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替体面人干脏活

过去数年，全世界都有一个普遍经验，那就是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一种新的不健康状态，因此在知识分子当中，对这种不健康状态的揭露和反思，是一个正当其时的主题。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一个社会能够及时地对自身的不健康状态进行反思，恰恰又是一种社会的健康机制在起作用。我们今天想要说的是与此相关的一本书。

这可能是一本换任何人来读，都不会收获阅读愉悦感的书。这并不是说它不值一读，只是想强调它涉及的社会主题和人生故事，就是如此沉重。

串起整本书的主题，是那些被置于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幕后的“脏活”，以及被这些“低贱工作”高度绑定的现代人。

他们一边在低薪超负荷工作中苦苦挣扎求生，一边痛苦地承受着工作造成的道德伤害和精神创伤，而这种由经济状况决定的双重负担，事实上离不开社会和大众的“无意识授权”。

本书的作者埃亚勒·普雷斯（Eyal Press）是一位长期为《纽约客》《纽约时报》等媒体供稿的记者和作家。他在纽约大学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这两条信息有助于读者理解这本书的呈现方式，即通过提供一系列采访所获得的独立故事，用较为连贯的社会学逻辑和分析方法，来呈现脏活在美国生活不同领域的样态。

埃亚勒·普雷斯

本书中轮流出场的主人公，面对手头上的“必要工作”，就像一副只负责转运的担架——几乎每一位讲述者的生活，都是从一种具象化的无助，被转运到另一番更为痛苦的处境。不知道会不会起到一点安慰效果：6个工种中，只有对自己的无可替代性异常自信的硅谷程序员，用“退出”维持住了自己的尊严和正直，而这又进一步说明“双手干净、良心清白”已经成为了一种身份特权。

在进入可辨识的两个核心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本书所依托的关键概念：“脏活”所指代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作者用四个显著的特征界定了“脏活”的现实边界。

第一，它通常意味着使用暴力对他人、动物和环境造成实质性伤害，比如虐囚至死的狱警们；

第二，干脏活的人通常需要染指“社会中的体面人”认为肮脏、下作的事情，比如屠宰车间的杀牛工；

第三，脏活会让工人感到被贬低和羞辱，感到背叛了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信仰，比如在反恐战争的名义下，操控无人机在阿富汗上空法外处决无辜路人，激烈反对军方给自己颁发荣誉勋章的“操纵杆战士”；

第四，“体面人”对这类工作的不可或缺性，以沉默表示认可和授权，但在危机时刻，通常拒绝承担任何相关责任（责任先行在立法、政策和公司制度层面被剔除掉了）。

作者通过对这四个显著特征的讨论，试图呈现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消极民主社会的道德状况。

那种除了若无其事的愉快对话之外，什么都不想了解的开朗氛围，和高耸的物理屏障一起互打配合，轻易帮“好人”过滤掉了看到脏活会产生不适感的心理负担。更为糟糕的是，在一个高度达尔文化的社会中，通常是那些沾沾自喜于共情能力低下、对他人在吃苦受难的“景象”容忍度越高的人，受益越多。

作者在第一部分《高墙之后》中，描述了“雷尼之死”事件。这起发生在2012年的虐囚至死案，也许会让读者忍不住痛苦尖叫。而牵扯其中的狱警、心理治疗师、政府政策、检方报告和公众态度一起，用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呈现了这一问题。

达伦·雷尼是一位50岁、体格健硕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因持有可卡因入狱，在位于迈阿密的州立戴德惩教所服刑。哈丽特是一位“只想守好自己的本分”的心理治疗师，狱警当着她的面，以“我们会把他带去冲洗干净”为由把雷尼带去了淋浴间。

她在第二天得知，雷尼于前一天晚上死在了淋浴间。事情的真相，是看守故意把雷尼锁在淋浴间，然后从外面用水管朝他身上喷射滚烫的热水，导致他90%的身体被烧伤，皮肤一触即落。在此之前，看守还没收了雷尼的《古兰经》，导致他精神彻底崩溃。

然而，如此惨绝人寰的虐囚事件，没有招来任何刑事调查，直到2014年5月，经《迈阿密先驱报》的报道推动，调查才得以启动。而该报道的主要消息来源是雷尼生前的狱友，哈丽特的病人之一哈罗德。在一个恨不得对外垄断解释权的社会，披露信息的责任落在了患有精神病的囚犯身上。2017年，负责调查的检察官办公室发布了一份结案备忘录称：“没有证据显示惩教人员严重无视雷尼的健康”，不会对任何涉案看守提起刑事指控。

另一位因为良心不安而深陷在道德焦虑中的狱警柯蒂斯告诉作者，对于拿着微薄薪资的狱警来说，在人手设施严重不足的监狱里，暴行、威胁和恐惧是他们在控制秩序时唯一可以使用的方法——要从事这份工作，你必须变得残忍麻木；此外，告发那些虐囚上瘾的“连环霸凌者”，要付出被孤立、被报复，甚至失业的代价，而对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份不能冒险失去的“好工作”。

为什么会这样？作者的阐释是“手段残忍的看守只是在替社会干脏活”。

大多数公众对犯罪者的人权受宪法保护持存疑态度；21世纪的政客要在选民面前对犯罪行为展示出强硬态度；另外，考虑到维持监狱运转、照顾精神病患者的费用都是从税金里出，而占上风的保守政治氛围又大力鼓吹财政紧缩、削减公共开支和抵制纳税。

最后，最为激烈的社会反应，顺理成章地止于“体面人”对媒体曝光的恶行感到不可思议的一惊一乍和无痛谴责。公众急于界定责任方的怒火，越来越习惯于指向等级结构中级别最低、话语权最小的人，公共批判变成了为公众良心“减负”的寻找替罪羊游戏。

至于道德的重负，几乎全部压在了哈丽特和柯蒂斯这种人身上，他们怀疑自己无意中已经参与了一份难以被宽恕的恶行，分不清自己是体制的受害者，还是体制的工具。唯一清楚的是，不论哪一边，民众的同情心和职业声望都不会向自己倾斜。尊严感尽失的工作困境像慢性毒药一样，蔓延到私人生活中，把他们关在没有落锁的精神“监狱”中——从此，“你过着你的生活，却与所有美好的事物失之交臂”。

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嵌套在道德伤害中的不平等分配。脏活会被不成比例地分配给某些阶级、种族，集中在某些相对贫穷的地区。脏活的理想承担者，一般会是那些议价权为负（非法移民），无力做出有效抵抗，被界定为“阻力最小型人格形象”的人（低教育水平和小城镇背景）。而道德光谱的另一边，是把踊跃为自己发声作为习惯的“硅谷精英”。

从斯坦福大学跳槽到谷歌人工智能部门的研究员杰克·波尔森，在得知谷歌的“蜻蜓计划”后，写了一封邮件给经理，表示如果公司不能解决员工对该计划是否符合原则和价值观的担忧，自己就将辞职。在一次乱作一团的会议后，他感到非常失望，于是在第二天，他就离开了谷歌。

杰克告诉作者，他在离开前公司后的第二年，年收入下降了80%，但他之前挣的钱和期权，还是为他提供了财务保障。但对于狱警和屠宰场工人来说，经济压力堵死了“退出”选项；而对于有技能和教育背景去寻求其他优质工作的创意精英来说，因选择“退出”而产生的经济压力，恰恰成了一种证明美德的姿态，说明“他的正直没有受到玷污”，他也没有背负道德和情感的负担。

作者在这里讨论问题时，引入的分析工具是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优绩制以人有无能力进入常青藤联盟为前提，划分出不同收入阶层和职业道路，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权力，以极度不平等的方式分配给不同阶层，造成的景象便是“无权无势者，只能干些脏活”，干脏活的人承受所有伤害，但无人在意；另一边，精英人士相信自己通过个人努力收获所有成功，掌声无数。

这就是本书想提醒读者注意的第二个重要问题，但作者的论证风格过于美式左派，用多位社科学者对特定问题的观察拼凑出的泛化结论，显得有失审慎。

全书的写作风格，可能受其职业习惯的影响，有很多明显偏离现实但容易激发公众情感的话语策略，读来感人，也暴露了这本书最值得批判的小问题，即道德情感的弥散和对不平等问题先入为主式的关切，消解了核心问题的清晰可辨，也阻碍了更深层次的反思。

“世界的长治久安必须以有身份和尊严的精神道德生活为前提，这是它的基础，也是意义所在”——这句话出现在《罪责论》1962年版后记的结尾。

因为在雅斯贝尔斯看来，道德的缺失是人们犯下政治罪责和刑事罪责的现实基础。在较为抽象的逻辑意义上，这句话正好可以为《脏活》这本书的主题，做一个优雅而万分精确的提炼。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编辑 | 董可馨

新媒体编辑 | 敬月光

排版 | 风间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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