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大爆发的时代里，我们更需要人文教育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给世界带来的巨大进步，着实令人叹为观止。然而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人们便已意识到，自然科学必须与人文科学齐头并进，一同作为人类行为圭臬。

亚里士多德推崇“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古希腊语phronesis），这是两种知识的中间地带：科学知识（希腊语episteme）和被他称为“狡诈”（希腊语metis，古希腊神话中机智和计谋女神之名）的品质，后者体现于政客、军官和马基雅维利式商界领导者身上。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里，亚里士多德反驳了“仅凭科学知识便能判断人类社会所有事务”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社会十分复杂，变幻莫测，确定无疑的科学知识不足以作为治理社会的依据，而狡诈则不足以塑造一个人人过着“好生活”（good life）的社会。亚里士多德坚信，欲使人类进步，实践智慧是必需的，因其关乎“共同善”（common good），即践行于社会中多数人有益之事。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至今仍具深远意义。当下盛行一股过度强调科技的潮流，将科技视为进步关键，我们必须对此发出质疑。诚然，计算机化、机器人、通信、纳米技术、医药和空间探索等各个方面的进步仍会令我们欣喜，不过，要让这些进步技术服务于“好生活”，我们必须重视人文思想，即哲学、社会事务和艺术。科学与人文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我们或许应当加上管理教育和艺术，着力培养懂科技、擅管理、通艺术的新一代人才。管理教育以往不属人文思想范畴，但是，将之划归人文领域是必要的。我们要培养思维缜密的未来企业领导者。而艺术令我们知晓人类活动的意义与美，轻忽艺术对未来毫无裨益。倘若没有具备人文素养的领导者发挥实践智慧，科技方面卓越成就再多，也难以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重大问题：无知、贫穷、偏狭和政治冲突。

具体来讲，请你想象一下，接下来的20年里，科学家们在物理、生物工程、数字化、纳米科技和医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电视节目主持人、物理学家加来道雄在《自然科学将彻底改变21世纪》（Visions: How Science will Revolutionize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预言的未来如期而至：人类寿命达到150岁，疾病彻底消失，宇航员频频前往我们行星系统的边界，平行世界的另一个现实无需任何设备便可直接看见，一切信息皆可在须臾间迅速获得。

在这个世界里，英特尔联合创始人高登·摩尔于1965年提出的摩尔定律和雷·库日韦尔的加速回报定律（Ray Kurzweil’s Law of Accelerating Returns）都已得到证实。（摩尔定律的内容是，一块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隔一段固定时间便会翻一倍。库日韦尔则提出，科学探索的速度会不断加快，比方说2014年至2021年这7年间的科学进展将会等同于之前整整一个世纪的成果，再往后，以往一个世纪的进展将可以在一个月内完成。）

毋庸置疑，这样的未来图景中最大的特征就是人工智能。如果你尚未深入思考过人工智能的影响，笔者推荐你阅读蒂姆·厄本（Tim Urban）的《人工智能革命：超级智能之路》（The AI Revolution: The Road to Superintelligence）。

厄本结合了有关专家的预测，推测出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将在2040年更上一层楼，现在汽车和冰箱使用的狭义人工智能发展到通用人工智能，让电脑和人类一样聪明。到那时，人工智能便会实现腾飞，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向超级智能发展——依据仍然是加速回报定律。厄本阐释了“智能爆炸”，表示上述的飞跃可能会在几个钟头里发生，并做出了某种令人颤栗的暗示：“我们人类要理解那种级别的超级智能，就仿佛一只黄蜂要理解凯恩斯经济学。在我们的世界里，聪明是说智商130，愚蠢是指智商85，人类语言无法描述智商12952的存在。”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科技领域每年都有数不清的重大进展。许多人工智能专家赞同费诺·文奇1993年提出的奇点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技术发展中出现的超级智能将会超越人类，“人类时代将会终结”。他们也认同库日韦尔关于技术进展加速的理论。

因此，为了在超级智能的世界里保全人类的尊严，我们也需要在相关领域取得迅速的发展，做好准备迎接未来。我们必须提高伦理决策能力、同情心和创造力，与智力相结合，深入理解人类对联结、陪伴和意义的需求。人类不是机器，神经元不是数字交换机。倘若超级智能计算机对我们抛出的尖锐问题做出答复，我们将从何处理解？何以认识并建立我们人类所独有的东西？答案是人文素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加上管理教育和艺术，让我们有机会获得实践智慧。

关键词：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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