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炒股热到下岗潮：上海作家眼中的《繁花》与年代史

采写 | 尹清露

编辑 | 黄月

播出之初，《繁花》就一度陷入改编失实的争议，有人认为王家卫拍的是民国上海，商战也被拍出了谍战的味道。原著粉则不满于剧版剔除了60年代的故事线，将金宇澄并未着墨过多的宝总发家史作为剧情主线。对于作家小白来说，《繁花》最吸引他的也是之前的年代，“到了90年代，人物本身的魅力已经大大减弱了。”

他认为说《繁花》把90年代拍成了30年代也不对，“任何一个年代的上海都不是镜头中那样的，但是它在虚构的叙事语境中是成立的，通过特定的光影和空间处理，才能达到风格上的统一。”他从谍战小说的角度提出，谍战戏的冲突点非常明确，都是为了查清情报或者卧底，也通常有一个反派把故事推到极端状态，90年代的上海不再存在强烈的戏剧冲突，《繁花》又需要一个方法来制造情感紧张度，这才让观众产生了谍战戏帮派片的错觉。

周嘉宁也认为，创作的功能并不是重现真实。90年代的上海在许多人的回忆中本就模糊不清，她自己也只能记起零碎的片段，《繁花》便可以恢复这种视觉记忆。

她从城市建设的层面看到，上海的90年代经历了一个改建的过程，许多场景都被完全覆盖了，儿时读的学校一旦被拆除，就没有任何图像记忆留存下来，也很少有人将以前的照片传到网上。与更多人的观感不同，周嘉宁记得世纪之交的上海正在不断拆掉和重建，“到处都在造房子和高架，城市很乱、很吵闹。”在她的记忆中，当时的学校门口在造中环线，家门口在通地铁7号线，黄浦江的跨江大桥也于那段时间建成，这些工程都很漫长，三年、五年地持续着。而人们最终记得的是工程完成的样子，是浦东开发区的繁荣，而不是它长达十年的工地阶段。

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东方明珠和浦东新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与真实的上海过往相比，《繁花》的戏剧张力体现在哪里呢？一个最好的例子，或许是剧中令人惊叹的炒股传奇。小白在采访中回忆说，像“麒麟会”这样的炒股帮派并不存在，90年代是中国证券市场草创阶段，民间资金集合投资，还没有相应配套的法律。2000年以后，随着信托法、以及集合资金管理、客户资产管理这些相应法律法规出台，才出现了法律认可的私募基金，“私募”的说法可能也是在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由专业学界渐渐“破圈”才进入大众视野的。“当然，确实存在民间联手买卖某一只股票的情况，若干资金大户约定同时同步买入卖出，也有亲友相互委托投资。这类做法几乎是行走在法律边缘，由于金融秩序管理很严格，市场中的人受利益驱使固然会选择合作，但树一个帮派的可能性不大，”小白说，剧中的“麒麟会”的设置在叙事上比较经济，用一个符号替代了大量细节交代。

在《繁花》中，深圳帮和上海帮的“宝瀛大战”也加入了戏剧成分，其原型是1993年深圳宝安集团与上海延中实业股份的“宝延大战”，这也是中国证券市场上的第一起兼并案。小白提到，这一收购事件在当年很有名，但《繁花》似乎还结合了2021年华尔街的一场著名大戏：“纽交所小散户在Reddit网站聚集起来，联手逼空，战胜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大资本。宝延大战中并没有如此戏剧性的桥段。”

同样经过戏剧化处理的还有人物。剧中的爷叔好似诸葛亮，躲在房间就能替阿宝摆平一切，这在小白看来接近香港武侠片桥段：男主角或拜了一位全知全能师傅，或找到一本万宝全书。小白说，像爷叔这样的人物当然也会有，改革开放初年，法规和商业规则不健全，大家都摸着石头过河，做实业或投资的老板可能会聘请一位“老法师”，此人早先在洋行做过财务，可帮公司处理技术性疑难杂症，也可能像爷叔一样解放前做过买办，懂得生意中各种“门槛”。

《繁花》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此外，小白还提到，剧中三位女性的形象虽然从叙事角度有些抽象，但也相当准确。“由于上海一直是个发展成熟的商业社会，上海的女性自然有精明世故的一面，但她们也重感情，甚至有侠气。这些特质互相交织，很难辨别她的行为动机到底是出于情感、计算、仗义中的哪一种。”

上海人会发展出这样的性格特征，几乎是必然的：“一个商业成熟的社会也一定是江湖社会，只有算计办不成事，你还需要真正核心的朋友。这样的人要用情感和义气来交换，可是说到交换，又让人觉得其中仍有计算。”在这一点上，小白认为香港与上海一样——香港女作家亦舒认为女性的最高价值是侠气。《繁花》里至真园开业第一天请来了影星温兆伦，温兆伦最早被上海人熟知，是凭借九十年代上海引进的电视剧《义不容情》，讲的是两兄弟间的恩怨和算计，温兆伦出演反派主角。王家卫让他出现在剧中，无论有意无意都构成了某种互文。

从《繁花》回望90年代的上海，小白认为，当然有剧中积极向上的一面，但社会心理结构中也有其它因素。“从经济史角度看，1990-1992年工资涨幅还没有跟上通胀，普遍工资都是百八十块，研究生毕业甚至宁可去酒店做大堂行李员，不少人觉得前途渺茫，只能设法出国。”1993年，由于全社会债务总量过大，为了整顿金融和商业秩序，朱镕基副总理兼任央行行长，主持清理企业三角债务。小白提到，当时整个社会银根非常紧，很多公司都面临破产，股市暴跌几百个点，《繁花》的剧情也反映了这个暴跌暴涨的过程。

在他看来，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市民在财务和消费上的阶层划分并不明显，“大家都没什么钱。”也有极少数人突然暴富，比如宁海路市场做海鲜的大户可能手握千万资本，可即使像他或者宝总这样的有钱人，往往也没地方花钱。商品房和私家车是2000年后消费和投资最大宗的项目，但是在剧情发生时还没有出现。有钱人想拥有自己的汽车，也只能通过挂靠集体所有制企业，在企业名义下买一辆普通桑塔纳。

老板一旦把自己的生意做足，就没有其它渠道把赚到的钱进一步资本化。钱没地方花，就会造成一些表面上的奢华举动。《繁花》中魏总一口气在饭局上买88只甲鱼，这种事情也有可能发生；人们也可以像宝总那样去定制西服，锦江西楼下食街就有一家英国面料的高定店铺。但所谓的“高端消费”没有跟普通市民区隔开来，“奢华”和“日常”混杂在一起。

《繁花》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这种状态造成了一种心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可能一夜暴富。“当时有‘十亿人民九亿商’的段子，你在任何一个公共电话亭或公交车上都能看到有人谈生意，整个社会弥漫着赚钱的氛围。”至于剧中的黄河路，似乎变成一个高级社交和信息交换中心，没钱就不敢进去，这也不属实，一般市民也会去黄河路吃饭——“既然谈完生意明天就有可能发财，那今天去吃一次也就无妨了。”

在小说《繁花》中，阿宝、沪生与小毛曾居住在上海的不同区域，体现着三人家境背景的差距，但小白提醒我们：“上只角”与“下只角”更多是一种地理划分，而不是阶层划分。在骑自行车的年代，住在虹口的人可能一两年都不会去一次淮海路，不同地区的人很难碰面，在今天这个汽车时代，过去的距离就不再是问题了。

进入新世纪，整个社会逐渐资本化、分层化，小白说，“大家回到了一个正常的、讲性价比的状态，不再动辄花五千或一万块钱摆酒席，因为钱可以用来再资本化。消费有了奢华但低调的选择，人们也就摆脱了那段短暂的纸醉金迷。”

《繁花》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在周嘉宁2022年出版的小说集《浪的景观》中，她写下的正是世纪之交的上海，年轻人们在人民广场的地下档口做服装生意、听摇滚乐或做电台。周嘉宁认为，那时整个城市和国家都处于上升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入WTO，在贸易上取得巨大进展，90年代初期和末期的年轻人也有一个浪潮上的延续。

《浪的景观》
周嘉宁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8

周嘉宁看到，剧版《繁花》还原了1993年中国申奥的时刻：“虽然那时还没有成功，但大家都有一种盲目的信念感，因为很多新生事物正在不断出现。家用电脑在1992年左右进入普通家庭，后来出现了互联网，你可以跨越国家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沟通。”不同于《繁花》中60年代的走街串巷、90年代的饭局交际，在21世纪初，周嘉宁的大部分朋友都是上网认识的。彼时大家热衷于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想要亲身参与到某一进程的感觉非常强烈。”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那天，周嘉宁恰好在北京。在她的记忆里，彼时的北京已是流行文化中心，很多港台同胞来北京谋求发展，上海一些乐队也想去北京寻找机会。欣欣向荣的另一边是上海的下岗潮。剧版《繁花》用大量笔墨讲述了杭州湖西针织厂的厂长范总勇闯上海滩、打造民族品牌，以及外滩27号的汪小姐拿下牛仔裤订单的故事。周嘉宁回忆道，2001年中国加入WTO在贸易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国内纺织业也受到了很大冲击。“90年代的上海是纺织业的重镇，我妈妈那边整个家族都在纺织系统里工作，所以当上海的时装公司、纺织局面临整改，很多工厂面临倒闭时，还是很有感触的。”

《繁花》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周嘉宁发现，很多文学作品会谈论东北的下岗潮，但不太能看到写上海纺织业的故事。“《繁花》小说里稍微提到一点，因为很多当时的工厂就在小说涉及的区域。”她回忆说，普陀区的西康路、大自鸣钟一带的许多工厂关张了，如果沿着苏州河的游船路线，从长风公园到外滩一路上会看到纺织厂的遗址，如今变成了文化产业园。

在她的短篇小说《明日派对》中，就有一家位于杨浦区的工厂成为了乐队排练房，几百台轰鸣的缝纫机隔壁摆着乐器和音响。工厂私用的阶段非常短暂，之后政府和企业对工厂进行了统一规划，疫情期间杨浦区的一片基地就变成了文化创意谷。

类似的事也发生在小说《浪的景观》中，两名年轻人在千禧年间来到人民广场的迪美地下城、做着真假混杂的服装外贸，卖着匡威、李维斯等时髦的外来品牌，而不再是《繁花》里的“三羊牌”针织衫。后来，他们所在的市场被拆迁、一批资金雄厚的摊主进驻后，抹去了最后的浪漫和无序。周嘉宁认为，襄阳路、华亭路以及人民广场的服装生意与《繁花》中的上海名牌和民族产业是两条生产线路上的事情，她书写的也是更小众的一群人：“他们可能不是真的在做生意，即使赚到钱，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运气。”

上海南京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即使这些人群较为小众，服装外贸的兴起仍然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周嘉宁认为，那段时间正好是西方流行音乐进入国内，对年轻人影响最大的时候，许多做服装生意的人都是音乐爱好者。“那时很多品牌还没有进入大陆市场，会在音乐或者书里隐约得知它们的存在，然后在外贸市场第一次见到实体。这种快乐与物质领域无关，而是一种文化和身份的认同——我们想通过衣服来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来，搞清楚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在《繁花》的最后几集，至真园把1994年元旦晚会的主题定为“摇滚之夜”，用的是黑豹乐队的歌曲《无地自容》，这首歌在王家卫看来代表着朝气。在周嘉宁的回忆里，90年代中期，港台地区、欧美与本土的流行和摇滚乐一下子全都涌来，让她分不清是那些音乐来自美国还是英国，更不清楚乐队的年代，只是饥不择食地接纳下来，“既很慌乱，又非常开心。”

如果说90年代至21世纪初是一个不断造浪的过程，听着流行乐的周嘉宁无疑看到了浪潮袭来的前夜，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振奋，总有激动人心的事情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也如小白对《繁花》的评价那样，剧中人物的行动总能调动起观众的身体感知、被牵引着情绪一集又一集地看下去。而这正是因为，我们仍怀念着那样的时代，希望再次回到浪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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