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如此紧迫，终于有人说出了真相

导读： 

      现实世界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动态、复杂大系统，秉持复杂系统的视角和方法，才能有效处理复杂的气候变化问题。

说出应对气候变化的真相 

齐晔 | 撰文

西蒙·夏普（Simon Sharpe)是少见的熟练使用微信的西方人。

那天收到他的信息，于我是个小小的惊喜。疫情以来许多朋友就没了音信，忽然间来了信息，颇有久别重逢之感。他说他写了一本书，要出中文版，问我可否写几句话，略作推荐。得知他要出书，我的惊喜变成了惊讶。我所认识的西蒙是英国政府的官员。一个政府官员要写一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会是怎样的一本书呢？

我只是好奇，没有半点怀疑之意。毕竟我跟西蒙认识10 年有余，从第一次见面听到他操着标准的中文，谈论气候风险评估的那一刻起，我便感到他的才华还有真诚扑面而来，或许还有一点钻牛角尖的执着。 

西蒙·夏普

那是2013 年秋，当时西蒙在英国政府工作，是剑桥大学的大卫·金教授的助理。我同大卫·金教授相识多年，并有多次项目合作，因此当他的助理说要启动一项新的研究时，我自然表示会积极参加。但是当我在哈佛大学地质学系的会议室听西蒙介绍这个新的项目时，顿觉这个项目了无新意。这个项目是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评估的。但是气候变化工作者谁不知道气候风险？从IPCCA 的报告到报刊文章、电视节目、互联网新闻和视频、社交媒体，到处都能看到关于全球变暖、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频发、生态系统退化的报道。还需要再多一份关于气候风险评估的报告吗？西蒙执着地解释，此评估非彼评估。严格地说，现有的所谓的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更多的是预测气候变化的未来，当然也包括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情况的预测。但这种由此及彼、由现状推及未来的外推式预测，并不足以为公众和决策者提供关于人类将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的清晰图景。阅读 IPCC 报告可以让人得知未来气温和海平面会在不同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升高多少、每种情景出现的概率多大。气候变化科学家或许觉得这已经是他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气候风险评估了。但西蒙觉得，这仅仅是气候风险评估的开始，从决策者和公众的角度出发，他们需要知道气候变化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情形是什么？这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多大？影响几何？ 

劝说政府、企业和公众为应对气候变化积极采取行动，有点像是推销保险。如果在面对一个富裕的房产主时，你只给他一份关于他所珍爱的别墅未来状态的精确预测，这是很难说动他花费巨资购买房产保险的。你需要告诉他这所房产可能面临的最糟糕的情形是什么（比如付之一炬）？最坏的情形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不幸出现这种情形后其生活会受到什么影响？而现在采取行动购买保险会有什么好处？后一种做法才是真正的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

在西蒙看来，这种与决策相关的关键信息，正是科学家应该告诉决策者的，但在这一点上，科学家所做的远未到位。千千万万的科学家，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花费亿万经费，发表了汗牛充栋的论文；但是他们对于气候变化风险，对于有关人类福祉和生存的重大问题，却关注不足，研究甚少，导致决策支撑薄弱。而科学文化追求严谨的特性，在气候变化的沟通方面，不幸地成为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欲言又止的保守行为的理由。读到西蒙对气候变化科学家的批评，想起近来许多因为保守判断耽误最佳时机的社会案例，我不禁感慨科学家在应对重大社会风险时的责任和作用。这些问题的确应当引起科学共同体的高度重视和反思。当追求科学的严谨影响到科学家社会功能的发挥时，有担当的科学家应站出来发声，告诉公众和决策者他们需要了解的实情。

相比科学和科学家，西蒙显然对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更严格。对于科学家，他只认为他们没有尽到应尽之责，而对于部分主流经济学家，他则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带来的结果“比无用更糟糕”。他在书中挑战了威廉·诺德豪斯，一位因研究气候变化的经济学问题而获得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这位博学多才、温文尔雅，年逾古稀，仍坚持一线教学的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是许多经济学人的启蒙老师。他与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合著的经济学教科书，是一代代经济学人的入门读物。当他把经济学家奉为圭皋的成本收益分析作为气候变化经济分析的基本途径时，得出的结果和结论在普通人看来却难以理解。西蒙谈到诺德豪斯的一项研究，其认为气候变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相当于GDP 的 0.26%。这样的结果在经济学家看来或许合情合理，但在普通的人眼里却与常识相悖：既然影响如此之小，那全球上下因何大动干戈、如临大敌，几十年来仍孜孜以求，积极探索应对气候变化的办法？

如此明显的矛盾难道这些顶级经济学家看不出来？西蒙认为其中的缘由根植于这门学科的观念和传统。从瓦尔拉斯到索罗，经济学家都把经济系统看作一部不停运转的机器，模仿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建构一种精致有序的一般均衡理论。他们在做政策分析时，钟情于建立在均衡理论之上的成本收益分析。遗憾的是，现实世界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动态复杂系统，是一匹不被一般均衡理论这把鞭子驯服的野马。骄傲的御马人纵有高超的技巧和认真的态度，最终也只能自说自话，自我陶醉，而那自由奔腾的野马与他们无关。不幸的是，这些高贵的御马人往往是决策者的座上宾，他们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常常成为政府的决策依据。而他们轻视风险、不顾现实的政策指导和损害公信力的行为，令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平狄克评价称，他们的经济学模型简直“比无用还要糟糕”。 

如果把那些脱离现实、偏执于一般均衡理论的经济学家看成政府气候变化决策的谋士。那么，手持白金卡、搭乘商务航班、穿梭于世界各地、出入各种气候变化会场的外交官们，就像是全球气候战场的将士。他们时而慷慨激昂，呼吁各国展现非凡的减排雄心；时而诉说自己国家的牺牲、委屈和无奈，可以说他们为全球气候变化操碎了心，出尽了力。然而，他们可能浑然不知自己正身处早已织就的大网之中，而难以脱身。这张大网便是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人们丝毫不用怀疑30 多年前精心设计的气候治理框架之良苦用心和美好意愿。问题在于这种包罗全球各国、囊括整个经济、拥有长期目标的全球公约从一开始便拥有难以实施、缺乏激励、无法惩戒的缺陷。当联合国官员和各国领导人与谈判代表为达成《巴黎协定》欢呼雀跃、弹冠相庆、喜极而泣时，冷静如西蒙的外交官看到的却是一个“皇帝的新（气候条）约”。他的可爱（和可憎），正如安徒生笔下那个说出真相的小孩。毕竟这个令人激动的国际协定尽管明确了目标，但在各国报告并核查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只做了程序上的规定，而任由各国自行决定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和行动。外交官们是无辜的，不是他们不够努力，而是基本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无法奏效。 

西蒙绝非悲观派，更没有单纯地批评和抱怨。相反，从本书的名字便可得知，他是一个相信可以以五倍速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乐观派。他以亲历者的视角，详细讲述了一个英国版的成功故事，表明在现有的气候治理途径之外，仍充满着想象和行动空间（比如抓住关键部门，包括电力、交通、土地利用），建立支持者联盟，加速观念的转变（思想转型）等。实现五倍速减排要靠“全球相变”，以及政治、经济和自然系统的质的飞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根本性变革。他与合作者提出“递增连锁反应”的想法，试图通过在特定领域（比如电力、汽车）开始的基于正向反馈的连锁反应，触发系统性、高速的良性循环，促成全方位连锁反应，以实现气候变化的有效治理。西蒙觉得无论是科学、经济学，还是外交中的问题，究其根本，仍在于认识论上的还原主义。现实世界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动态、复杂大系统，秉持复杂系统的视角和方法，才能有效处理复杂的气候变化问题。读到这里，我最初的惊讶变为钦佩——毕竟实践出真知！我想，西蒙用业余时间写出这本书，批评了在气候变化领域，以拯救人类和地球自诩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包括自己在内的外交官及政府决策者，说出应对气候变化的真相，这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他把问题、原因和答案说得如此清晰，把属于学者的工作都做了，这让所谓的学者情何以堪！我又想，这项工作我能做到吗？

齐晔，2024年 5 月于广州南沙

BOOK TIME

[英]西蒙·夏普 著

占鹏飞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年7月 出版

格陵兰岛融化，澳大利亚山火，温室气体排放继续上升……我们都知道石油公司，消费主义，软弱的政治领导人是罪魁祸首；但实际上真正阻碍进步的，是那些本应帮助我们的理念和制度。

这本具有吸引力的书把推销减排政策比喻为售卖房产保险：经纪人需要把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情况通知房主，这样才能有助于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气候变化五倍速》就是一本为决策者做出充足风险评估的书。

我们都知道全球变暖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急迫。目前，全球温室气体含量的上升导致每一秒，地球上都多出4颗广岛原子弹的能量。而人类如果长期处于湿球温度超过大约35℃的环境中，就会死亡。对空调的需求大幅上涨，断电可能是致命的。即使我们把温度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2℃的程度，海平面仍然可能会升高12米左右。而全球海平面每上升1米，上海发生洪灾的概率就会提高40倍。情况危机，科学家却因为担心同行评审而对评估全球变暖的风险过度保守；经济学家采取的主观模型让他们的预测“比无用还糟糕”；政府官员缺乏足够的意志打破科学文化的壁垒。

西蒙·夏普以局内人的视角，统筹科学家、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的经验，扮演全球变暖的“吹哨人”，呼吁进行针对全球变暖的结构性改革，从电力、交通和土地利用的角度促进“五倍速行动”，从而更好地守护全人类的命运。

西蒙·夏普（Simon Sharpe），气候变化高级别倡导者团队的经济学主任，世界资源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在英国担任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COP26）主席国期间，担任英国政府COP26小组的副主任。他在政府中的其他工作包括领导国际气候变化战略，将低碳增长作为英国工业战略的优先事项，以及担任能源和气候变化国务部长私人办公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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