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三甲医院带头下场掘金，临床试验7年增加5倍
2024.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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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不过，无论项目资金规模千万元、还是过亿元，超级三甲医院主要打的不全然是“金钱算盘”。名院最看重的是科研产出。
上海的一家三甲医院里，眼下的临床试验数量接近千项；
北京的一家大三甲医院，院内推进的临床试验项目的资金规模早已从十年前的百万元级别，膨大至千万元级别；
作为申办方的药企，早几年先踏破了大三甲医院的门，而今开始拿着临床试验项目去二三线城市里找小三甲医院、甚至县医院，得到了对方的热情迎接……
当下，几乎与任意一家中国公立三甲医院闲聊，都能窥见一隅临床试验“白热化”的切片与缩影。
关于公立医院拥抱临床试验的火热，也不再稀奇：超级三甲医院的临床试验项目数量超过千项不稀奇，单项临床试验的资金级别超千万、过亿不稀奇，临床试验进入地级市医院、甚至县医院也不再稀奇。
业内的共同记忆大约来自于2018年前后，新药创新与投资在中国崛起，临床科研的需求激增。肿瘤专科三甲医院的PI（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者）和目标患者都不够用，随即“抢人”“抢院”“下沉”的场景陆续出现。
对药企，临床试验是药物研发中最关键的一环，名院的数据背书更容易获得国内外监管机构的认可，也意味着临床推广用到的“key message”（关键信息）更能够打动医生。
对公立医院，在“研究型医院”建设的政策鼓励下，在“国考”的压力中，临床试验意味着新文章、新专利，甚至真金白银的非医疗性经济收入。
需求和机会激增，药企和医院只要合作就有双赢的局面，好处看得见、摸得着、能兑现，临床试验在公立医院里火了。
千万级的项目
根据“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可见，2023年全国已公示的临床试验数量有4209项，达到历年来最高水平。这一数据比2022年的3317项增加了892项，且是2016年的5倍多。
数量年年攀升，同样变化的还有规模。
北京一家大三甲医院的医生杨清（化名）回忆起院内临床试验的变化，10年前，医院能有100万的项目就算十分厉害了，现在的大型临床研究动辄上千万甚至几个亿。“规模今非昔比。”
怎么会有千万元和上亿元的规模？
其一，大型药企的重要药物上市前，重金、排队找全国有名的三甲医院做临床试验，一方面看重名院的学术地位、专家背书；另一方面，名院就是号召力。按照药物多中心临床试验的需求，“找一家名院，作为多中心试验的牵头单位，有的临床试验需要全国20、30家医院的参与，牵头医院帮忙去找其他医院，都不愁完成。”
换句话说，名院宛如大型临床试验的项目经理，后面带着少则几家，多则数十家的下级医院一道产生成果。药企花费千万，实则购买的是一个超大项目组的成果。
除此之外，杨清还有项个人观察。昔日医院的科研管理混乱，研究水平低，临床试验一度是科主任“捞油水”的渠道。院内心照不宣。而今，临床科研的规模变大，也得益于科研（即使是来自药企的横向科研课题）在院内被提到很高的位置，系统的核查严格，科研项目经费都会用于研究或患者的相关治疗。
“捞油水”不再，科研就是科研本身。“随着科研要求的提高，经费项目级别也变得越来越高。”
不过，无论项目资金规模千万元、还是过亿元，超级三甲医院主要打的不全然是“金钱算盘”。名院最看重的是科研产出。
如果一项药企的临床试验，背后有新疗法或新技术，名院愿意接这样的项目。其最大期望的是临床试验能产生成果，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一篇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文章”，甚至改变和引领某个治疗领域的进步。
“即使是50万元的项目，只要有新疗法或发表新成果的可能，名院也会接的。”杨清所在的科室曾经就接过类似项目。
普通医院的赚钱梦
项目数量激增，名院难求，机会就会下沉到“不知名”的医院里。
北京市一家三甲医院临床试验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以前可能北京就只有几家医院具备临床试验资格，现在应该有好几十家都成立了临床试验机构。全国都变多了，尤其是很多二甲医院也都开始承接了。”
超级三甲看重临床试验的科研结果，普通三甲医院的诉求就简单多了——一面赚钱，一面科研捡漏，争取给每年的“国考”加分。
“临床试验入组情况越好，医院的收入也会越多。”一位多家地市级三甲医院工作过的临床试验协调员（简称“CRC”，负责驻扎在医院协助医生开展临床试验）王蕊（化名），也已经切身感受到了临床试验浪潮之下，普通的市级三甲医院对临床试验态度的改变。
王蕊说，医院有机构管理费，而参与试验的患者不仅用药免费，还能领各种补贴。患者口口相传之下，能吸引更多患者来院就诊，相当于给医院整体施加了一个“正向buff”（正向增益）。
明确的经济收益，让普通三甲医院在筛选临床试验项目时，开始思考如何平衡收入和研究质量。
杨清介绍，即使是小样本或者资助力度稍低的项目，一些医院也愿意接受，或者直接加入到其他大医院牵头的项目，帮助完成一部分。“这样既有收入，也可以因为科研项目经历以及论文的署名，提升医院的国考排名。”在他看来，这是收入和科研成果之间的权衡。
收益增多，普通医院对临床试验越来越重视，开始添设备、扩场地、增人手。
“医院里的临床试验中心有十几个专业人员在做相关工作，人数增加了几倍。”一位药企的人员说。
几年前，CRC在医院是会受冷落的。即使《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管理规定》中有明确要求，“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应当具有与药物临床试验相适应的独立的工作场所、独立的临床试验用药房、独立的资料室，以及必要的设备设施。”
但王蕊回忆，“以前是科室提供办公室，只能分到一个房间，还要放置文件柜、保存药品用的冰箱。”
知乎上一名从业5年的CRC也讲述了之前的经历，“科室用于临床试验的房间不大，冰箱、柜子和人办公都挤在一起，真感觉蛮苦的，但没办法，空间就那么大。”
随着现在临床试验给医院带来了收入，医院对临床试验也更加重视和支持，其中就包括给CRC提供单独的办公场所。“现在有一些医院已经会给一、两层专门作为临床实验的楼层。”
青年医生的科研“第一桶金”
医院的临床试验增加，增加了医生的科研工作，但据数位青年医生告知，自己的收获和期待要大于困扰。
从大众角度来看，一名优秀的医生应当是“诊断经验足”或“开刀非常漂亮”，而这些评价的背后，往往是医生在职业岗位上数十年的打磨，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
对于刚起步的青年医生而言，没有日积月累的经验支撑，临床技能不可能实现飞速成长。
但科研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上海一家知名三甲医院的医生曾告诉《健闻咨询》，“科研其实出成果比较快，所以医生早期往往靠科研打出名声，后面临床水平慢慢跟上来，最终成长为一个比较全面的科室主任。”
科研不仅是医生当下职称晋升的必要条件，也成了自身发展道路上必须迈过的一道台阶。
在过去，这道台阶被国自然（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纵向科研项目限制住，普通青年医生申请国自然的成功率很低。2023年，国自然整体通过率仅有16%，医学类项目更低，这意味着，没拿到项目的青年医生，职称晋升可能又要再等一等了。
临床研究等横向科研项目的爆发，给了被国自然卡住的青年医生一个新机会。
王蕊告诉《健闻咨询》，在她工作过的多家市级三甲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已作为升职标准或者加分项之一，医生也更积极地去找符合入组条件的患者。”
不仅解决了职称晋升的单一评价标准问题，而且企业资助的临床研究项目给青年医生带来了科研成果的“原始积累”。
尽管国自然没有明文规定申请者必须有SCI文章，但发表高分论文早已成为拿下国自然的首要条件。
上海某三甲医院副院长告诉《健闻咨询》，“至少需要三篇以上SCI的累积，和其他一些方方面面的积累，你才可以拿得到（国自然）。”
另有相关文章指出，“如果申请者有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前期实验数据，则能让评审觉得该项目受资助后取得预期研究成果的可能性较大。”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科研内卷”其实贯穿了医生整个职业生涯，前期积累越多，后期才更有可能把握住机会与资源，宛如资本的复利，原始积累是最大的难题。而企业资助的临床研究项目，或许给了青年医生赢得科研“第一桶金”的机会。
杨清表示，借助药企的资助，医生可直接申请自主立项课题，“由于资助力度相对较小，涉及的病人数量也较少，相对来说，要求会更为宽松，风险也较低。只要前期审查能够通过，这类项目还是比较容易开展的。”
这笔钱甚至不需要太多，“对于一般医生而言，研究经费非常紧缺。因此如果药企愿意资助青年科研人员，即使一笔20万元或者30万元的经费，也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帮助。”
得益于这笔宝贵的“启动资金”作为科研经费，青年医生能够开展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从而取得一定的成果产出，给未来科研的“升级打怪”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不同层级的医院，对临床试验项目考量因素也不尽相同，不同级别的医生对于临床研究的诉求也不一样。
最基层的临床科室医生，对临床试验带来的收入感受更深。类似于“数人头”计费的方式，每成功入组一个病人、每完成一次随访，都可以给到医生一定的劳务费。这是一份看病之外的收入，真金白银拿在手里，多数基层地区的医生自然不会拒绝。
而超级三甲医院的青年医生们，则往往更看重项目成果。
“对于几万元的劳务费，我们其实并不是很看重，主要是因为有研究经费而开心。”杨清向《健闻咨询》解释，“能够取得成果，对于我们这个级别的医院而言尤为重要。”
除了日常的临床工作外，接受企业项目，意味着青年医生们还要时刻关注项目的执行情况，甚至帮助企业修改项目标书，这都是下班后额外的科研工作。虽谈不上甘之如饴，但青年医生们也深知，这是他们职称晋升的必经之路，也是他们在激烈科研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契机。
由此，临床试验逐渐成为了超级三甲医院青年医生追求科研成果的新方向，其职称晋升之路也迎来了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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