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帝国：那些抗命不遵的勇敢军人

作者： 刘树鹏 

来源：通向远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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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大审判中，许多纳粹都辩解道，作为一个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何罪之有？

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阿道夫.艾希曼逃脱了纽伦堡审判，流亡到阿根廷，一直到1960年被以色列情报机构逮捕。在耶路撒冷受审时，艾希曼辩称“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

艾希曼最终被处以绞刑，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根据他的辩词，提出了“平庸之恶”的观点，所谓平庸之恶，就是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

然而在纳粹德国，并不是所有的军人都在“平庸之恶”中沦陷，也有少数人坚持自己的良知，成为希特勒暴政的抗命者。

据国际在线报道，2005年4月11日，以色列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举行了一个特别仪式，纪念德国人卡尔·普拉格拯救犹太人的义举。二战期间，身为纳粹军官的普拉格拯救了大约1000—1500名犹太人的性命。

卡尔.普拉格

1943年9月，德国纳粹准备对立陶宛维尔纽斯的犹太人实施大屠杀，负责指挥德军部队车辆的普拉格少校以修理军车需要工人为借口，调走了大约1000名犹太人，从而让他们逃过了被屠杀的厄运。这些犹太人中有不少人连灯泡都不会换，但普拉格少校依然把他们列为“重要工人”。

1944年6月，苏联军队已经接近维尔纽斯，党卫军准备在苏军到达前，彻底消灭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据犹太幸存者威廉·贝格尔回忆，当时，普拉格少校当着一位党卫军军官的面，对犹太人说党卫军将带领他们撤离营地。普拉格还强调了一句：“你们都明白党卫军会怎样关照他们的犹太囚徒。”虽然贝格尔当时只有17岁，但他明白普拉格的言外之意——要么藏起来，要么逃命，千万不要等待撤离。

在普拉格的暗示下，大约250名犹太人藏了起来，一直坚持到苏联人攻占维尔纽斯，从而保全了性命。

普拉格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并且因为一些被他救下的人提供证词免于起诉。他本人并未努力为自己辩护，但一些被他救下的犹太人听说他遭受审讯，便派出一名代表参与诉讼程序。普拉格死于1957年，死时仍旧为他不能救下更多犹太人而内疚痛苦。

普拉格之外，另一名驻扎在维尔纽斯的德国军官安东.施密特也对犹太人心怀怜悯。英国作家普里特.巴塔在《二战期间的波罗的海战事》中记述，施密特向很多犹太人发放工作许可证，因为拥有这个证件，很多人从被处决的命运中被救出。

安东.施密特

除此之外，施密特还定期为隔离区内的犹太人提供食物，并给一个犹太女孩安排制作了出生证明，说明她实际上是雅利安人。还有几次，他安排了允许少量犹太人横穿立陶宛的文件，这些人中大多数抓住机会逃走了。他颁发了工作许可证的犹太人有时被捕，他便前往卢基什克斯监狱，让人放了他们。

施密特常常开着装满木材的卡车，从维尔纽斯前往白俄罗斯。大多数行程里，他会带上20到30名犹太人同行，把他们藏在木材后头。当时白俄罗斯那边对犹太人的迫害远比立陶宛轻，因此他从迫近的死亡面前救下的可能有300人。

施密特的住处还成为犹太地下运动成员暂留的地方，他会专门开车送他们去目的地。

1942年1月底，施密特因为救助犹太人遭到逮捕。在军事法庭上，他的辩护律师陈述说施密特尝试拯救犹太人是因为他们可以为国防军充当劳动力，但施密特自己否决了这个理由，他清楚说明自己曾把犹太人从维尔纽斯运走，为的是拯救他们的生命。他被宣告有罪，并于1942年4月13日被处决。

施密特是一名基督徒，他在给妻子和女儿遗书写道：“亲爱的，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你们收到这封信时，我将不在这个世上。你们无法写信给我，但要相信我们会在一个和我们亲爱的主在一起的更好的世界相见。”

1944年，盟军发动诺曼底登陆行动之后，德军的败势越来越明显。纳粹高层指示驻守巴黎的德军最高长官冯.肖尔铁茨做好炸毁巴黎的准备。

8月的前半月，大批工兵部队在巴黎各个重要区域布下了大量炸药，据说数量之多足以“炸掉全世界一半的桥梁”。发电站、水厂、飞机制造厂这样的工业设施最早安置了炸药，横跨塞纳河上的一座座古老的桥梁次之，然后是法国下议院大楼、法国外交部大楼、电话交换站大楼、火车站、卢森堡宫、巴黎圣母院和埃菲尔铁塔等。

冯.肖尔铁茨

8月16日，纳粹行政部门和盖世太保撤出巴黎，17日冯·克鲁格元帅就给肖尔铁茨发去具名电报：“我下令摧毁巴黎。”见肖尔铁茨迟迟没有行动，希特勒直接向他下达了炸毁巴黎的命令。极其关键的时刻，肖尔铁茨拒绝了这个命令。

二战后，在法庭上，法官询问肖尔铁茨为什么没有摧毁巴黎，这位将军说我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历史。考虑到他对保护巴黎的贡献，肖尔铁茨被从轻量刑。两年后走出监狱后，法国人邀请肖尔铁茨来巴黎故地重游，向其颁发了奖章。

普拉格、施密特、肖尔铁茨虽和艾希曼一样，同为暴政机器中的一环，但与艾希曼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物化为执行命令的工具，而是服从自己心灵深处更高的良知。对他们来说，来自至高之处的爱和公义之光，比人间统治者的权力更值得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