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中偷走一个11岁女孩

张静说，她一直想离婚又下不了决心，感到“绝望”，于是又生下两个孩子“给自己希望”。她沉迷直销圈，她说因为直销组织里有“激励人心的课”。七八年前她因直销赔掉50多万的一套房，两年前投资一个圈内直销讲师的创业项目，又赔掉50万的另一套，造成一家人现在租房，还负债几十万。陈豪说，两人就是因此领的离婚证，他怕被张静的债务影响。但即便如此，张静说不后悔，没有直销圈的激励她就“活不下去”。她至今绝望时会去找那位同龄的女性讲师聊天，说那人能给她“正能量”。

陈豪私下对我说，他其实觉得张静和陈玥很像，特别依赖朋友，特别轻易相信人。“三句话是个朋友，四句话就是过命的朋友，两句话就给她安抚了。容易上当受骗是她们最大的天性。”陈豪描述这对母女。

张静后悔的是对孩子陪伴太少。负担生活之余，她的精力大都放在解决自己的情绪问题上。她主动说起，陈树小时候，她控制不住情绪会打他，但陈树从小到大所有家长会，都是店里的工人去；陈玥小时候，她听直销课常常很晚回家，没有顾上陈玥的学习。

2020年底婆婆过世，照护工作结束，张静以为“终于能喘口气”，不久后却得知，女儿已遭遇四次性侵。张静回想此前四个月，她确实注意到女儿开始说脏话、抽烟，但那时她觉得“女儿还是我的女儿”，意思是，像感染病毒性感冒一样，女儿只是暂时染上了坏习惯。

得知四次性侵后，再面对在家哭闹、自伤的陈玥，张静的感受发生了变化。像卡夫卡《变形记》里面对家人一夜间变成了甲虫，张静开始感到陌生、恐惧，“身体是我的孩子，心已经不是我孩子的心”。

她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一切，甚至怀疑孩子“被鬼附身了”。作为行动上的强者，张静第一时间把女儿带去了安阳一个寺庙给“师傅”看。“师傅”摸了一下陈玥的手，说孩子身上“有灵体”，这会导致她“做什么自己不知道”。张静稍感安慰，但问题仍没有被解决。

看完大师，张静再次陷入无助。她甚至害怕和女儿独处，“不知道怎么面对”。

张静也看不住女儿。她无法24小时守在家里。只要家中一时半刻没有人，陈玥就能趁机出门，然后夜不归宿。

最终，张静自己也陷入了抑郁。找不到陈玥时，她彻夜失眠，偶尔睡着了也会做噩梦，梦里总是女儿在外面被杀了、她找女儿找不到。一次她梦见女儿死了，扒开坟，下半身没有衣服，她在梦里哭着问女儿，你死了怎么连裤子也没穿。

白天走在大街上，看到女孩她就怕这孩子被性侵，而后又想怎么人家女儿好好的；看到男孩她就想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她怀疑大街上所有男人都侵犯过她女儿。

自责也会涌上来。特别是当看到陈玥手腕上一道道划痕，她想到自己没有保护好孩子，“真不配当妈，不配当女人”。

但比自责更强烈的，是她的屈辱感和由此产生的复仇怒火，她感到自己被毫无防备地夺走了一个健康的孩子，她的自尊、生活因此被踩在地上践踏——事发至今没有一个施害者向她道歉，判决也让她感到不公：2021年前两起性侵案，两名施害者分别被判1年6个月、3年6个月，张静认为都判得太轻。

法院判两名施暴者各赔542.5元，更让她感到奇耻大辱。检察院建议她进一步申请赔偿，最多能拿到几千元，她没有申请。

542.5元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与人们出于朴素感情的想象不同，刑事案件中一般不支持精神损失费，只支持医药费。张静发现性侵后，带陈玥去医院检查花费共计1085元，均摊给两名施害人，即每人542.5元。

根据《刑法》，奸淫幼女一人的量刑幅度是4到7年。但两名罪犯都有自首、认罪认罚情节，一个还是17岁，未成年，因此判决会从轻。

张静无法接受。她坚决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此后三年里她停止工作，全职奔走，要求改判。她也反复要求2021年另两次性侵（没有证据的第三次和施害者L不满14岁的第四次）立案处理。

她反复向我强调，“这是一个尊严问题”。不久前，一个电话再次刺穿了她的自尊心——电话是那个31岁性侵犯的妈妈打来的，那个妈妈想起542.5元还没给，提出可以“加微信转给她”。

张静带着我去了三个派出所，分别负责三个不同案子，她对三家派出所的每个民警把女儿的遭遇从头讲了一遍。她也常常给联系过的其他民警们打电话，重复讲述。张静出去接电话时，一名民警对我说：她就是说很多话，但你不知道她到底要说什么。另一次我和张静在我的酒店房间，一名民警在电话里打断了她，让她简要讲，她的语气从倾诉换成控诉，两人吵了起来。

漫长的维权没有进展，却占据了张静几乎所有注意力，与此同时，陈玥独自一人，正向黑暗更深处走去。2023年3月那个清晨，张静接到丈夫从老房子打来的电话：女儿再一次不见了。

两个月后，她又接到了警察的电话通知：陈玥被骗入了一个卖淫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