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顶峰论”——唱衰中国！

【文/ 王文、陈修豪、鲁东红、查希】

一、“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提出

自美国学者哈尔·布兰等2021年在《外交事务》等撰书，提出“中国相对实力已经见顶”“中国崛起已终结”“中国衰退已开始”等观点以来至今已两年，外媒唱衰中国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并且在2023年上半年以来愈演愈烈，呈明显升级加强态势。

事实上，该轮“中国崛起顶峰论”就是新版的“中国崩溃论”。

但相比于过往25年层出不穷的“中国崩溃论”，这轮舆情规模最大、频率最高、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大、来源最广。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于以往集中在美国的“中国崩溃”论调，本轮“中国崛起顶峰论”荒谬的叙事正传向欧洲、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媒体与学者圈，质疑中国发展的规模、频率、范围等均远超以往。

近期，美方政府也进一步推波助澜，如2023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就称中国经济为“定时炸弹”，对中国国际形象、声誉进一步造成负面影响。

本轮“中国崛起顶峰论”同时剑指中国决策层的误判以及顶层设计的错误，认为中国经济问题反映中国更深层次漏洞的暴露。

他们认为，当前中国“重意识形态与安全”而“轻经济增长”，更加集中的权力和深度的政府干预对民营企业等产生致命的打压，加之疫情期间“封城”的政策选择等，都折射了中国决策层在经济政策与改革开放上“开倒车”。这种论调正在传入国内，离间中国社会与政府、中国民众与决策层的信任关系。

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预期

二、“中国崛起顶峰论”的叙事逻辑

对此，需要深度了解“中国崛起顶峰论”的叙事逻辑。尤其要注意这些叙事逻辑虽不能被中国主流人群所完全接受，但在国际舆情中却有极高的穿透力。

叙事逻辑一：近年来中国经济数据反映了深度结构与模式问题，且经济下行是中长期必然趋势。

这种叙事逻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出现问题，是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模型失衡的自然结果，印证了之前少数学者对于中国经济模式的怀疑及预警。由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的增长模式在人口、债务、投资回报率降低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丧失继续发展的空间。在经济结构上，中国失去了之前的增长引擎，在没有有效替代的前提下，见顶下行符合客观规律，难以避免。旧发展模式缺陷凸显、已经过时，但新模式需要的政策举措和结构性、体制性改革又难以推进。

中国面临一系列严峻的问题：生产力下降，生产成本高攀，基础建设投资回报率下降，债务占GDP比重超过美国；总人口和劳动人口数量已经见顶并开始下滑，预计203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7千万，而老年人增加1.3亿，本世纪末中国总人口降至8亿人以下；老龄化持续加重，将造成财政问题、进一步拉低生产率；当下又出现青年失业问题，出现劳动人口和就业机会同时下降，反映中国经济严重的需求和活力问题；人口红利消失，加上当下房源供给失衡，大城市供给不足，总体分配不均，只会加剧房地产泡沫的破裂。

这些问题难以短时间内扭转，疫情防控失误加快了见顶的进程，但并非最终“病因”。地方债务问题、政府主导投资的发展模型、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只是在疫情作用下加速凸显。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为内外特殊机遇时期创造的不可持续的“奇迹”，见顶衰退乃是回归常态。

叙事逻辑二：经济问题反映中国决策层错误的估计和选择，经济政策及“稳信心”措施将持续摇摆无力，意识形态阻碍提振经济。

这种叙事逻辑认为，中国政府有能力扭转当下的经济问题，但因对国内外环境和未来形势的误判，选择维持现状——经济放缓或是中国决策层有意而为之。他们认为，让年轻人学会“吃苦”反映了自上而下的不自信和低预期；政策摇摆无力造成了新的“信心危机”，造成经济恶性循环，难以逆转；疫情防控后期的错误反映了执政方式的短板，也是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的导火索；若决策层不做出改变，经济问题或将影响社会稳定、威胁政权执政根基。

持此观点的评论者同时认为，扭转当下经济颓势，不仅需要及时、坚决的刺激措施，更需要经济发展根本策略的转换——维系高速增长的内外因素已不复存在，若不大力推进、深化必要的改革举措，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极为暗淡。

评论者认为，中国国内专家早已形成政府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共识，但近期出台刺激措施皆为“挤牙膏式”的“零敲碎打”、“小修小补”，无法显示出决策者对问题严重性的担忧，继续拉低社会对未来的预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展现出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但是现实中改革受阻，在需要扩大支持民营经济及推进市场化进程的时间节点上，反而出现严重的“国进民退”现象。有人表示，当下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避免中国陷入像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陷入的衰退，但是出于意识形态等原因，选择维持现状及现有道路，陷入“政策瘫痪”，更有甚者宣称中国经济已经“僵尸化”，成为“僵化的中央集权经济”。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商务和经济学高级顾问兼主管甘思德（Scott Kennedy）表示，过去一年内他三次来华调研，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民营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严重衰退，并归结于三点原因：

一是疫情防控过度，特别是2022年3月后上海严厉的“封城”措施严重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2022年底“清零”政策突然的停止更加重了大家的疑虑。

二是近年来对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企业的管制及打压；“共同富裕”的提出也降低了部分企业家及投资者对未来发展的预期。

三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敌对氛围的提升，使得不少中国投资者、企业家对未来与西方科技、市场、资本的交流、流通和发展产生很大担忧，拉低了国内外对中国发展前景的预期。他表示，民众感觉国家在向错误的方向前进，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导致投资减少、存款增多；信心危机已成为限制中国经济最重要因素。

叙事逻辑三：中国经济疫情后反弹疲软，令人大失所望，且中、美两国后疫情时代预期与现实产生极大反差，盲目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缺乏事实依据。

该叙事逻辑认为，疫情期间，看衰美国经济成为美国民众、媒体和学者的常态，海内外反而对中国后疫情时代经济反弹高速增长形成预期。而在“清零”时代结束后的2023年，中美两国经济数据现实与预期反转：中国经济经历短暂复苏后，陷入增长乏力困境，数据远不如预期，美国反而并没有进入被预测的衰退——雇佣需求强劲、高通胀压力不再、股市反弹。

疫情前多数人认为，中国GDP会很快超越美国，可近期数据显示，中国与美国差距在加速拉大。不少金融机构、学者、媒体重新评估先前的预测，甚至开始认为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永远不会超越美国，重蹈日本覆辙，或陷入比日本当年更大的危机。

彭博经济最新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1世纪40年代中叶以小额差距，短暂超越美国，但将很快重新被美国超越，经济增速在2050年降至约1%——中国将永远无法坐稳世界最大经济体宝座。

其表示，疫情后反弹疲软，反映了房地产市场的日益低迷及外界对北京管理经济信心的流失；中国已经早于预期地进入了更低速的增长道路，因为信心问题或已造成了长期的不良影响。反观疫情前，彭博经济曾预测中国经济最早或在2030年代初始就超越美国。

疫情后，不少媒体、学者明确表示，疫情期间对中国经济过于乐观的预期已被证伪，之前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持怀疑态度的观察者也认为自己的观点获得了新的数据、事实支持。“新冠后遗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恐成为常态。

叙事逻辑四：外部环境对中国极为不利，美国综合实力依旧，将有效遏制中国发展。

该叙事逻辑认为，美国有得天独厚的硬配置及软实力优势。约瑟夫·奈认为，在地理上，美国两个邻国都为友好的盟友，中国与14个国家接壤，且领土争端频发；能源上，美国为能源净出口国，中国却日益依赖能源进口；

金融实力上，美国控制大型国际金融机构，美元霸权也难以撼动，中国政府对人民币的控制使得其难以代替美元成为世界货币；

人口红利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在2014年见顶，十年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9%，而美国将增加5%；

社会文化上，美国虽有诸多不足之处，但依旧开放包容，凭借实力吸引全球精英人才，而在中国“润”（“跑”的英文拼音Run）已经成为上流文化。

美国对华科技封锁等措施，加上中国周边国家（日、韩、印等）日益增长的敌意，美国及其盟友的全球霸权难以被撼动，西方将有效制衡中国持续崛起；中国当下激进的外交方式也将持续限制其发展前景。

近期更有评论者认为，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代表了“中国模式”（the China Model）优越论、“中国例外论”的终结。

持此观点者认为，若中国经济就此放缓甚至陷入泥潭，那么中国虽然不大可能陷入真正的大危机，可以维持自我发展，但“中国模式”在国际上就失去了特殊的吸引力。

没有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的硬事实，即印证的就是之前部分学者的预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可持续，是内外特殊机遇期的导致的“奇迹”，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也不存在特殊的优越性及借鉴意义。这将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力和全球合作带来新的挑战。

三、“中国崛起顶峰论”的现实危害及影响

目前看来，西方政客、媒体、智库形成的“中国崛起顶峰论”论调正在与国内部分舆情形成共振，并通过各种所谓“专家”“研究机构”的背书，企图全方位抑制、挑拨、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民生等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危害：

第一，放大市场悲观预期。2023年二季度，受外需放缓，楼市转弱，以及市场预期不稳等因素影响，实际经济复苏动能有所放缓。华尔街金融机构多次下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2023年7月份中国经济最新数据来看，包括生产、消费、投资、出口在内的几乎所有经济指标的增速都出现下滑。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动力不足，有效需求面临长期结构性失衡问题，三驾马车放缓，不及潜在增速。在这样的经济表现下，消费者不愿花钱，企业不愿投资，也不愿意创造就业机会，加之创业人员的大幅减少，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恢复。

恰在此时，外媒开始在国际上大肆宣扬“中国崛起顶峰论”，以看似合理的推论、数据，实际上确是带有主观性、片面性的恶意评论，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放大投资者、企业和消费者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期，使其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乃至转向绝望，进而影响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就业。

中国“新三样”出口遥遥领先

第二，影响外资对中国的判断，降低外商投资中国的意愿。根据《跨国公司投资中国40年》报告数据，40年来，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的不到3%，却贡献了近一半的对外贸易、四分之一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和利润、五分之一的税收收入，已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在经济体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再想取得高速增长难上加难，叠加三年疫情的“疤痕效应”远未消退。在此背景下，外媒所宣扬的“中国崩溃论”就有了一定的市场空间，以部分事实加上错误的推论引导，以此影响外国投资者和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导致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持谨慎态度。这可能会减少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扩张，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最典型的后果就是短期内外资投资减少和资本外逃。

此外，舆论的放大效应叠加政治因素，也造成了已投外资的加速撤离。这发生在我国尚未完成产业升级和价值链向高端跃升的背景下，构成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2022年初，佳能关闭了在珠海的工厂，结束了在中国的32年历史，遣散了最后的1300名员工；苹果正在把部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印度、越南、泰国、印尼等国家；耐克的供应商将生产设施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富士康在印度大建工厂并称随时随地转移生产基地，戴尔不再使用中国造芯片并扬言外迁等。

外企的撤离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势必会减少就业机会，减少税收。其次我国还属于技术转型和学习的阶段，一些高科技巨头企业的离开，也会影响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第三，刺激投资者情绪，导致股市剧烈波动。相比于海外多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成熟市场，中国A股仍以散户投资者为主。大多数散户缺乏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技术不足，在投资过程中往往情绪化，容易受到市场波动和媒体炒作的影响，做出冲动的投资决策。

而近期西方政客、媒体与智库正在全球范围内宣扬“中国崛起顶峰论”等论调，疯狂宣传经济困局，加之各种小作文、小道消息齐飞，不断刺激股民的情绪，导致市场交易激增，板块轮动加速，股市波动剧烈。大部分股民赚不到钱，影响其投资信心，或将导致其退出资本市场，进而造成连锁反应，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计划，冲击实体经济。

此外，2023年以来，美股、日股强劲上涨的背景下，A股市场长期低迷，充斥其间的大量的外国资本受各种中国崛起顶峰论的宣传影响，造成中国资产没有投资价值的误判，导致资本加速逃离，寻求更安全的市场。

第四，刺激富人移民潮的高企。中国富人的移民潮不是从疫情大流行开始的，而是在过去10年中一直存在。在中国富豪群体中，不少人都是白手起家，他们对于财产的累积很重视。为了将利益最大化，部分人会选择另辟蹊径，将资产转移到国外或者是在外面设立基金保住自己的利益。

随着国内经济增速的放缓，富人再难以像以前一样依托各种红利实现财富的快速增值，加之外媒大肆炒作“中国崛起顶峰论”，这可能导致大量富人在中国看不到财富增长的机会，从而携带大量资本移民国外，直接导致国内投资下滑，就业岗位减少等后果。

亨氏顾问公司把拥有超过一百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富翁定义为高净值人士。其中，中国预计将有1.35万高净值人士外流，是印度的两倍。尽管中国估计有80多万百万富翁，1.35万名占比很少，可以想象的是这种外流的趋势还在增强。除了数千万美元的财富从中国流失之外，高级管理人才也在外流，还会让经济增长减缓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第五，掩盖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论调掩盖了个别部门、行业的亮眼表现，如尽管现阶段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均出现了下滑，但是拉动外贸出口的“新三样”却组成了中国经济新的名片，表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不断涌现，为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向好注入了信心和活力。

当前盛行的“中国崛起顶峰论”不仅忽视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也忽略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远远超过以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对经济的刺激这一基本逻辑，将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潜力形成偏见和误解。

第六，扰乱民心影响国内团结，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外媒大肆宣扬“中国崛起顶峰论”的初衷，是要以信息战的方式，散布错误信息、虚假信息，营造出一种国家没有未来的假象，并通过挑起阶级矛盾，引发各种对立情绪，从而让民众逐渐对国家的前途失去信心，最终就像苏联一样，从内部瓦解，导致自我崩溃。

此外，本轮“中国崛起顶峰论”剑指中国决策层的误判以及顶层设计的错误。更具危害性的是，长此以往会造成民众对社会和政府部门信任感消弱，导致社会不安定、民众情绪波动和社会矛盾加剧，进而对中国的社会秩序和稳定产生威胁。

第七，影响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崛起顶峰论”的叙事逻辑则认为之前一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型和内外机遇不复存在也不可复制，未来经济将面临更大困难。如果外界普遍认可了这种观点，可能导致人们对中国的认可和尊重减少，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有这种论调还可能会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产生负面影响。其他国家可能对中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产生质疑，直接弱化中国的国际吸引力，减少与中国的合作和交流，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增加中国发展的国际成本。

作为“中国崩溃论”新时期变种，“中国崛起顶峰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观点。

正如前几轮“中国崩溃论”偃旗息鼓那样，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复苏，体现于进一步赶超美国的逆袭之势，是对“中国崛起顶峰论”打脸、让其破产的最好方式。

对此，坚持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聚焦于如何做大经济蛋糕、提升民众普遍收获感的经济政策，用靓丽的经济数据表现来回击，是让“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荒谬叙事彻底破产的根本办法。

此轮“中国崛起顶峰论”明显是配合美国对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的新一轮舆论综合攻势，试图干扰与打压中国经济增长势头，需要以“歼灭战”的方式还以颜色。

要打好针对“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舆论反击战，中国应有大手笔的投入。中外舆论战，既是领导力之战、思想力之战，也是财力、定力之战。面对此轮美国发动的“政治宣传”攻势，进行一波又一波反攻心战、反围剿战，一定能为拉回中国经济信心的国际社会预期做出实质贡献。

来源：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