亲心疼他。

李玉也没法证明这些话，我只能要求他亲自出庭，他本人说这些，要比我讲会更生动可信。

我心里还不踏实，拉上李玉，对着老太太的诉讼书里提到的威胁、欺骗、胁迫逐一进行演练，只要到了需要拿出证据的时候，李玉就卡壳了。

我明确告诉他，案件很不乐观，做好会输的准备。

李玉觉得我危言耸听，有老妈签字确认的赠予协议怎么可能会输。

我研究了那份老妈给儿子减免一百多万元欠款的“赠与协议”，里边有一条附加条件，是让李玉对老妈尽到赡养的义务。如果李玉能拿出证据来，这在法官那能获得一些信任。

李玉说老妈跟着哥哥生活，他去看老妈很不方便。为了证明他的孝心，他给我倒出来那种A4文件夹一兜子的票据，全是七八年前的。这些里面有打车票、地铁票，超市的购物凭证，买药凭证，全是零零碎碎的票据。有的字都不是很清楚了。

我们打眼看了一下，单笔都没有超过500，总额加起来我估计都过不了一万。

他始终认为自己完全尽到了赡养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陪伴老人遛弯、陪诊、取药、生活细节的照顾。但这些证据拿到法庭上，说自己很孝顺老妈，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只能证明他们和老妈的关系不好。

如果说之前只是让我觉得他们夫妻俩对于法律不甚理解，过于自信，那么模拟完我就一个感觉，案子悬了。

家庭纠纷案，一般会有庭前谈话。这个环节可以帮助法官了解案情，明确争议焦点；也方便双方提前调解，避免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胜算不大，我有点希望这个案子能调解成功。

我在庭前谈话上，看到了李玉的母亲。

老太太看起来不像高干，五官也不是很出众，干瘦的身形，但给人的感觉很利索，精气神儿也很好。

这个老太太不一般，很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尽量关起门来解决家事。这位母亲是高干身份，退休金多，两个儿子都在体制内工作，看起来更是那种顾及声誉，不会和孩子撕破脸的那种老人。

可老太太亲自写了很长的诉状，用了很多情绪化的表达，还加上了很多感叹号。从律师的角度来看，这个诉状写得这么长，几乎把手里所有的牌都亮出来了。但这也证明老太太敢用法律解决家里的矛盾。

老太太和自己大儿子坐在一起，李玉单独坐在一边，双方回避眼神的接触，没有任何交流，调解室里静得出奇，挂在墙上的表“哒哒哒”听得格外清楚。

法官按照惯例询问双方是否和解，老太太马上说，“坚决不同意和解！”她回答的时候，直直地看着法官，没瞅李玉一眼。李玉觉得不可思议，也有点气愤，憋得脸都红了。他瞅了瞅母亲，目光盯在哥哥身上。

法官见李玉没有说话，又问了一遍，“被告有没有和解的意愿？”

李玉的目光从哥哥身上挪开，看着法官，用一种很委屈的口气说，“其实我们家的问题真的不至于这样，完全不是他们说得那样，这不是我妈的意思。”

他说完，目光又回到哥哥身上，一副怨恨的表情。

开庭的时候，老太太亲自出庭，哥哥是第三人陪同。

老太太看起来很精神，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回答法官问题时都很有条理，态度坚决。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老太太，不是李玉口中那个完全受大儿子左右的老人。随着审理的推进，这位老太太展现了一个母亲的不易。而李玉也给了我更多的“惊吓”。

老太太说，这份赠予协议，是李玉胁迫她签字的。

李玉解释那一次签字，是他去接老太太出门散心，哥哥不在家，他们母子很少有这样一起出游的时刻，一路上聊得不错，夫妻二人对老太太照顾有加。老太太一感动直接说借给他的那100万不要了，才给他写个赠与协议。

这时候，李玉的哥哥站起来了。他外形很端正，看上去就是在体制工作的人。他说，早春季节，天气还很冷的时候。那天他去上班了，弟弟来家里接母亲，说是带老妈出去散心，可实际上车后，车子在小区里几个小时一动未动。

李玉马上想反驳。哥哥又甩出一个“致命问题”，如果真的那么关心老人，那气温变化那么大，带老人出去游玩，为什么不给老人穿外套？老太太从车里出来，回家就给他打电话，说老二夫妇强行让她待在车里，而且她自己只穿了一件单衣。

李玉解释当时天气已经很暖和了，是老人自己不要穿外套的。哥哥马上出示了当天的天气预报，母亲根本没有办法穿单衣出门。

法官给着李玉说，“既然你是开车出来的，那你的行车记录仪肯定是开启状态，把行车记录仪调出来不就好了？穿没穿外套这个事情是很好取证。”李玉一直说录像没有了。接着，兄弟俩开始在法庭上对骂。这个哥俩儿气得法官，不停地敲法槌。

其实那天属于微凉。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可能忍忍就过去了，要是把“忍一忍”放在老人身上的话，好像不太合适。

李玉说，这个温度问题上就是为难他，因为这个和温度没有关系，签赠与协议就是母亲自己同意的。他还强调自己还给母亲念了一遍协议内容，母亲是在知情的情况下签字的。

如果母亲提出是被胁迫的，那就必须拿出被胁迫的证据，仅仅是天气比较凉，老人受不了的话，这个说服力非常小，不够强。所以法官没有认定老太太和哥哥所说的胁迫情况下签署的协议。

老太太这时在法庭上讲到，“李玉一直跟我装可怜，一直说如果我不写这个的话，他以后就要一直还债，他也照顾不好我。他一直强调现在经济压力多么大，经济环境多么差，不要看他现在工作很好，其实危机重重，很多人就盯着他这个位置。”

我听到这，心里嘀咕了一句，跟自己亲妈说这些，杀人诛心，谁家亲妈受得了。

说的楚楚可怜，其实就是明着暗着把钱和赡养老人捆绑在了一起，如果不签就不探望老人，因为自己要打工还房贷。怎么？给你卖到黑煤矿了？以前常听我奶奶说当妈的心在孩子身上，孩子的心在石头上。我当时总觉得人一老就很悲观，现在看看，还是我见识少了。

不过我作为代理律师，不能表达自己真实的态度的，只能替李玉辩解，老太太可能觉得李玉这是在用妈妈不忍心他过得很差来威胁，迫使她做了这个决定，让她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这个协议是什么意思。

但这个也不能算是法律意义上的胁迫，没逼到老人不得不要做这件事情的程度。

不过提到赠与协议里的赡养义务，李玉后来有没有经常去看望老太太，我真无话可说。

原本法庭上非常安静，双方还很克制，直到聊到李玉的赡养义务，兄弟二人开始擦枪走火，打破平静。

李玉大概的意思，“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我没有赡养老妈，老妈都没有说什么，你跟我一样，你凭什么站在这里说我？你凭什么在这里指手画脚的？”

老大说，“你带了这么一兜子票过来，你随便给我挑一张 2, 000 以上的，你拿出来让我看一看，你拿得出来我就瞧得起你啊。”

李玉说，“钱花大花小，那都是我们在孝顺妈，不要拿你的标准来要求我，你管我有没有 2, 000 块钱的，反正我孝顺了。妈也从来没有说过我不孝顺，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

在赠与协议中确实约定了李玉必须按时看望母亲，并且在老人生病需要住院治疗或疗养的时候尽照顾赡养的责任。

李玉为了证明自己尽到了赡养义务，把给我看过的一大包票据都拿到法庭上展示。我并没有把一些小票据放进去，而是重点给法官提交了金额较大的，包括医疗、生活支出等。

但是李玉妻子坚持要用全部票据，认为越是金额很小的票据，越能展现对老人生活无微不至的照顾。她还提出可以把自己因为照顾老人误工导致少发工资的工资条提交，但是由于缺少这个时间段对老人具体照顾的证据，被我劝说之下放弃了。

结果李玉还是坚持向法官展示了没有被整理提交的票据。

法官大受震动，问我是否作为证据提交，我赶快补充只是作为参考，并不作为证据。

法官问这些票据总额是否进行过统计，这正是我担心提交全部票据会引出的问题，从票据时间来看，每次探望之间隔了挺久时间，而且所有票据的总额并不高，不但不能形成对李玉有利的局面，还有可能加深法官对于李玉没有完全尽到赡养义务的印象。

法官问老太太，“原告对于被告提出的相关票据证据发表意见，对于其他票据相关情况是否需要说明？”

老太太说，“我和老大一起生活，除了我自由支出的钱，大部分钱孩子都付了，老二来看我无非就是买水果买点吃的，定期给我拿过一段时间药，但是那些钱我也都转给他了。远的不说了，近的转账记录就在我手机上。”

李玉非常委屈，“你们非要说我没有尽赡养义务，我有证据举证了，你们又说不够，不就是爸爸去世了，不想给我钱了吗？”

他还称父母长期跟着哥哥生活，哥哥早就拿走了父母的工资，从来不让他知道花在了哪里，既然拿着父母的工资就该赡养老人。他还反复说同样是儿子，家里的财产也有自己的一份。

他哥哥倒是觉得自己是长子，一直照顾着父母，付出的早就超过了得到的，反而是弟弟除了给父母装可怜，什么都甩手不管。哥哥说，“既然你不尽义务，你就没有资格拿父母的钱。要那个好看的面子就不要私下又坑父母的钱。”

两兄弟争执不断，法官狠狠地敲了几下法槌，他们才安静下来。

老太太还提到，李玉夫妻已经离婚，而在要求老太太签字的时候，俩人表现得还很恩爱。老太太认为李玉与前妻表现夫妻恩爱也是为了欺骗她签赠与协议。

提到李玉离婚，我也是在开庭前才知道。开庭前，李玉的妻子问我，她也要出庭吗。我给她解释，你俩都是被告，涉及家庭内部纠纷的案件建议最好自己出庭，我还问她为什么不想出庭。

她说：“他妈妈告的是夫妻，但是我现在跟他已经离婚了呀！”

我那时强压得知他们离婚消息的震惊，还是告诉她，虽然你们俩离婚了，但是你们俩都是被告，即使你跟他没有婚姻关系，你也要出庭。她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就好像听不懂一样。

李玉夫妇虽然离了婚，但他们还住在一起，只是分房间睡而已。我估摸着他们可能是都是体面的知识分子，很注重隐私，离婚了也不想让人知道。

对于老太太提出的这个“欺诈”问题，我给出了辩护意见——

李玉夫妇离婚后，在老太太面前秀恩爱，与老太太签赠与协议没有直接的联系。老太太觉得这是“欺骗”，可能她想维持这个大家庭的和睦，也担心过这个借款影响李玉夫妇的生活质量，让夫妻二人心生芥蒂，影响婚姻生活，所以她综合考虑之后，才签下赠与协议。

而事实上，李玉没有因为赠与协议过得更好，他不但离了婚，而且和大哥、母亲的关系更差了。这才让老太太觉得李玉欺骗了她。

我说完这些，觉得这个案子有点像罗生门，每一个家人说的都不是事实，都不是真相，他们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讲述有利于自己的事情。

最终这个罗生门是被法官打破的，他终于提到证据这个环节了。

现在法庭上，唯有效的证据，就是一张免除一百多万元债务的“赠予协议。”

然而另一份关键证据，就是代表那一百多万元债务的借条。

法官问借条哪去了？

按照李玉之前跟我说的，应该是不知道丢哪了，如今在庭上，他居然说借条在自己手里。我还不理解这个借条为什么在李玉手里，这个借条最应该在借款人老太太手里啊。

接着，我在老太太的口中得到了答案。

老太太说，“之前是有借条的，借条也交给了我，但是被他抢走了”。

我听到这个情况，扭头看了一旁的李玉夫妻，脏字都到嘴边了又咽了下去。妈的，又被这两夫妻骗了。

法庭上，没等我说话，李玉自己先开口了——

“那本来就是该给我的钱，写借条只是因为当时我不想用父母的钱，是你们一直说那是我的，借条只是形式。既然是给我的，为什么不能换成赠与协议？我为什么不能把借条拿走？”

这相当于他直接在法庭上承认，这笔钱他就是借过，不仅没还，更没有以后还的打算。

老太太马上接了话，“难道给你的不够多吗？你结婚给你钱、买房子生孩子什么时候没有帮过你，你自己的工作也好，我们也不给你拖后腿，你什么时候过得不好了？我们也要有养老钱的，万一生病了不花钱嘛？我病倒了你给我付钱？平时帮我买药我都补给你钱。”

在准备阶段，李玉在对我隐瞒的信息，在法庭上都自曝了出来，我再回头坐在身边的李玉时，已经有了弄死他的冲动。

开庭之前，我没有跟母亲直接接触过。现在我觉得这个母亲不但非常有法律意识，而且很了解自己的孩子，那个借款协议格式标准，用词严谨。

从诉讼材料和庭审内容来看，老太太确实扶持了李玉很多钱。而老太太与李玉的对峙中完全看不出母子之间有一丝丝的感情交流。

这位母亲很不容易。随着庭上信息越来越多，我甚至有点佩服这个老太太。

老太太接着说，“是你一直说偏心，不护着你，你哥哥过得比你好。你还说要卖掉你哥哥用你名字买的房子，把卖房钱还给他，我才签的”。

我当时听到又有“房子”牵扯进来时，心里有一万匹马在奔腾了。这李玉到底给我埋着多少大雷，他是要把我刚刚积累的行业名声都给败坏了嘛！

李玉看着老太太继续辩解，“这根本是两件事，我们协议是协议，我帮他代持房子是另一回事。而且我没有逼过您，我只是接您出来散心玩玩逛逛，顺便签了赠与协议。”

老太太称，多年前大儿子，也就是李玉哥哥买了一套房，因为购房名额的限制，把房子登记在了李玉名下。这个是他们家庭内部沟通过，大家都同意的事情。房价涨到高位的时候，老大想要把房子卖掉变现，李玉却不同意了。

最后李玉以卖掉老大的房子为条件，让老太太作废借条，改成赠与协议，他才会尽快买到老大那套房子，把卖房款还给老大。

直到开庭，李玉都没有依照协议卖掉那套房子，老太太认为李玉这是胁迫她，甚至还欺骗了她，所以要撤回赠与协议。

我之前找李玉了解案情，他闭口不提代持房产的事，多次强调是太太是自愿签协议了。当对方律师拿出的证据证明李玉至少有三套商品房，都是地段非常好的房子时，我知道或许后面还有更大的雷，不过整个人已经麻木了。

这个案子必输无疑，光是用哥哥房产，胁迫母亲写协议这件事，就足够让法官做出判断了。

最终一审判决结果是赠与协议无效。因为签署协议的过程中，超出了老太太能处理的范围，李玉也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也没有履行附加义务。

李玉输掉了这个案子，他后来再次上诉依然败诉了。

他之所以输掉官司，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老太太的爱都是有痕迹的，是给他过实实在在的补贴，是作为妈妈需要他来照顾的寄托。他始终没明白，爱可以作为自己胁迫父母的道具，爱也可以作为法庭上的证据。他总以“受害者”的身份辩解，是无法获得法律的支持的。

而李玉的母亲之所以能赢，是因为她是一个有是非观的老太太。

老人一般遇到这种问题，有的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抱有一种美好的期待。而这个老太太明白赠与协议不能解决家庭矛盾时，选择了用法律解决问题，她敢于收回自己付出的一切，保全有良知的大儿子。

一审上诉期内，李玉多次问我，“是不是法官有问题？”

我能听他的言外之意，他可能觉得法官被收买了，我告诉他，法官基于书面证据、庭审调查，依据法律规定做出了判决，你觉得问题在哪里？

我言下之意是：“难道你不觉得，法官没问题，妈妈没问题，你才是有问题的那个吗？”

他还在说，“那我不知道，难道你不知道吗？”

常问心告诉我，这个家庭从表象来看，值得人羡慕，有资产积累，老太太非但不是拖累，还能帮扶孩子。而且从教育和事业的角度，兄弟俩都能算成功人士。

但是在没有任何外部困难的情况下，家庭内部为了分配问题，闹成了这种样子。

对于弟弟来说，不管物质上得到了多少，如果心里不认可，永远会觉得不公平被亏欠。其实在常问心的观察里，他的生活条件是很好的，至少比身边人都要好，可是他也不觉得很富裕。

越来越觉得不平衡，一直在比较、衡量。

离了心又怎么做一家人呢？

常问心也因此，更加发自肺腑的敬佩老太太。

老太太签下赠与协议的原因，除了心疼孩子，更是想通过让出自己的财产，解决兄弟之间的矛盾。当发现小儿子想用欺诈和威胁的方式，获取更大的利益，她的选择很果断——

不被传统观念绑架，担心跟儿子打官司丢脸，直接起诉，收回赠与协议。

在她心里，家和万事兴只是一种追求，但绝不是人生的必需品。反而把话说清楚，在家人之间有一条明显的边界，不屈服于协迫和恐惧，这才是她要的生活。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新时代的“家和万事兴”呢？

除了这篇故事外，家事律师常问心，还在【天才捕手计划】刊发了很多夫妻、兄弟、父母子女之间争夺财产的真实案例。‍‍‍‍‍‍‍‍‍‍‍‍‍‍‍‍‍‍‍‍‍‍‍‍‍‍

她帮被坑的妻子争夺应得的财产——有位妻子出钱给家里买房，等丈夫取回房产证，才发现上面没写她的名字；‍‍‍‍‍‍‍‍‍‍‍‍‍‍‍‍‍‍‍

她也帮当事人赶走觊觎自家房产的不速之客——有人被邻居盯上房产，在这起案件中，按照法律，邻居争房产的行为合理合法；

在这些真实案例里，不但能看到精彩的家庭冲突，也有专门解决冲突的法律知识。‍‍‍‍‍‍

常问心记录故事的初衷很简单——‍

“用具体的个案，让更多人看到家庭中每个微小的冲突该如何解决，让一部分人更擅长处理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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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大五花

本篇998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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