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业进：改革就是改错

4月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就来自于不断突破旧体制下的规则体系和利益结构，承认和追认来自基层对旧体制的边际突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就是改错，改革就是改法。改革是说，通过上下互动，不断突破旧体制以建立新体制的过程。——刘业进

刘业进：首都经济大学教授

改革就是改错

刘业进 | 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就来自于不断突破旧体制下的规则体系和利益结构，承认和追认来自基层对旧体制的边际突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就是改错，改革就是改法。改革是说，通过上下互动，不断突破旧体制以建立新体制的过程。

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新发展观承认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是发展的重要内容，但绝不认为这是发展的全部内容。正义、权利和基本自由诉求与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在发展战略中至少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改革即改错

即将过去的2013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十分关键的一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部署，而学术界也对如何改革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经济学家对改革有许多不同的见解。有人把改革定义为“追认”；有人把改革定义为“私权扩大，公权受约束的过程”。这些定义从一个侧面实证概括和描述了改革的实质内容，但没有触及方法论基础。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改错”。与发展阶段论不同，一国经济发展道路选择，从一开始就要确立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什么样作用的基本战略。不仅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发展同时是一个追求和维护自由的过程，自由在其中既有工具性作用更是价值目标。转型国家大多基于短期视角选择赶超战略，通过大规模的政府规划和政府投资以驱动经济增长，极端情形则直接采取全盘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如前苏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就来自于不断突破旧体制下的规则体系和利益结构；承认和追认来自基层对旧体制的边际突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就是改错，改革就是改法。改革是说，通过上下互动，不断突破旧体制以建立新体制的过程。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非决定论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认为，任何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都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历史上没有哪一种声称能够一劳永逸地为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提供了解决办法的理论不以失败告终。这根源于两个基本前提，第一，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第二，技术、偏好、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动，或者说不确定性。以有限理性追逐不确定的环境，不可能寻求到一劳永逸的社会终极方案。因此，健康的市场经济，其基本特征是开放。通过一个永无止境的试错过程，不断找到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些特定时空下被认为是正确的方案又始终处在变化环境的检验之下。

“经济无目的”

传统观点认为，特别是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观常常认为，发展就是求富裕，发展就是GDP增长，发展就是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过程。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发展观，它没有考虑收入的人际分布，没有考虑物质需求之外的权利诉求等诸多重要因素。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意阿玛蒂亚·森的观点，发展是一个扩展自由的过程。自由在其间既有工具性价值——自由有利于经济增长，又有构成性价值，自由本身构成发展的核心价值目标。传统发展观设置了某个虚幻总体目标，落实到政策实践层面，个体和企业组织反倒成了实现虚幻总体（例如国家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区域发展目标）的工具。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承认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是发展的重要内容，但绝不认为这是发展的全部内容。正义、权利和基本自由诉求与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在发展战略中至少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布坎南晚年指出，“经济无目的”，经济是一种规则结构和互动秩序，无数追求各自具体目标的参与者通过参与分工和交易形成合作秩序，并在这种秩序中实现各自追求的目标。在互动秩序之外不存在某个超级评价主体，以评价发展取得何种成效。相反，相应的规范评价转向两个维度：在个体和组织维度，以其参与者一致同意作为效率评价标准；在制度层面，经济系统中何种程度上拆除了交易壁垒和交易障碍，在何种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提升交易效率作为评价标准。

计划体制以“国家租金激励”取代市场利润激励，由此建立起基于职位的收入分配体系和歧视性多轨社会保障体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适用利润激励体制，必然与传统国家租金激励体制和歧视性社会保障体系发生冲突。因此如何适应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需要全面恢复市场应有的作用领域，恢复利润激励制度安排，建立非歧视社会保障安全网（救济意义上的）。

政府与市场

重新划定边界

政府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许多经济学家研究认为，在经济社会系统中，政府是一个分工组织，在分工合作网络中，政府因提供了以“法律和秩序”为核心的一揽子公共物品而换取税收。这是理解政府的一个基本思路。

嵌入在市场之中，政府组织之外的个体、家庭、企业和形形色色的其他组织，与政府构成一种共生关系。形成良好合作秩序的共生关系、严格依赖于政府组织与企业和其他组织在各自边界中各就其位。社会系统中、所有组织在一个迂回生产的联合产出中、根据价格信号和公共选择信号获得其产出贡献中的应得份额。一旦政府越界侵入到其他组织的行动领域，价格信号和公共选择信号受到干扰，资源配置、政治机会和经济机会的发现过程受到扭曲，由此形成全社会范围的福利损失和价值扭曲。

下述规范性评价标准早已接受反复经验，政府的作用边界限于：第一，以正义为核心的保护服务，对所有公民和组织的财产、生命和自由提供合法保护；确保政治机会和经济机会的开放性。第二，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第三，在竞争性而非垄断前提下为处于困境中的最少受惠者提供必要的救济（社会保障安全网）。此一政府作用边界的界定的推论是，此三项领域之外的一切竞争性领域，政府一般不得介入，本着“剩余原则”和“临时性原则”，市场暂时确无法有效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政府可以临时介入。

市场的优势在于其广泛的信息基础。在分立的产权原则下，经济系统中分散的信息唯有靠分散的市场主体以分布式的方式进行探索，提供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政府直接占有资源以获取收入或设置竞争性行业的进入壁垒，就会阻断经济秩序所需信息收集利用和处理过程，扭曲资源配置的价格信号，经济机会发现机制受阻，阻断资源错误配置的纠错机制，缩小甚至关闭各个领域的创新空间，延缓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由此最终损害全社会的福祉。(来源：中关村产业升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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