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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十娘|人不响,天在看:《繁花》从小说到电视剧

渡十娘|人不响,天在看:《繁花》从小说到电视剧

1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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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 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UAlbany)教授

引子


你问我,小说《繁花》怎样,我不响。


你说,你怎么三鞭子抽不出一个闷屁?我不响。


不是不响,因为你是个喜欢较劲“扳龙头” 的主。我说好,你说我矫情;我说不好,你说我刻薄。


干脆不响。你说,你这人这么黏糊。我还是不响。黏糊不黏糊,跟侬不搭界。


(一)


不响(上海话里是“勿想“,“勿”发音ve),不是没反应,而是保持沉默、不作反应,有时是”欲说还休“。


不响,是此处无声胜有声。不响,是嘈杂声波的一个停顿,pause, 就像看着你的眼睛,直指内心。


(二)


读小学前后,我得了一种赖地皮的怪毛病,没原因,浑身难受,往地上一躺,有时是厨房饭桌下,有时是房间里,把大人弄得云里雾里,不知我哪个筋搭错了。


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躺平,不响。直到有一次小学一年级班主任老师到弄堂里家访,正好看到这情景,一下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所以读《繁花》时,专门看看有没有玲子不响的时候。


似乎没有。


倒是马伊琍有类似我“赖地皮”的怪毛病。她回忆,小时候和父母逛商场,到了店里,父母问喜欢哪样,她硬是“不响”,要父母猜到她喜欢的东西,否则这天就横竖不得劲。


不响,是孩子们刷存在感的独特方式。


(三)


上海的二十世纪末之前,人均住房面积不到10平米。


我是在上海石库门亭子间长大的。亭子间10平米左右,有时是一个人的僻静角落,有时是三口之家的蜗居。


如果你碰巧住在三层阁楼,恰好有只老虎窗,你就会天天听弄堂里的叽叽喳喳,看别人的晒台上种的花、看别人家的红瓦屋顶,当然,还有日出日落的天空。《繁花》里的童年的阿宝和蓓蒂喜欢爬上屋顶看世界。


不响,是难得属于自己的一刻。


(四)


虽然大家“不响”,偷鸡摸狗的事情也不少。那个年代,有很多禁忌,包括男女授受不亲,男女生从小学到中学不说话,即使是邻座,现在回想极其诡异。


突然工人纠察队说抓流氓,冬天从露天水泥管子里抓出赤条条一丝不挂的一对男女,消息不胫而走,十四五岁时,同学在学校里神秘兮兮说的,大家面面相觑,不响。


那惊悚和刺激的画面,成了“屋子里的大象”,引起少年无限遐想。不响,是不是那个年代留下的表达流畅性的残疾?是不是那个年代留下的意淫痼疾?


(五)


陶陶吐槽日子没法过了,芳妹每夜要他交作业,哪能吃得消。沪生不响。有些姿色的有夫之妇吴小姐,跟阿宝套近乎,投怀送抱,阿宝不响。阿宝娘跟阿宝传授谈女朋友的ABC,阿宝不响。


小毛娘给小毛介绍女朋友春香,小毛不响。女人潘静搭讪陶陶,陶陶不响。


不响的还有饭店小琴,一爬到陶陶身上就暗暗流泪,说一男两女好好过就行,然后陶陶下决心跟芳妹离婚。陶陶跟沪生说起这段私情,沪生不响。陶陶说想离婚,沪生不响。


《繁花》中一千五百多个“不响”各有各的场景和潜台词,各有各的腔调和算计。一大半是上海滩弄堂里饮食男女的深奥幽玄,这倒有点《金瓶梅》的意思。


(六)


“不响”常常透露话语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宝总不响,玲子再口无遮拦也会“拎得清”。“不响”有时透露人物关系的微妙变化。


糯米团子一般的康太,糯、软、甜,康总吃腻了,哪里顶得住如“生猛海鲜”活色生香的梅瑞!彼时的梅瑞,风情万种、余味无穷,康总也是垂涎欲滴。


时过境迁,等梅瑞男人堆里转了一大圈,结了婚又离了婚,如今想着法子来勾康总的魂,此时的康总一百个“不响”,死活不接茬(第六章),后来两个人又重温革命友情,那是后话。


不响,传达弦外之音。


(七)


“不响” 有时代表隐忍。比如,芳妹如果发飙,陶陶肯定不响。伍迪艾伦的生活喜剧,也有夫妻关系中的不响,尤其是男人的不语,withdrawal ,于是被女人指责为 冷暴力,“被动攻击性”(passive-aggressive)。


西方人讲究沟通的直接和互惠,哪知道中国人的“不响”谁都心领神会。连新闻发言人也可以说:“你懂的”。记者说,我滴妈,我懂了,还要你在这儿干哈。


(八)


“不响“的背后,还有上海式个人主义内敛,与北方人“包在我身上”的豪爽、仗义成鲜明对照。


上海184311月开埠后一直是个移民城市,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包括青红帮,英国绅士,红头阿三,江湖上各种码头),而且大部分地段都切割成了各列强的”租界“,这是冒险家的乐园,江洋大盗也混迹于十里洋场,所以Shanghai(上海)在英文中的语义之一是“绑架”。


这是一个靠自己谋生的陌生人世界,上海人有先天的”自家管自家“ 的文化基因。1949年后政治运动频仍,人际关系复杂,也让上海人喜欢置身事外。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保是一种强大的本能。我青春期后弄堂邻里有矛盾,我喜欢打个”抱不平“,我爸常叫我”不响“,别多管闲事。


《繁花》里的人物之间的交集也大多是陌生人之间的邂逅、过从(许多人来历都不明),有些擦肩而过,有些分道扬镳,有些在生命和记忆中留下印痕,有些捆绑在一起成了“冤家”。一些孤独灵魂的分分合合,寻寻觅觅。所以,《繁花》星星点点,散落在街头巷尾,无迹可求。有丝滑的故事线就不是上海故事了。


(九)


北方人一言不合就操家伙,上海宁(人)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走到极端,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不愿”当冲头“主持正义;但是,反过来说,在陌生人世界里,上海人学会了讲道理守规矩,上海人不愿意给别人造成不方便(这点可能像日本人),北方人的”哥儿们意气“,无原则的抱团,打打杀杀,上海人总会觉得“倒胃口”。


”不响“,就是不掺和。



(十)


上海人的“不响“有自己的逻辑:不难为别人(包括伤别人感情,讨好了张三但得罪了李四,等等),也不难为自己(让自己委屈、吃亏)。借给别人钱,惦记着;向别人借了钱,也惦记着。


所以上海人给人斤斤计较的印象。但是,在斤斤计较的背后,还有上海人的”边界感“。上海人有天然的”公平意识“,讲信用而不是讲人情,这是上海人的习惯,对于建设法治环境、契约社会,这些至关重要。


(十一)


“不响”,能降低分贝和能耗,但也会有精神内耗。小家庭挤在十平房里,固然没有孤独的问题,但空间太逼窄,人和人太近(包括夫妻、邻里),也会闹出各种矛盾。闲时百无聊赖的人生如何打发,也是问题。


尤其是六七十年代,连电视也没有,个人电脑还没发明,图书更是没几本,抓革命都来不及,哪有空看书(虽然偶然还有一两本《约翰克里斯朵夫》或《静静的顿河》在知青手里传阅),所以那时主要的消遣是听无线电(就像现在听喜马拉雅),当然节目单调,有时也会拉上窗帘听“敌台”。


那时,心灵是一片荒漠,好在还有八个样板戏可唱,八十年代突然枯木逢春。中国总是这样,旱就旱死了,涝就涝死了,各种世界名著、电影接应不暇。


九十年代当然不同了,人人做股票,但像黄河路上能赚钱的那些人毕竟少数。《繁花》里,无论是结了婚的,还是孤男寡女,都像丢了魂一样,渴望“生活在别处”,但是无论怎么上力度,人与人隔着的最后一层“窗户纸”,很难戳破。


(十二)


金宇澄谈小说《繁花》缘起:路上碰到了一个摆地摊的老太,分明是几十年前自己认识的可心的漂亮妹妹。回眸怅然,百感交集,各种记忆瞬时涌上心头。


《繁花》的叙事及其琐碎,有时读来很容易失去耐心。各种小人物的生活作息,看起来杂乱无章、一地鸡毛、鸡零狗碎,甚至鸡鸣狗盗,一副上海市井小民的清明上河图。


一地鸡毛的背后,是人性中最卑微最本能的欲望。世事荒诞、人心叵测,命运无奈,这个叙事基调与作者的家道中落、文革动荡、自己的蹉跎人生(如东北插队八年)直接相关。


无论是阿宝还是陶陶,李李还是芳妹,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代人的蹉跎时光也就这样悄然流逝。福楼拜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金宇澄会说,我就是阿宝,沪生,小毛,阅尽人间沧桑,留下一行清泪。


陶潜繁华朝起,慨暮不存。《繁花》扉页题词 “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繁花》或以此得名。


不响,是一种大悲悯。


(十三)


《繁花》是另类的《追忆流逝的时间》(普鲁斯特),几乎没有情节线索的自然流,各种生活态的摄像般记录。大量的对白,就是家长里短,没有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也没有心理描写和分析,把生活原态事无巨细、和盘托出;有时甚至上强度来个类似“十日谈”的荤段子,烟火气弥漫的弄堂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开胃!


对白之外的“不响”就是留白,让读者去体会和捕捉其中世态炎凉、人情世故。作者对自己写的人物不再指手画脚,更有甚者,作者退出全知全能的观点(把人物心理活动交给读者去完成)。


福楼拜提倡“作者退出小说”,金宇澄便来个“不响”,


(十四)


《繁花》里许多故事都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只是刘震云的叙事里透露出他对农民的猥琐状态的智力优越,金宇澄的叙事对各类小人物(如陶陶,小毛,阿婆、小琴)是平视的。甚至和他们一样婆婆妈妈,唠唠叨叨。作为作者,金宇澄是真的“不响”。他的态度是人类学家的不带成见的观察,不带任何价值评判。


刘震云说,同胞们,看看你们过的是什么日子;金宇澄会说,人生扒开来仔细看,都是“一地鸡毛”,苟且偷生中也有英雄主义。金宇澄笔下的小人物虽然可以卑微平凡、浅薄虚荣,但依然有自己的体面。欲望再卑微,也有人性光辉。


(十五)


说《繁花》的不响,完全没有价值评判,也是不可能的,有时作者的“不响”,振聋发聩。“套中人”陶陶的情感纠结、旁观者沪生的狐疑和小琴哭哭啼啼,和陶陶最后知道真相的尴尬。金宇澄一声不响地透露了小市民婚外情的滑稽和卑琐。


这种anti-climax (反高潮)的写法非常符合小说的“反讽”本质:如同《包法利夫人》里的爱玛,在一个散文时代梦想诗和远方,结果必定是一地鸡毛。按卢卡契的《小说理论》,小说本质是反讽的,上帝不响,命运弄人。


(十六)


有时,人物的“不响“,也有惊艳之处。金宇澄跟王家卫讲一个“不响“的故事,某男遇上一个路边的陌生女人,她手里拿了一包要洗的衣服。男人搭讪,引诱,女人一百个不响,男人知道没戏,走了。


走了一程,发现那个女人一直跟在他身后。跟他回家, 给他打理房间,做饭吃饭,跟他上床。第二天男人醒来,看到女人收拾完东西,说了一句:衣服洗好了,然后走了。


一个非常奇葩的“艳遇”,比起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魔幻程度丝毫不差。


(十七)


作者的“不响”,不动声色,也不代表作者没有感情。作者的“不响”中自有“感慨”。记得是傅雷还是钱钟书谈到过中文中的“感慨“英文很难翻译,我自己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用了三十多年英语,也觉得没有对应的英语词。


仔细琢磨,美国人不 “感慨”,是因为没有中国式的压抑,可以用弗洛伊德去解释,但也可以用西方人处世向外求解。


而中国人处世的向内求解来解释,向外求解具有外部指向性,可以是“他人即地狱”(萨特),可以是肖申克的自我救赎,冤有头,债有主。


向内求解时它的指向性便是蹉跎岁月,结果也只能是李商隐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或者苏东坡的“生死两茫茫“了。


老美从小到老由着性子来,所以不知“感慨“为何物,当然也不知为何“不响”。中国人日积月累的“不响”,积压成了人生感慨,一声叹息。


美国人的偶尔“感慨”,我终于在《美国往事》(1984)里老年时的“面条”(德尼罗主演)对自己和Deborah的青梅竹马的一辈子心结里看到了,很像宝总对雪芝(蓓蒂)的未了情。


顺便说,电影里的Deborah主题,是我听到过的最魂牵梦绕的旋律(据说王家卫导演在片场拍摄时也放了)。不过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意大利风格的影片。




(十八)


文学评论家(也是我的学长)许子东说,小说《繁花》和电视剧《繁花》是两回事,没有交集。也对也不对。对的是,小说是语言的、叙事的,电视剧是视觉和听觉的、戏剧的。


小说可以小众,电视剧必须大众。不对是,“不响”的主题多少被保留了,比如小说《繁花》的引语,比如, 五十多首歌对人物心情的注解。比如,黄河路的浮华喧嚣背后的苦恼、挣扎,夜色中的孤独。


最动情的“不响”,是爷叔看着西装笔挺、跃跃欲试的年轻阿宝,突然哽噎,老泪在眼眶里徘徊的一刻,是整部电视剧最难忘的一刻。


爷叔对阿宝的凝视,汇聚了百年沧桑。那一眼,他看到未来(宝总),看到过去(自己)。


(十九)


电视剧《繁花》的点睛之笔,也视觉化了小说《繁花》的主题,就是黄河路上的烟杂店,和小店主景秀阿哥“。


这个人物不仅是功能性,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也是符号性的,从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店的窗口看出去,是那个不见硝烟但弱肉强食的人世间,《繁花》就是大上海的一个缩影。这是贯通电视剧和小说的一条隐秘的线。


人不响,天在看。这个烟杂店就是冷眼看繁花的窗口。


(二十)


当然,电视剧更加浓墨重彩,结尾也更加“正能量”(必须的)。从景秀阿哥的角度看出去,电视剧《繁花》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但是,那些阿宝、玲子、陶陶、汪小姐们仍然有梦,他们见证着一个生生不息的上海滩。


戴耘写于新年寒假2024114日星期天,纽约上州Albany郊外。趁寒假追剧《繁花》并偷闲写了这篇随想。明天开始回到日常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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