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SD中国留美博士后突遭解雇，面临驱逐威胁！“30天内我必须离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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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di新闻

9月前

近日，有5名国际博士后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在假期期间的工作已经被终止，并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威胁。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KPBS新闻标题截图

▎突然被校方通知终止合同

事情发生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5名国际博士后研究员学术工作者与政府签订的新合同已经近一年，然而就在假期后突然接到了校方终止合同。

据悉，由于这些学者是持签证入境的，都来自海外，除非他们能够重新获得工作，否则可能会被迫离开美国。

其中两位受影响的学者为来自中国的高宇（音译，Yu 高宇）和来自印度的苏雷什•马德斯瓦兰（Suresh Madheswaran）。

他们距离被迫离开美国仅有几周的时间，面临着抛下家人的可能性。

高宇表示：“和丈夫分开住感觉很有挑战性，我们彼此深爱着对方。”高宇来自中国，持有学生签证。

“与丈夫分开生活感觉非常具有挑战性。我们非常相爱，”高宇说。

高宇在Scripps海洋研究所做研究员已经一年了。

她被告知她的职位没有更多的资金支持，但她表示这并不是真的。

她说：“我被告知还有四到五个月的经费。但我的主管拒绝使用它来续签我的合同，或者给我提供一个临时职位，这样我就有一些时间或宽限期来找下一个工作。”

高宇的丈夫同样持有学生签证，在特拉华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课程。他一直在圣地亚哥远程办公，如果妻子被迫返回中国，他将继续留在美国。

根据合同要求，他们俩必须在本月底前离开学生宿舍。

马德斯瓦兰的情况则更为困难。

他说：“我有30天的宽限期，在这30天内我必须离开美国。有了新生儿之后，没有护照，什么都没有，我怎么把孩子带回来？我会被分开吗？”马德斯瓦兰及其妻子持有J-1交流访问签证，来自印度。

只要他们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从事博士后学术工作，他们就可以留在美国。

马德斯瓦兰及其妻子育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这对夫妇将不得不返回印度。

然而，婴儿是美国公民，没有护照或旅行签证。马德斯瓦兰在休陪产假时表示，他被告知，由于癌症研究职位缺乏资金，他已经没有工作了。他说：“我和老板之间，以及我和学校之间都不透明。”

马德斯瓦兰和高宇是UAW Post Doc Local 5810的成员，根据他们的合同，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至少工作两年。

大学行政部门对学术工作者的命运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博士后学者则受其主要研究人员的直接领导。据称，几乎没有例外，只要主要研究人员决定，大学就会执行。

另外3名国际博士后学者称，他们也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命运。

去年12月，UAW成员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摩尔癌症中心外抗议，马德斯瓦兰是该中心的一名研究员，他自己也曾3次从癌症中幸存下来。

UAW Local 5810的负责人Jeanean Naqvi表示：“我们认为，校方确实不想执行他们签署的这份合同。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将继续抗争，确保每一位工人都能获得应有的权利。”

KKPBS联系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要求其就解雇事件发表评论，但未得到回应。

▎此前也有华人博士惨遭解雇

UCSD此举并非先例，早在之前就曾发生过解雇事件，也是一名华人博士后惨遭解雇。

2022年8月4日，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几十个学生和博士后聚在一起，为一个中国博士后发声。

来自中国的蒋博士表示，自己从没想过在成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博士后时，还要必须在参与不道德的研究实践或失去工作之间做出选择，然后再生下第一个孩子。

起因是她对自己所在病理系实验室部分数据和研究方法的完整性提出了质疑后，被导师明确表示，如果她坚持这样说，那么将不会再和她续约博士后合同。

不过，如果她可以在“短期内给出数据”，那么就可以继续与她续签。

可蒋博士认为，这恐怕涉嫌学术不端。

在蒋博士拒绝后，她的导师已经通知不再为她续签合同，理由是资金不足。

然而，工会代表声称监督员看到，课题组仍在网上发布广告寻找新的博士后来填补蒋博士的职位。

这也让无数学生为此感到不平，不少人自发开始了抗议活动。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校园内示威游行中，有参与者在牌子中写到：

“病理学，好好检查你的数据！”

“戈尼亚斯(Gonias)主席，你是否纵容数据造假？”

游行者中有人高呼：“没有权利，就没有研究！”

因为蒋博士还是怀孕的博士后，也有人表示，“不得开除怀孕女职工！”

▎博士和导师之间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的博士后和他们的导师之间的权力极度不平衡，这是普遍的全球现象，因此，蒋博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

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支持了这一点，该研究发现，对于博士后，“当被要求确定他们所经历的不公平类型时，大多数人（65%）指出权力失衡或欺凌，40%指出性别歧视，24%指出种族歧视。

因种种抗议，8月19日，校方终于与蒋博士达成协议，她将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另一个实验室工作，由一名新的导师领导，并保留她的所有健康福利。

蒋博士称，很明显，学术界存在着权力失衡。但她不后悔指出导师的学术不端，也很感激帮助她说话的学生们。

蒋博士的遭遇也抛出来了一个问题给我们，发现导师数据造假，该不该揭露？

实际上，就算研究生不知情，导师如果有数据造假，也是会坑惨研究生的。

2022年7月，美国行为生态学家Jonathan Pruitt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辞职。此时，距离他被指控发表的论文存在数据造假，已过去两年多。学术丑闻曝出后，Pruitt已至少有13篇论文被撤回，另有6篇论文被期刊表达关切。

而他的学术造假，也让与他合作的研究生们陷入了一场“信任危机”。

Pruitt的前实验室成员和合作者告诉《自然》杂志，除了在这些撤稿论文上浪费了很多时间，他们还一直在与涉嫌不端学术行为的污名作斗争。

任何出现导师名字的研究都将被冠以污名——即使他没有为这项研究提供任何数据，而这对那些研究过程严谨认真的研究生们很不公平。

耶鲁大学的进化生态学家James Lichtenstein当时是Pruitt的研究生，他表示，之前没有人注意到这些违规行为并不奇怪，因为“你不会想到去质疑你自己导师的数据”。

在丑闻爆发后的9个月里，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究5年前的数据上，并与律师和期刊编辑频繁打交道。

尽管后来获得了博士后的职位，但他依然担心，当他申请工作时，与Pruitt有联系这一经历可能会被当作一个“前科”。

Pruitt的博士后之一，英国阿伯丁大学的进化动物行为学家David Fisher认为，考虑到公开合作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心理阴影将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他说:“研究人员不能生活在一个你不能相信任何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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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美留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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