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避免哪些误区？

新的生产力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将传统的体制机制转换成适应新的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当前体制机制还存在诸多卡点、堵点，需要花大力气进行改革

今年上半年，新质生产力无疑是各界关注度和热议度最高的话题之一。今年全国两会上，新质生产力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列为2024年十大工作任务的首位。

新质生产力被提出后，全国各地涌动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热潮。《财经》注意到，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各级都纷纷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推出系列举措。如，东部省份浙江省提出，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一链一策”推动新兴产业提质扩量，前瞻布局一批未来产业。西部省份青海提出，以新质生产力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产业“四地”是青海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

当前，新质生产力成为各地拥抱的重点，接下来各地该如何因地制宜进行发展，如何避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各部门不能单凭一腔热情、一哄而上，而要立足自身实际，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确保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序推进、取得实效。如何合理布局产业，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财经》：今年以来，全国各地从省级、市级、县级纷纷都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并规划布局了相关产业。您对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产业政策有何建议？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政府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王一鸣：从今年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省份都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但也存在扎堆人工智能、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制造、低空经济、新型储能等“热门领域”产业的现象。各个地方的要素禀赋、经济基础等条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发展这些新兴产业或未来产业。过去几年，各地加快新兴产业布局，但有些地方本就比较落后，自身财力有限，却也不计成本地硬着头皮布局根本不具备发展条件的产业，结果就是产业没有发展起来，却造成了政府资金的损失，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虽然各界都在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一哄而上，但目前来看，部分地区还是有一哄而上的迹象。

中国的地方政府有很强的资源配置能力，这也导致政府要发展什么产业，就会有大量资源向这个领域流动。一旦政府认定哪些领域是新质生产力，往往会直接将资源配置到哪些领域，容易形成“一哄而上”和重复建设。这实际上是利用行政的手段推动资源配置，而非市场的力量。行政化手段推动产业布局容易带来重复建设、同质化发展等问题。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处理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

不同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科技含量高、技术迭代快、资金投入大，在这些领域投错了或者出现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会更大。此前芯片产业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有些地方不具备发展芯片产业的条件却盲目去搞，几十亿元的资金投下去，最后却出现了烂尾。在新一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情况要避免。

那么，政府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究竟应承担怎样的角色呢？我认为培育和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比直接配置资源更为重要。资源是可以流动的，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创新资源就会源源不断地汇聚。

《财经》：新质生产力在提出的时候就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但在实践中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您认为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的关系是什么？传统产业可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吗？

王一鸣：中国传统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80%，规模庞大，体系完备，综合配套能力强，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扮演着“基本盘”的托底角色，对于吸纳就业和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放弃传统产业相当于丢掉了“基本盘”。因而那种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想法肯定是错误的。

那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传统产业通过前沿科学技术的改造和升级焕发出新质生产力。基本方法就是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重塑，从研发、设计、工业生产、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各个环节给传统产业赋能，形成新的制造模式和产业生态，焕发出新质生产力。

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汽车制造业，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产业，但国内新能源汽车后来居上，在电池、电控等技术领域形成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甚至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造船业，近年来中国造船业迅速崛起，不仅在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跃居世界第一，而且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实现了国际竞争力的跃升，这与造船业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有着密切的关系。

《财经》：很多专家都提出数字经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您也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为何数字经济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如此重要？如何理解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

王一鸣：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前沿领域，也是核心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新质生产力的时候，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而数字经济在这三个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首先，数字经济带来了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当前新的科技革命呈现了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的交叉融合、多点突破的发展态势，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能。而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是新科技革命最活跃、最具活力、最前沿的领域，正在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二，数字经济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当前，数据已经成为关键的新型生产要素。我们说大数据、大算力、大模型是继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热力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后新的动力。算法和大模型正在成为科技进步的新路径，而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正在改变传统的要素配置方式，并可以大幅提升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标志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由数据参与要素配置，重新改变要素的配置方式后，就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数字技术通过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大大提高了产业的增加值。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前讲产业结构，我们经常讲的是“321”“231”这样产业间比例关系的调整。在数字经济的条件下，产业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了，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更多表现为高附加值环节比重的提高，以及对产业赛道和产业生态的重新定义。

最后，我们怎样推动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呢？当前最关键的是要加快数字科技的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加快突破计算、工业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持续推进高端芯片、智能传感、软件领域的迭代创新应用，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科技基础，这是当前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

《财经》：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做保障，您认为当前需要破除哪些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堵点？

王一鸣：新的生产力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需要将传统的体制机制转换成适应新的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当前在体制机制方面还存在诸多卡点堵点，需要花大力气进行改革。

第一，在经济体制方面，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是重点需要改革的领域。前面我已经讲到数字经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而数据则是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与基础，但当前中国数据要素市场配置的体制机制还未有效建立起来，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这些问题都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产权界定不清晰，数据就很难进行流通交易和收益分配。人工智能大模型需要大规模的数据进行训练，数据要素市场不完善就会阻碍其发展。

近年来，国内虽建立了一些数据交易所，但发展并不好，交易量很少，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基础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数据市场化改革不进行，将来就会成为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突出卡点。

第二个需要改革的就是科技体制。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关键支撑。当前，科技创新激励机制还不够完善，尤其是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需要加速推进，这也是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

例如，绝大部分科研人员在国有事业单位工作，此前认为科研人员进行科研的设备、资金、实验室都是国有资产，因而科研成果产权应该归单位所有。当前要进行的改革就是单位和个人共同所有科技成果产权。为什么个人也要有产权？因为科研人员在科技创新中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要素，相比于实验设备、资金，科研人员的构思更为关键，也应该分得更多收益。

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探索科技成果所有权个人占70%、单位占30%。他们发现这样改革以后单位的收益反而增加了，因为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如果没有产权激励制度，科研人员可能更关心发表论文、评职称，而有了产权，就会激励科研人员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只有转化为生产才有收益。

第三项重点需要改革的就是人才制度。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关键的是要靠人才，尤其是顶尖的科技人才。我们需要建立更加开放的人才制度，将世界最顶尖的人才吸引过来，推动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如此才能在世界的科技博弈中赢得制高点。

第四项需要重点改革的是金融体制。长期以来中国金融市场都是以银行体系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模式主导，直接融资市场不够发达。银行追求资金的安全性、稳定性、低风险以及短期的资金回报，而创新是高风险长周期的，科技创新从概念、研发到中试、产品，再到大规模生产，经历的周期非常长，这就需要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陪伴。

银行体系往往追求大项目、大企业，因为成本低、风险也低，而科创体系不需要大钱，需要的是持续、稳定的小钱。银行体系贷款需要抵押物，但科创企业轻资产没有抵押物。所以，当前的金融体制与新质生产力需要的金融体制是不匹配的，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

应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和天使投资基金，满足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支持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更多投向科技创新。同时，探索信贷融资支持科技创新的新模式，拓展银行直接参与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的空间，促进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