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马勇：中国“现代化”应该算是一个意外

早些天，小友张守涛先生发来《浩荡七十年——大清衰亡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一书的书稿，希望我为这本书写点看法，作为序言。由于中国现代化史也是我这些年来的一个研究项目，我也为此写过一些东西，因此我就没有拒绝的理由，所以借此机会表达一点看法，供守涛兄参考。

守涛的这本书是严格的学术性著作，思路清晰，史料充分，写作严谨，大量引证，语言生动，把中国现代化来龙去脉讲得比较清楚，所以我就没有就这本书本身进行讨论，而是想讲讲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的一点思考。

我觉得，对古典中国来讲，现代化应该算是一个意外。就是按照中国原来的历史逻辑，实际上是可以在一个逻辑自洽的结构当中继续发展下去。就中国古典社会、知识阶级、商品经济发展高度、城市生活的近代性而言，如果没有西方因素影响的话，中国确实可以沿着宋元两代的路继续走下去。假如我们不带先人为主的偏见，宋元明清的政治架构既有可改正的地方，但也必须承认有其合理性，只要我们去读《马可·波罗游记》《利玛窦中国札记》以及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的观察记录，在西人眼里，中国似乎并不是那么糟糕，利玛窦的论述中似乎有一种“历史终结”的感觉。

在利玛窦等人眼里，具有哲人思维的统治者，不就是西方人一直期待的“哲学家治理”吗？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科举制度，不仅让社会阶层保持适度的流动度，而且为帝国选拔了确实有用的人才，苦读二十年，中进士，点翰林，也不过分发个七品芝麻官，这不是最好的文官体制吗？至于城市生活，自战国至唐宋，以迄元明清，不也一直有相当比例的人离开乡土，转入城市吗？所以过去讲，假如没有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步人资本主义。这一点，我也相信。

历史当然不会按照假设的路径前进。中国既有的路径都因为大航海而中断。大航海确实把世界变小，既给中国带来许多机会，也带来一些问题，打断了中国既有发展路径，让中国不得不融入全球一体化发展轨道。

大航海给世界带来持久性巨大改变，欧洲渐渐走出中世纪，迎来近代的曙光。英国开始出现近代因素，相继发生“羊吃人运动”、城市化运动，进而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从根本上厘清了国家的使用权、所有权、管理权，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从此西方世界不仅渐次完成政治上的变动，走上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而且事实上也开启了近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大门，近乎彻底释放了人的创造性。

作为一个老大帝国，中国其实在大航海之后恰恰没有发生这一系列变化。大航海给中国带来了贸易增长，全世界的白银大量流人中国，但中国不仅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没有与西方近代同步，反而在大航海之后逐渐管住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退出了双向的自由贸易，不再像汉唐宋元那样允许外国人入境贸易，也不再允许中国商人与外国人自由贸易，动辄以倭寇、走私、非法相威胁。

管制贸易并不是不贸易，明清两代的贸易并没有完全取消，而是由朝廷垄断了贸易，这就必然造成贸易失衡，也就是虚假的繁荣。一般民众无法从贸易交往中获得好处，人民的生活继续年复一年重复着农业文明，工业化、城市化与底层民众无关，所有的贸易、通商都是朝廷的私事，中国的市场当然也就不可能获得开发，中国内部的消费力当然无法激活，外部对中国市场的期待也就一再落空。

中国从汉唐宋元开放式帝国走向封闭，当然有外部世界的因素，同时也有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偶然的特殊的原因。我们知道，大航海发生正值中国的元明之际。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决定了明朝不会全面继承大元的主权、领土、人民与外交，明朝只是将蒙古人驱逐出明人概念中的中华，大元的残余在明朝北部边疆的外围长时期存在，甚至与明朝共始终。因而明朝的整体性焦虑一直存在，无法转型为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正常王朝。这是中国在大航海之后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内外焦虑的后果，就是对内加强专制主义，对外一再恐慌，修长城，管制边贸，不让外国商人入境贸易，也不让中国商人自由出入境。

清朝建政后，虽然不再有北部边疆的外部威胁，但清廷依然延续明朝管制贸易的传统。贸易继续集中于朝廷，民间商人、资本依然受到严厉控制。中国与世界的贸易继续失衡，巨大顺差继续留在中国。假如不发生工业革命，中国依然可以继续享有大航海、全球化的好处，继续享有贸易顺差。

十八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英国的工业化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赶出土地，成为城市化初期的市民、无产者，同时也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这批人成为工业化、城市化时代的“有闲阶级”，他们不再被土地束缚，自己的时间自己支配。这些有闲阶级也不都是赤贫，只要愿意进入工厂做工，也可以获取报酬，成为“有钱阶级”。只是他们的辛苦钱无法转化为投资，于是就成为城市化早期最主要的消费群体“月光族”。十八世纪晚期欧洲逐渐流行的“下午茶”等消费形式，主要与这个群体不断扩大有关。

“月光族”提升了中国消费品的出口量，茶叶、丝绸、瓷器，为中国换来大量白银。只是好日子不长，英国无法支撑持久性贸易失衡。大约在工业革命二十年之后，英国人就一再找上门来，希望中国开放贸易，平衡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

经卡斯卡特、马戛尔尼、阿美士德几个使团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涉，中英贸易始终无法平衡，进而又引发鸦片战争，至1842年《南京条约》，中国被迫打开了市场（五口通商），影响中国五百年的走私贸易（倭寇）不剿而结束。中国的现代化终于在被动中开始了。守涛的这部书就从这里开始，讲述了此后一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

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城市化，中国的工业化和英国相比整整差了100年，一百年至少四代人，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所以当中国开始现代化、工业化的时候，就面对一个大问题，我们还能不能像古典中国那样从容地按部就班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呢？

由此，我们看到过往近两百年中国人的焦虑，中国的超越意识都从这里发生，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化，一定要放在历史脉络中去考察，离开了具体的场景，就很难理解中国人的选择。守涛的这本书从历史上切入，这是一个很好的路径。史论结合，文史融合，才能弄清中国现代化何以如此曲折。

是为序。

马勇

2024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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