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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di新闻

许家印和他的时代

4月前

结局难讲。

来源 | 左页看世界

出品 | 投资人说（touzirenshuo）

1997年，许家印39岁，南下寻梦第五个年头了，月薪3000。

他和太太以及两个儿子、岳母、父亲和朋友，与人合租了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房里只有合租人的卧室有空调，儿子怕热，就躺在合租人卧室门口地板蹭冷气，口里嚷着“这里凉快”。

在此前三年，他应公司安排，只身前往人生地不熟的广州，打造出了一个净赚2亿多的地产项目——珠岛花园。

他带着“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朴素心愿，期望老板能给出“配得上贡献”的待遇，结果惨遭委婉而不失礼貌的拒绝。

1997年2月，岁至不惑的许家印“揭竿而起”，成立了恒大地产。

许家印自立为王的这年，香港明星钟镇涛，过得有点心惊肉跳：

作为温拿乐队主唱，他曾是1970至1980年代的优质偶像。

1996年他学人家炒楼，高息借款1.45亿港元，直愣愣冲进火爆的楼市。

谁曾想，香港回归的第二天，国际“金融秃鹫”索罗斯成功狙击泰铢，金融风暴席卷而至，香港楼市数月内暴跌50%。

钟镇涛一夜间失去了所有，欠下2.5亿港元。

那时香港报纸头版占满了“破产”“自杀”和“跳楼”等字眼。

内地高层郑重表态，“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随后，便有了那场惊心动魄的金融保卫战，内地调用1400亿美元外汇储备，将恒生指数牢牢守在7800点以上，索罗斯铩羽而归，败走东方。

1997年，凭借桌面文字处理系统M—6401而名利双收的亿万富翁史玉柱，惨得连油钱都加不起了。

跟钟镇涛类似，他也没能抗住内地楼市的塞壬之惑，将大半身家押注房地产——

预备建70层的“中国第一高楼”巨人大厦，赶上公司主业滑铁卢，资金链断裂，仅建了3层的工程宣告烂尾，欠下2.5亿元巨债。

多年后，史玉柱提溜着“今年爸妈不收礼的脑白金”，再攀事业高峰。

他重回当年的伤心地珠海创业，规定新建的研发大楼不能超过三层，“因为，我已患了恐高症”。

除了受金融风暴冲击，1997年的内地，还叠加了一层国企改革触发的下岗潮带来的阵痛。

东北作家双雪涛记得，1997年夏天干燥炎热，国企任职的父母整日提心吊胆，卑微地商量如何给领导送烟送酒。

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停薪留职”，什么叫“下岗”。

那年前后，电视上不仅上演《神雕侠侣》《还珠格格》和《水浒传》等热门剧，还有刘欢的《从头再来》，把每年下岗的700万至900万工人戳得眼泪汪汪.

而1999年春晚小品《打气儿》，戴着蓝色工帽的黄宏，喊出了“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这一虎狼名句。

在广州，慑于金融风暴，一家工商银行下属公司，手握广州农药厂地块，迟迟不敢开发，索性将地块低价抛售。

刚刚成立恒大的许家印，冲过去说“这块地我要了”，而神奇的是他的口袋，比他四十岁的脸还干净。

“一个人没钱又要做大事业，该怎么办？”

多年来，许家印一直在复制当年“空手套白狼”的绝活：以价格的退让，换取分期付款的机会。

他拿地后，从银行贷出了600万，500万付购地头期款，100万留给公司运营。

至于建造，交给代资5成的施工单位就行了。

项目开发至第一层就开售，结果，半天卖了8000万。

整个项目从征地到售罄，仅历时一年，创下地产界的神话，恒大地产一炮而红。

危机的奥义，是危险与机遇并存。

那年，经济学家汤敏也有些烦恼，一个亲戚的孩子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败下阵来，而大环境又不好，全家人沮丧不已。

虽然危机冲击不小，可从ZF到民间都在努力施救，以至于“扩大内需”、“宏观调控”这些专业经济学术语成了街头巷尾的热词。

一边内需不足，一边老百姓获得高等教育的需求无法满足，汤敏天才般地生出一个绝妙的点子：

何不通过高校扩招、提高学费而一举多得呢？

1998年11月，他以个人名义向ZY提交了名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并很快得到高层认可并采纳。

自此，高校扩招率先吹响了扩大内需的号角。

1999年，首次扩招就达47%，刚迈入上大学年龄的80后成为第一批受益者，他们一边感恩父辈们的“再造之恩”，一边笑着哭喊，“学费真贵”。

为了扩大内需，国家“三管齐下”全速发力，除了高校扩招，还有另外两项重大措施：

医疗市场化，以及取消福利分房，即房地产的全面市场化、货币化，正是后者让房地产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

——1997年11月，高层与王石有过一场关于房地产可否成为支柱产业的经典对话，被视为1998年房改的冲锋号角：

“我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

“既然ZL说行，就一定能行。”

这次房改，被视为自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不仅房地产商笑开了花，1994年税改中被收走了大量s源的地方zf，也再次展露出久违的笑颜。

据史书记载，那场对话结束时，会场一片笑声。

只是当时没人料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刚播完，房价蹭蹭往上涨的《蜗居》时代又来了。

搭上房改的快车道，1998年，许家印以1.34亿的天价拍下农药厂周边5.3万平方米的土地，一口气推出金碧花园、金碧华府和金碧湾等一共十三个“金碧系列”楼盘，且全部大获成功。仅用了6年，恒大就攀上全国500强的宝座。

如此傲娇的成绩，换谁能不以为自己是个天才呢？这当然也就容易让人忽略一位长者的教诲：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是自己真牛逼还是时代的馈赠？

不诚实回答此问题，终究是要吃大亏的。

算起来，1958年出生的许家印，已经是第二次吃到时代红利了；

上一次是1977年，推荐制废除，高考重启，原本在公社里积极掏粪的小许，放下手中的扁担，重拾尘封的书本；

于1978年考取武汉钢铁学院的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河南舞阳钢铁厂，铁饭碗捧了10年。

2008年

香港style

2008年，受金融危机冲击，碧桂园的大股东杨惠妍，身家从253.5亿元跌至18亿元。

《福布斯》统计，金融海啸至少卷走了中国富豪1万亿元。

这年，许家印也很难受。

他原本打算将恒大送上港股，跟人签下对赌协议，激进地融了9亿美元外资，一年内将储备土地扩增了9倍。

但金融海啸袭来，恒大像最后关头冲刺时摔了个狗啃泥，上市暂缓，计划中120亿到150亿元的融资泡汤，资金链难以为续。

为了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许家印滞留香港整整3个月，经英皇杨受成引荐，面基了李兆基、李泽钜和刘銮雄等一众香港富豪，然后就有了那段每晚陪着周大福老板郑裕彤“锄大地”、“品腊肉”的商界佳话。

不过这有趣又颇具象征性的一幕，直到很多年后，人们才明白它的真义。

香港老板是许家印的福星，也是骆锦星的贵人。

1979年3月，深圳房管局副局长骆锦星，接到一项新任务：

一年之内建好2万平方米300多套干部宿舍。

可市里只拨给他50万——连设计费都不够。

他急得吃不下饭，一位来访的香港朋友给他出了个点子：

“你是端着金饭碗要饭，为什么不学香港，你们出地，港商出钱，合作建房，利润双方分成？”

骆锦星如茅塞顿开。

如此，内地第一个商品房小区——

深圳东湖丽苑以最快的速度诞生了，开发商为港商刘天就，首期108套新房，均价为2730/平方米，一经发售即秒光，购房者多为内地有亲戚的港人。

深圳市ZF不仅没花一分钱，还大赚500多万元。

更重要的是，ZF引入外资搞建设，自此有了依据和先例。

300多年前，英国人威廉·佩第说过，“土地是财富之母”。

以土地换资金，这是香港为内地改开之初上的最重要的一课。

1982年初，身无分文的尚志安，利用深圳市ZF给的一块荒地，向银行贷款1800万，变戏法一般建起了深圳第一个工业区——上步工业区。

开工没几日，一名港商前来交钱认购，尚大惊：

厂房没建好怎么收你钱？

港商笑答：

“香港都是先认购，后收房。”

本就空手套白狼的尚志安，格局瞬间打开，将手里资金从1800万滚到1.44亿元。

此为预售制，也叫卖楼花，由著名港商霍英东1950年代首创，是香港教给内地另一项影响甚巨的商业操作。

1988年，内地明确土地可自由转让。

在此前一年，为论证此事合理性，专家们都快把《ZBL》翻烂了也下不了决心，一名香港专家直言不讳：

“如不XX，外资绝对不敢来买地。”这人名叫梁振英。

同年，深圳终于落下土地拍卖第一锤。

有意思的是，第一拍使用的击槌器，也是由香港测量师学会赠送的。

1979年，内地高层邀请爱国港商霍英东来内地投资建宾馆，他不敢来，回应说，要不再捐点钱吧。

他回忆：当时就怕政策突变，只能靠首都机场一副裸女画来做判断。

但领导们不要他捐款，非让他来投资赚钱，因为内地要的不是一座漂亮的建筑，而是为外资树立信心的标杆项目。

该项目，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广州白天鹅宾馆。

可见，香港房地产对内地的影响，远不止于房地产，而是深刻地形塑了改开之初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霍英东来内地建造宾馆的同一年，持续11年的SSXX迎来尾声。

可一声号令开启的人口大迁徙又一声号令结束，最难的是如何解决即将涌入城市的1600万人的居住问题。

改开前30年，内地累积住宅投资仅有374亿，由于人口增长，1978年人均住宅面积比J国时还少了0.9平米，只有区区3.6平方米。

电视剧《金婚》中佟志小两口，住的那类由单位分配、过道码放着煤球、公共厕所脏臭、水房上锁的筒子楼，是一代人共同的凄楚记忆，夫妻掐点捏嗓子亲热，也绝非艺术而是写实。

在拥挤的筒子楼、大杂院憋屈了30年的中国人，遇上香港的预售制、土地换资金等操作，犹如饿鬼吃大席，后果可想而知。

1992年，正在海南炒楼的潘石屹，通过查阅内部资料，意外发现海口人均住房面积超过了50平方米，而当时北京才7平方米，他预感“要出大事”，与冯仑、王功权等同伴，率先抽身回京。

1992年-1993年，市场经济尚且稚嫩，海南就吹起了疯狂的地产泡沫。

“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楼花”，是那时候生意人的圣经。

5600多家地产公司蜂拥至这个人口不足全国0.6％的海岛，开发了全国1/10的商品房。

地产商比岛上的椰子还多，房价1年内上涨了5倍，全国人均月工资不足300元，岛上的房价却已经破万。

膨胀的地产泡沫，惊动ZY，并引出首个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即1993年的“国16条”。

随之，泡沫瞬间刺破，房价应声暴跌。

除了少数人及时抽离赚得盆满钵满，99%的炒楼客都赔得倾家荡产。

其中就包括后来的汽车狂人李书福。

而他们的身后，是海南600多栋“烂尾楼”、800多亿积压资金、400多亿金融坏账。

海南地产泡沫，像瘟疫一般蔓延到了北海、惠州、广州、上海等城市。

其中广东许多城市一直到2007年，还没完全消化那几年留下的空置房和烂尾楼。

只是，尽管已有血流成河的前车之鉴，香港舶来的房地产开发模式，也没有任何人敢质疑；

以至于，内地房地产市场，形成了泡沫累积和降温调控政策间钟摆式运行的奇特景观。

2008年，内地房地产在狂飙突进了几年后，钟摆又一次来到降温调控的一边，严厉的政策组合拳像雨点般落下，几大核心城市房价跌了30-40%。

万科、碧桂园和招商地产等股票一路俯冲，最狠的跌了90%，就连地产界宠儿王石也说：

“我承认楼市拐点确实已经出现了。”

许家印时运不济，公司上市冲刺的关键时刻，遭遇了政策性寒冬，而自美国席卷而来的金融危机，更让他雪上加霜，上市计划被迫中断。

但奇妙的是，犹如梦回1997年，“危机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定律，有如神助般再一次在他身上应验。

几个月的“锄大地”，换来以郑裕彤为首的香港财团6亿美元紧急输血。

更为戏剧性的，是为了挽救疲软的经济，2008年底，楼市的钟摆回调，四万亿救市计划推出，房地产又一次迎来爆发时刻。

结果，虽历尽千辛，2009年11月5日，恒大地产如愿登入港股，许家印个人以479.49亿港元身家，刷新中国首富榜单。

可以说，是香港地产开发模式成就了许家印，也是香港的富豪给他戴上了首富的花帽子。

2016年

祛魅

2016年，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去世。

网友们尊称她为“先生”。

她与钱钟书是中国最知名的学术伉俪，但很少人知道，许多年里，这对学养深厚的夫妻连一套像样的住房都没有，长年栖身于“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直到1977年，他们家才分配到一套三里河南沙沟小区的房子。

直至去世，这是他们家唯一的住房。

同在2016年，王健林的“小目标”暴论风靡了整个网络，多年狂飙突进的房产市场化，让内地人均住房面积突破了40平米，住房不再紧张反而库存积压严重。

“去库存、去杠杆”的结构性改革推出，更有了“房住不炒”的定调，人日发出警告，树不能长到天上，高杠杆必然高风险。

2016年，许家印58岁，因4年前参加大会时一张身姿摇曳的照片，他有了个网名。

这年，尽管“去库存、去杠杆”言犹在耳，但他却开启了新一轮加杠杆、快步扩张的步伐。

恒大债务首次突破1万亿，他一边频繁举牌上市公司，欲再次借壳重回A股，一边继续扩大投资，将恒大发展成三个销售额超“三千亿”的房企之一。

有人说，许家印的命运在2016年已经决定，因为这年“房住不炒”出台，而他的大恩人郑裕彤也去世了。

但这都是马后炮了，2016年“房住不炒”的背景是2015年“涨价去库存”，房价不仅没有降，反而迎来新一轮暴涨，仅用了一年，“碧恒万”三巨头销售规模就从三千亿跃升至五千亿。

2016年，65岁的王石，正经历退休前最严峻的一次职场大考，被他视为“门口野蛮人”的宝能、恒大，欲携巨资强势入主他创建的万科，并极有可能将他这位创始人踢出局。

这一年，李嘉诚的心情也不算太好。

6月他接受了彭博社采访，这是他四年来首次面对媒体，目的是为了澄清外界对他越来越多的质疑。

在此前一年，内地一家主流媒体智库发表了一篇名叫《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而更早前，香港有个小学生写了一篇作文《李家的城》，以稚嫩的笔触戳中了港人的痛点。

面对外界的批评，李嘉诚以“树大招风”四个字为自己解脱。

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质疑潮，实际是内港两地经济被房地产深度绑架后，人们对他为代表的香港地产商人的一次大规模 “祛魅”。

人们逐渐意识到，香港房地产经济模式，的确为改开之初做出过难以替代的贡献，但不断推高的房价，也确实吸干了科技创新的活力，造就了贫富的畸形分化。而香港自身就深受其害。

1966年，作为串联hwb，王石第一次来到深圳，看见“路轨旁有丢弃的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而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虽然所知甚少，却是令人颇为向往的“外面的世界”。

众所周知，改开前30年，内地将近100多万民众，冒着生命危险，游过深圳河前往对岸，许多是“用脚投票”追求美好生活的普通人。

王石隔河仰望的1966年，一则谣言说内地即将WL收港，许多港人因恐慌抛售了手中的地产，甚至移民海外。

时年40岁的李嘉诚，对此付诸一笑，抓住机会低价大量买入地产，他因此狠狠地赚了一笔，晋升为最成功的地产商人。

改开后，香港房地产开发模式传入内地，深刻地塑造了内地的经济。

多年来，这座城市也成为无数人心中时髦又丰饶的梦幻都市。

1993年，一部叫《我爱我家》的情景喜剧风靡全国，有一集讲到80后圆圆对香港“天王巨星”张国荣痴迷到不惜逃学，她的母亲宋丹丹扮演的和平，一度误以为女儿早恋。

同年，张国荣参演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戏《霸王别姬》，他饰演的程蝶衣犹如为他量身定制，如泣如诉、风华绝代，迷倒了无数内地影迷。

但80后圆圆或许不知道，1993年也是香港电影衰落的起始之年，公映数量首次跌破100部。

相较以往，观影人数、影院数量、票房收入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锐减。

而此前30年间，香港电影是仅次于好莱坞和宝莱坞的魔幻存在，影响力甚巨，韩剧《请回答1988》中的70后中学生也痴迷张国荣。

2003年4月2日，一个惊人的消息传至内地，前一天夜里，46岁的张国荣，自香港文华酒店一跃而下坠楼身亡。

已经上大学的80后们，为此遗憾和伤感了许久，他们从盗版影像里了解的梦幻香港，仿若第一次显出了颓势。

1999年，一款叫OICQ的聊天软件，风靡刚刚兴起的内地网吧，可惜并不赚钱，开发者烧完了最后一万元，让出20%股份，获得李泽楷220万美元投资。

OICQ后来改名为QQ，但还是不赚钱，就连马化腾本人也想要卖掉。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李泽楷终于丧失了耐心，将腾讯股份作价1260万美元卖给了南非MIH集团。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贯精明的李家做得最糊涂的一笔买卖。

与此类似，早些年，华为、中兴通讯均有港资的身影，但随着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做自主研发，这些港资便纷纷抽离，不再陪着冒险，当然也就错过了企业技术升级后更为丰厚的回报。

1960-1970年，香港与新加坡，同是以技术密集型企业著称的城市。

1962年，英特尔创始人诺伊斯，曾将仙童公司第一家海外芯片工厂设立于香港恒业街。

但进入90年代后，新加坡成为排名世界第二的半导体生产中心，仅次于台湾新竹，而香港却出现产业“空心化”的窘境，不仅错过互联网大潮，也没能跟上半导体的爆发期。

最近一些年，内地经济快步上扬，香港产业“空心化”的弊端却愈发难以遮掩。

1997年香港回归时的GDP，尚能占到大陆GDP的18%，但26年后，这一数值就猛降到了2%左右。

1990年，珠三角对外贸易比重香港占了74%，可2010年，则只剩下20%。

各项数据一再显示，这些年香港经济已经迅速缓慢下来。

2017年，深圳GDP更是首次超过了香港。

至此，内地人彻底摘掉了香港的滤镜，河对岸的梦幻之都不再令人驰往。

相反，人们注意到，这些年香港各项经济指标一路下坠，唯独房价直冲云霄。

过去40年，香港房价尽管也曾腰斩，但累计涨幅超过20倍，与此相比，人均GDP增速不到房价一半，许多年来，香港前50大富豪，有一半都是房地产大亨。

但悖论的地方就在于，尽管房地产如此“昌盛”，可香港的房价却是新加坡两倍，人均居住面积仅为15平方米左右，远低于北上深27-33平方米，近45%的人住公屋，更有大量居民住在连腾挪转身都不便的“鸟笼”“棺材房”里。

自1992年beyond主唱黄家驹出演《笼民》，至今30年，这一状况依然看不到改变的希望。

“房价永远不会跌”，香港人信，许家印也信，但2008年能在香港“锄大地”，2016年能在“房住不炒”的基调下继续扩张，却未必能在2020年再度“任逍遥”。

2020

结局

2020年，许家印62岁，媒体说他身家2310亿，是全球房地产首富，并将他选为当年“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之一。

但2020年对许多地产商和企业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好年份。

这年，一个常年以D炮著称的人，被判了18年。

他的朋友潘石屹，则正忙着出售SOHO中国旗下的资产，媒体的标题写“潘石屹真的要跑了”。

同年，王健林也忙着“断臂求生”，一边启动万达体育的退市，一边继续清偿海外资产，而受上半年口罩冲击，万达各项业绩也不太乐观，胡润富豪榜上他的排名，从第9直降为第30名。

当然，这年最丧气的当数马老板，震惊四座的言论后，再没有然后。

这年，“该不该救楼市”这一议题上了好久的热搜，成了国民话题。

直接的导火索，是口罩导致楼市低迷，但更为长线的理由，是许多人相信，依据中国楼市的钟摆规律，口罩之下没有理由不救市，比如1998年的房改、2008年后的四万亿，不都是如此吗？

实际上，“该不该救楼市”这一议题最早出现于2014年。

那年，“去库存”的大背景下，楼市开年即低迷，然后就有了“涨价去库存”的利好。

也是在此前后，敏感如潘石屹和奉行“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李嘉诚开启了“逃跑”模式，过分的小心让他们赢得骂名一片。

但站在2020年的当口，如果一个地产商还不警觉，那他要么不懂什么叫“时代的进程”，要么就是个十足的赌徒。

不幸的是，许家印兼而有之。

而更不幸的，是这一年，所有赌徒都将花容失色：

“每有大灾必救市”的规律没有应验，政府不仅强调“房住不炒”的原则不变，同时还添加了敦促企业化债的“三道红线”。

2020年，许家印虽依然顶着首富之名，但耀眼的头衔已遮不住他绝望的眼神。

他始于2016年让恒大重回A股的豪赌，到了揭牌定胜负的时刻。

为了重回A股，他像2008年冲击港股一样，2017年不惜再次签下苛刻的对赌协议，拉来了1300亿战略投资。

这些投资来源分三类，上下游供应商、长期合作的私募基金，以及他个人朋友圈。

比如为他写下“许家印卓越且伟大”的正威国际老总王文银，以及与他喝交杯酒的苏宁老总张近东。

而2020年，恒大借壳深深房上市正式宣告失败。

虽然截至9月，许家印就如当年香港“锄大地”，宣称解决了对赌协议失败触发的多数债务。

但没有了2008年那样的“四万亿计划”，就算解除了暂时的债务危机，也无法重复昨天的故事。

茨威格说，一个时代的结束，是一瞬间的事。

上面不再救楼市，根本原因是救不动不能瞎救，背后是居民负债、人口的见顶，客观规律使然。

2020年，任职恒大首席经济学家的任泽平，曾撰文呼吁放开三胎，而第二年相关政策就出台了。

但也是这位经济学家，向许老板提出不宜盲目向汽车、矿泉水等领域多元化扩张的建议后，被教育“格局不够”。

回A股失败仅一年后，2021年9月，恒大宣告暴雷，总负债2.5万亿，一夜间，许老板从首富跌落为“首负”。

2.5万亿债务，史无前例闻所未闻，震惊了寰宇，吓傻了老乡。

遥想上世纪80年代初，许家印上大学时最奢侈的事，是在学校旁边吃上一毛钱一碗的热干面。

就为这一毛钱，他的恩师倪国巨还批评他：

“你是吃助学金的人，还吃这么贵的东西！”

他自幼丧母，由奶奶抚养长大，经历过最穷苦的底层生活，常年吃糠咽菜、衣不蔽体。

媒体经常用“刺骨的贫困”来形容他的幼年。

这词来自宋朝诗人宋氏写的《鬻庐》：

“自叹年来刺骨贫，吾庐今已属西邻”，说的是天台宋氏本来很富，后来家道中落，不得不把房子卖给邻居。

恒大暴雷后，他为躲债自肥上演了一幕幕狗血剧，跳楼传言、高管失联、技术性离婚、家族分红套现、境外破产、自购公司债券……

直至2023年9月28日涉嫌违法犯罪，被正式批捕。

而最新消息表明，2019-2020年间，他虽然戴着首富的花帽子，却已经干上了虚增利润、财务造假的不齿勾当。

2018年12月，许家印回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老家，乡亲们像迎财神，众心捧月、前呼后拥。

许携妻子丁玉梅，考察了捐资10亿建的学校、医院，探望老师，回老宅吃了忆苦思甜饭，还给每户村民发了3000元现金，并慷慨承诺再捐2.5亿扩建“家印高中”。

谁能想到，仅用了三年，曾经的辉煌烟消云散，如黄粱一梦。

他被抓后，有人立即将他的照片从“杰出X友”墙摘了下来，而他曾为该X捐出1个亿。

与此形成对比，许在老家的祖宅、祖坟和功德碑，却被村民们自发保护起来，他们说：

占了他的光，要感恩。

——只是无数因恒大暴雷而倾家荡产的业主、供应商和理财投资者，怕是欲哭无泪，想S的心都有。

1974年春天，寒意料峭，积雪未融，16岁的许家印与堂哥，将石灰、煤炭、大米和稻草等物资从一个地方倒腾到另一个地方，赚取微薄的差价。

当时，倒卖生意并不合法，容易招来打击，但这却是他最早的商业意识启蒙。

多少年来，传记作家们总喜欢拿这段往事，证明“许老板打小就有商业头脑”。

何止从小就有商业头脑，暴雷前，他还是舆论眼中“最有家国情怀”的企业家。

2019年，网上一篇跟帖这样赞美他：

郭嘉需要扶贫他扶贫，郭嘉需要海外撤资他撤资，郭嘉需要足球他投入巨资搞足球，郭嘉需要排球他将远在美国的郎平请回国。

而他本人也曾公开表态：

我和恒大的一切，都是郭嘉给的。

2019年，70周年大庆，许老板受邀登上城楼观礼，这是他笑得最灿烂的时刻。

媒体给他戴上首富的花帽子，但他实际更想拥有一顶纯色的红帽子：

外出时，他喜欢乘坐老干部风浓郁的考斯特中巴，接待来访者时，庞大的会议厅里主客居间、两边随行旁坐的格局，总给人一种威严的压迫感；

而拥有红色刊头的《恒大报》，怎么看都像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山寨版。

商场上，许家印是出了名的杀伐决断，背着高额的负债豪赌依旧笑面春风，但某些庄严而特殊的场合，他的身段又显得那么卑微而恭敬。

16岁那年的倒卖生意，与其说给了他最早的商业意识启蒙，不如说让他学会了恭敬——至少面上如此。

有段时间，人们喜欢将许家印与胡雪岩类比，但就像媒体用“刺骨的贫困”形容他的幼年，这当代胡雪岩的名号更像在骂人。

登上城楼的2019年，许家印一边享受着自制红顶的高光，一边已经在财务造假的不归路上狂奔。

他说郭嘉给了他一切，可他留给郭嘉的却只有债务的一切，他很有手段，可以搞定张近东、马云和郑裕彤等巨富大佬；

他也很虚妄，错把时代的赏饭吃当做他天才的回报，当然他更卑微，私心的嘴里不得不喊着感恩时代的正能量。

余论

2019年，与满面春风的许家印截然相反，同为地产商、新城控股的董事长王振华，算是跌入了人生的最谷底，因涉嫌猥亵儿童罪，他以最丢脸的方式进了局子，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但讽刺的是，当2024年许家印被指控财务造假之际，即将出狱的王振华反成为许多地产大佬羡慕的对象。

这五年来，地产界风云突变，王振华个人财富从最高峰430亿缩水至72亿，但至少公司没有暴雷，且债务因其入狱没有进一步扩大，是少有的债务可控的头部地产公司。

与之相比，碧桂园、融创、世贸、阳光城、恒大，哪一个不在高额的债务中焦头烂额？

这一幕让我想起1980年代末，市场遭遇“倒春寒”，被视为个体户标志性人物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因某些罪名入狱，包括李书福在内的一大批私营企业主，纷纷将企业献给了地方，只求“破财免灾”，那时的财富犹如烫手的山芋。

2008年，因为频繁的矿难，暴利的煤矿行业，掀起了猛烈的整改，许多未能达标的煤炭商只能黯然出局，并不情不愿地将亿万资财投入当时尚属低迷的房地产；

可没想到仅仅数年后，煤炭行业进入长达10年的寒冬期，而房地产却进入高涨的好时代。

时运倒转，莫测难辨。正如电影《活着》的主人公福贵，赌场输得身无分文，却意外躲过一场运动，从而侥幸地捡了一条命。

一喜套一悲，一悲带一喜，这就是人生，大肠包小肠，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就是时代，你我皆刍狗，无常即有常。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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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投资人说

许家印和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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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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