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桃：没有精神世界的自娱，我们都是可怜之人

献给城市的人文礼

远方的声音，失落的“遍地群像”

顾桃“边地书系”分享会

分享人丨顾桃

我从小就不爱看书。小的时候父母会要求我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这些书，当时就觉得这些书和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开始对写作有感觉，是因为我记性变得不好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是白天去拍摄，晚上在森林里喝酒、讲故事、聊天，并没有去记录。后来我逐渐发现，其实我当天拍的东西未必有意思，但是这一天发生的很多没有被拍下来的事情很有趣，是值得记录下来的。

我觉得有趣才有意义，而不是去寻找意义，寻找意义是没有意思的。比如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会让我们在读完一篇文章之后找出中心思想，或者说它的意义，其实那个时候它就已经没意思了。

当我拍不到有趣的东西的时候，就希望能够有一个文本的记录，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有意识地强迫自己去记录。

我说这个也是希望给大家提一个醒，我们并不是天生就是做艺术的、做导演的或者做各种文化创作的，或者说，我们不是因为天生有才华才去创作，而是人生到了一个转折点，你没有别的事做，就做了这些事情，而且慢慢持续了下去。持续去做，比才华更重要。

我前女友曾经跟我说，顾桃，你根本没有才华，你只是有点小才情。我觉得她把我看得很透。这个世界没几个真正有才华的，或者能成为大师的人，更多的人都是普通人，你可能有一点小才情，但你没有放弃，你用“才情”哄骗了自己一生，去把事情做下去了。

当你强迫自己去做一件事情，而且把它变成一种习惯时，它就会长在你身体上，最后形成你的体系。

我受到了我父亲很大的影响，我也很敬佩他。我父亲是1939年生人，在80年代改革的时代，他跑到森林里专门去探究鄂温克游猎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当时很多人，包括公职人员都在下海经商，也有很多人偷猎野生动物去贩卖。在这种蠢蠢欲动的时代氛围里，我父亲却选择了去森林里做这样的事情，我很佩服他。

而且他不是去摆拍少数民族的生活照片，而是用很自然很朴素的方式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喜怒哀乐。他写的文字也特别生动，因为都是很真实的、在现场的观察和感受。

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可能会把他的记录归到人类学、民族学或者社会学的范畴里，在我看来，其实都不是。他做的是人学，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他想去探究一些地方，并记录自己的感受。它不是一个被规范的学科体系。

也有人说我的电影是人类学民族志，我说我根本我没学过这些东西，我也没有学过怎么去拍摄，怎么去剪辑。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感受。

在这个时代，尤其三年疫情后，似乎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我们已经解封了，我们又可以回到三年前的生活状态里去了，其实是回不去的，我们的某些东西已经被禁锢、被改变了。

但是从生命本身来讲，那几年全中国、全世界成千上百万无辜的生命都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现在还幸运地在呼吸、在喘气儿，我们一定要多去想想自己的生命感受。

我觉得现在真的要少听讲座，少看电影，少听什么音乐会，都没必要。你看起来在一个很欢乐很热闹的场合，其实那些东西跟你都没有关系。我们要真正找到跟我们自己的生命有关系的东西：

我们自己要说什么，要做什么，要在哪个领域开始行动，我们有没有委屈自己，我们是不是不愿意朝九晚五的工作……

我们不用沉浸在别人的表达里，要去想想自己应该干什么，可能做什么。

比如书任何人都可以写，现在不是还有自出版吗？就看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表达。你怎么写都行，写诗、写什么都行，怎么快乐怎么写，没必要把它当成一本正经的学问去做。

有一句话叫什么“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不用学，我们有什么就去卖什么。

我们要去想怎么把自己解放出来，不再被禁锢，怎么对自己更好一些。你可以“自私”一点。

从小我妈就抱怨说，我爸是一个非常自私的男人，因为他从来不管家里的事情，比如我们家冬天要去挖白菜、挖土豆、买煤什么的，这些活我爸从来不做，他就是一天到晚去森林里拍照，去画画，去记录。

我慢慢长大后就发现，我父亲可能对于家庭来讲，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不适合在这种小家庭里过日子，但他对于人类来说又是无私的。现在很多国内外的学者，当他们要找80年代北方鄂温克族的相关资料时，还得去找我父亲的东西。所以在另一个层面上，他并不自私。

自私这个事情要分你怎么去看，总之别委屈自己，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顾桃“边地书系”分享会现场

我是1970年生人，八十年代的时候我是初中生，当时很叛逆，比如喜欢看电影但又没钱，就从厕所爬进电影院，结果被人抓到后被踢了出来。

到了90年代我就上美术学院学画了，离森林、离故乡都越来越远。到2000年的时候我又回到了故乡。

我觉得一个人在很迷茫的时候，或者还想做点事的时候，一定不能在城市里待下去了，因为这样会窒息的。

比如我之前去过大理，但是我待了几天就待不下去了，我写了一段话说，大理的太阳我晒不起。

在大理，大家起得很晚，午后就开始享受咖啡、下午茶；天刚黑就点起了篝火，各种风格的音乐、舞蹈都跟着起来了。这种太美好的生活我都想要远离，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享受那种所谓的浪漫。

我三十岁左右也是慌慌张张的。1999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我有很多同学也在那里，我一看他们都已经开着奔驰、宝马了，我就说我来晚了。然后我一个同学就说，老顾你不能这么说，还有很多的机会，就看你做什么。

我一看我那些同学都是在这里搞装潢什么的，我就觉得没意思。那时候我是很清醒的，越穷越清醒，因为你是能感知到反差的。

如果你只是想找一个事情谋生，不管是在北上广，还是别的地方，都很好找。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生活，每个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其实我在北京时也能挣钱，我2000年在北京给服装公司拍图片，刨去各种花销，一年也能挣2万块钱。我觉得两万挺多的，但是我马上就很难受。我心想我要这么干下去的话，明年可不就挣4万了？后年就8万了？

挣钱这个事情，你一旦走上这条路，你就停不下来了。

我当然不是说不需要挣钱，人需要挣钱。男人挣钱，可以买单，可以获得话语权，因为谁请客谁有话语权；女人挣钱可以让自己更有安全感，钱是自己挣的，就很有安全感。

但是商业它只有一次。比如我们给服装公司拍模特，这一次我是挣了钱了，但是如果人家服装公司要是发展壮大的话，他们不会再花1万块钱找我，可能他们会花5万块钱去找香港的设计师、台湾的设计师。如果他的企业没发展起来，他也不会再找我，他会花五千块、甚至两千块找刚大学毕业的学生来做。

所以我觉得商业是一次性的，而学术性的东西是更长久的，而且它会让你挣到对自己的尊重。

北方人爱面子，想要被人尊重，但是别人不可能给你尊重。在30多岁时，我决定选择尊重自己。

2002年，在很迷茫的时候，我就回了老家，回到了我父母待的地方。这时候我才开始看我父亲80年代写的东西，他之前出版了一本书叫《猎民生活日记》，我上初中的时候还帮他整理过，这本书的内容讲的就是北方游猎民族的生存状态。

但直到这次返乡，我才对他的记录，他看待世界的方式真正的产生了兴趣。比如他是怎么记录民俗的变迁，怎么看待大自然跟人的关系的，这些我以前一直忽略的东西我开始想要去探究它。

所以我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去我父亲以前去过的鄂温克族聚集地拍点照片，给他留点纪念。

我父亲就给我介绍了好几个鄂温克族的朋友，我就带着相机、介绍信出发了。

我顺着伊图里河到了敖鲁古雅的阿龙山，找到了父亲一个朋友的儿子家。他们住在鄂温克族的一个定居点，那天是大年初二，他们是在这一天开始过春节，我到了之后就跟他们一起喝酒，庆祝节日。

他们的客厅是空的，有几道裂缝，因为他们2003年就要生态移民，人要下山，鹿也要下山，所以这是他们在山上的最后一个春节。

当时外面风雪交加，天上星光点点，猎鹿在发情交配，那种大自然的悲壮感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汗毛都立起来了。

那个场景让我觉得很苏联，因为这个民族是一个跨境民族，有一些和俄罗斯相似的气质。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我后来就凭借自己的本能感受去追寻这个民族的生存足迹。

因为我在书上学到的知识和技术是不足以让我和这个地方发生真正的关联的，所谓的知识的海洋有时候会让你很有压迫感，我就决定放弃技术，放弃知识，相信自己的直觉和感受，这时候就没有那么恐惧了。

我觉得只是拍几张照片也没有什么意义，我应该去做个纪录片，去呈现他们作为狩猎民族是如何在城市边缘带着驯鹿生存的，下山之后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但是我在2002年并没有拍，回北京之后，我离开了那个现场，这种原本很强烈的想法就又模糊、淡化了。因为我又进入到了自己特别熟悉的世俗社会里，被那些温暖的人际关系、人情世故所包裹，这时候你就会忘记你最想做的事情。我这一停就是两年。

2003年的一天，我看了一个电视新闻，说敖鲁谷雅的鄂温克人搬迁非常成功，他们欢天喜地迁到了新居。但是实际上镜头背后的鄂温克人都在哭，因为他们不能带着猎枪下来；而且驯鹿下山之后，无法适应在山下的生活，在一个月之内就死了很多。

驯鹿的习性是它在冬天会扒开很厚的积雪，刨里面的一种嫩芽吃；春天树枝发芽时它就吃树枝，夏季雨天过后它就吃蘑菇，它有它自己的一套生存习性，完全适应不了山下的生活。其实鄂温克人也存在这个问题，我后来拍了一些他们喝酒的场面，在他们失去猎枪之后，酒成了他们平衡生活缺失的最重要的一个媒介。

到2004我就待不住了，我准备回到那里去做纪录片。做纪录片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失去了猎枪的鄂温克人还是猎人吗？森林和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去做纪录片。当时我没有任何做纪录片的知识，比如该怎么去拍摄，怎么剪辑，都不知道，但当我在现场，在他们的生活里时，我的本能和直觉就开始起作用。

这个纪录片拍摄的时间很长，因为我有很多时间是在等待。时间本身就会给出答案。最后我是用了八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纪录片。

所以纪录片就是一个个体生命和一个族群之间产生的联系。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拍摄主题——北方的游猎民族在当下这个时代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

顾桃“边地书系”书影

有一句话叫，记忆本身是不可靠的。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比如小的时候我被人揍了，高年级的孩子给了我几脚，又给了我几个大嘴巴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发生了反转，变成了我小时候给了高年级的同学几个大嘴巴子，又踢了他几脚。

过去的记忆是很容易扭曲变形的，今天要今天记录今天的事情，不要留到后天、大后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喜好。如果在这个时代你不去珍视自己，不让自己变得充实起来， 我们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就会感到很委屈。为了不让自己更委屈，我们一定要有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

包括我对年轻人也经常说，你爱一个人不如爱一个事儿，尤其当你没有一个特别爱的人，也没有特别被爱的时候，你要爱一个事情。

如果没有精神世界的自娱，我们都是可怜之人。建立精神体系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你喜欢做啥，从现在开始，你就去做。在生存之外，你也可以用业余时间，悄悄地去做一件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热爱的事情。

热爱很重要，你还要有勇气去热爱，最后你还要有持续的勇气去热爱，这样你的事儿就成了。而不是说你要坚持去做一件事。

坚持是你不想做但还必须得做，你不想给老板上班，你还必须得去上班，这叫坚持——你坚持上班，坚持挤公交，坚持看老板的脸色。

而持续是你有了热爱的东西，有了更多的想法，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做下去。

如果你真的想写一个作品，真的想去拍一个片子，其实你也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做。

我们一直认为电影是高级的，但你可以用最低级的方式去做，你不一定要有一个团队。比如说我是一个独立纪录片导演，我一个人就可以做纪录片。一个人说了算的时候其实你会很轻松，不会面临一群人一起做事时的各种混乱或者争吵，你只要把它做下去就行。

之前我在大学做交流的时候，他们说不知道该拍什么，我说你都不需要出校门，不用出寝室，女生拍女生的宿舍，男生拍男生的宿舍，等你们毕业后，一定会有一个有价值的作品，会有非常好的前景。

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到有学生好好拍自己的大学宿舍。但是偏偏很多人非要跑到异地、跑到远方去寻找所谓的诗意，都要挤在一个光鲜的地方去做一样的东西。这其实反而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说我到我这个年龄可以给大家提个醒的话，不管是怎么拍纪录片也好，怎么写东西也好，其实跟吃饭睡觉一样，都是你自己自然而然去做的事情。这才是你自己的东西。

当你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老得特别快。我自己就有这种感受。

在20岁到30岁这个人生阶段里，我觉得日子特别难熬，因为我没有做出什么自己的事情。然后我就从30多岁到了现在53岁，二十年就过去了。

人这一辈子其实特别残酷，自己想起来也会很委屈，人生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没去做，就已经到了一个很尴尬的年龄。

所以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迅速地振作起来，迅速地选择一个事情，然后慢慢去做，慢慢整理自己。我觉得这一点是对每个人都适用的。

顾桃“边地书系”分享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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