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教授 摄影：杜梦薇
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策划召开此次“钱理群学术思想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感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授予我“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感谢刚才各位老师对我的学术与教学工作的肯定，以及今天各位老师、同学到场参会。平原、德威因为工作原因不能与会，他们的视频致辞都令我感到温暖。而子平、晓明等老朋友专程从香港、上海赶来，这让我十分感动。总之，感谢大家！
我的讲话主要分三部分。一是向大家简要报告我的学术、人生之路，二是重点讲一下我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与学人研究，三是谈两点期待与建议。
第一时期（1981—2002）：学院任教21年，从事文学领域专业化研究，主要是鲁迅、周作人、曹禺研究，以及现代文学史研究。《钱理群教授学术叙录》，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编，2005年版
第二时期（2002—2022）：退休20年，从事超越文学的人文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在此前写出《1948：天地玄黄》的基础上，又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1949—1976：岁月沧桑》与《1977—2005：绝地守望（我的精神自传）》，形成三部曲。还有一部是退休前写的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专著——《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对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观照，贯穿了我的学术研究的第一、第二两个时期。
钱理群教授手稿
二是民间思想史研究。也是三部曲：《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未竟之路：1980年代民间思想研究笔记》。这是我开创的全新的研究领域。三是当代政治思想史。我也写了五大部专著。除了《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另一种历史书写》，主要是“当代《史记》”四部曲。从1999年60岁写到2022年83岁，我整整写了23年，还准备写到2028年90岁。完成“当代《史记》”30年，我这一辈子就值了。我在坚守鲁迅传统的同时，也继承、发展了司马迁的传统。此外，这一时期我还写了《语文教育门外谈》等11本教育专著，《人之患》等11本思想随笔和《追寻生存之根》等7本退思录，共29本。
钱理群教授为新书《有承担的学术》签名留影
第三时期（2012—）：回归生命本源的思考与研究。这一系列工作我从2012年便开始进行，2022年后更是成为主要方向。目前主要有三大块。一是回归故土：《安顺城记》（2012年立项，2022年出版）——在政府支持下的民间修史，仿《史记》体例，写地方史。二是回归大自然，回归童年：《我与童年的对谈》（钱理群、金波合作）、《金波著〈昆虫印象〉钱理群点评本》等。三是回归日常生活，回归家庭，回归内心，回归宗教精神：《养老学研究笔记》（2019—2023）。这样，到2023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我共出版了100本书，加上没有出版的，写了近3000万字。
一是与七代青年的精神联系。我出生于1939年，属于“30后”；与“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的学生辈，与“90后”“00后”的新生代，都息息相通，甚至成了生死之交。这首先是通过共读鲁迅而相知。将鲁迅思想与文学转化为当代思想、文化资源，是我的鲁迅研究的一大特点与优势。我一辈子都在向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讲鲁迅。写了《钱理群中学讲鲁迅》《钱理群讲鲁迅》等著作。从2019年开始，我又通过自媒体（《十三邀》与B站等）的采访与讲授，与“90后”“00后”青年对话，找到了在高科技时代知识分子影响青年与社会的新的实践方式。二是建立了“北京大学—贵州安顺”两个精神基地，自由游走于中心与边缘、上层与底层、精英与平民之间，就真正做到了从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看中国”，从内部观察、体验真实的中国的方方面面。三是理论创造与社会实践相统一的高度自觉。从1970年代组织民间思想村落，到1980年代参与思想、文化、教育启蒙运动，再到新世纪投身中小学教育改革、青年志愿者运动等，四十年如一日。
现代文学史研究与学人研究
2022年是我写作的高峰：封闭一年，写了70万字。2023年是我出书的高潮。单是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就出版了4本：除了《中国现代文学新讲》（现代文学史书写）、《有承担的学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论集》（学人研究）之外，还有集中了我关于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思考的《大时代中的思想者：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论集》，与《北大小说讲课实录：四十年代十家新读》——这是我和我的学生吴晓东在北大连续讲授1940年代小说史的课堂实录。这4本书显示了我关注与参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四个层面。其中的核心自然是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有承担的学术》钱理群著，活字文化策划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3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新讲》是一部新的尝试之作，有三大特点：一是“个人书写”的现代文学史；二是“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三是有我朗读现代文学作品（散文、诗歌、戏剧与小说）的录音，是一部“有声的文学史”。其实，在此之前，我还尝试了3种不同范式的现代文学史写作。我和温儒敏、吴福辉等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部“教科书体”的文学史，事实上也作为大学教科书长期使用，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和吴晓东还参与了冰心担任顾问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负责执笔其中的“新世纪文学（现当代文学）”部分。这又是一个有益尝试：将现当代文学置于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结构中，不仅篇幅有限，有更严格的筛选、评价标准，也突出了现当代文学不同于古典文学的特点与贡献。第三本是我主编、多位学者参与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这是一部“大文学史”，更关注与凸显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现代学术、现代教育的关系。这样，我个人书写和参与集体书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就有了七大部。从1987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到2023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新讲》，我就这样36年持续耕耘，始终坚守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领域。除了我对这门学科的热爱、倾心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动力，就是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对我的嘱托。我的耳边一直响着王瑶先生临终前对师母说的一句话：“以后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事，都找钱理群。”我把这理解为王瑶先生对我的一个托付和期待，就是要坚守他所参与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事业。今天，84岁的我，完成了这七大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专著，终于可以在这里告慰王瑶先生的在天之灵：老师，我没有辜负您对我的期望，完成了您交给我的学术使命！《有承担的学术》是我的学人研究，主要是对现代文学三代学人的研究。所谓“三代学人”，第一代是1930—1940年代初露头角的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代，代表人物有李何林、唐弢、王瑶、贾植芳、田仲济、钱谷融、陈瘦竹、吴宏聪等。第二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代表人物有乐黛云、樊骏、严家炎、石汝祥、王信、孙玉石、黄修己、袁良骏、支克坚、杨占升、朱金顺、吴小美、朱德发、范伯群、曾华鹏、叶子铭、许志英、黄曼君、易竹贤、陆耀东、孙中田、刘中树、刘增杰、王得后等；第三代都是1980年代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研究生，王富仁、吴福辉、赵园、凌宇、温儒敏、我、黄子平、陈平原、杨义、刘纳、陈思和、王晓明、许子东等都属于这一代。第三代学人大都直接师承第一代学人，在成长过程中又得到第二代学人的扶持与帮助。
谈到现代文学研究的“学人”，就不能不提到“学人研究”这个领域的开创者樊骏。我的学人研究是自觉接着樊骏往下做的。樊骏对第一代学者有两个重要概括。一是他们大都是具有左翼倾向的革命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有着一种血缘关系。因此把自己在文化和学术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他们有着“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往往兼学者和战士的双重身份”，“为科学和真理献身就是他们必然具有的学术思想和精神品格”。于是就有了与“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不同的学术特点和治学方法，樊骏将其概括为“现实感”和“当代性”。樊骏还强调，他们自有两个精神谱系：西方传统中的“普罗米修斯—但丁—浮士德—马克思”，还有中国、东方传统中的“屈原—鲁迅”。第一代学人中开创“为学术而学术”传统的，是钱谷融先生。在他看来，文学艺术、学术研究具有一种“内在自足性”，本身就足以产生生命的愉悦与意义，无须在外在方面（政治作用、社会效应、商业效益）去寻找价值和满足。他也将自己的生命投掷其中，艺术与学术就是目的，只能为艺术、学术而写作，他也把学术研究当作艺术创作，对学术语言、表达有很高的要求。由此而形成了“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地里，都能保持从容自在，悠游沉浸于自己所好之中”的生命状态。第二代学人处于第一代和第三代之间，就自觉承担了“历史中间物”的责任与使命。他们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文革”结束后，清算在“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极“左”倾向造成的学术乱局，使学术研究正常化，即所谓“拨乱反正”。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学术研究队伍建设、学术格局重构中扮演着关键性的“学术启蒙者”的角色。他们是我们这一代真诚的“理解”者、“指导”者、“解放”者，真正不余遗力，又从不张扬，不求回报。这就有了这一代“一切为了学术”的“纯粹”精神：他们自觉创造、维护一种纯粹的学术场，绝不讲人情，没有半点讲究人事关系的世俗气，不存在任何私心，没有任何个人学术地位、利益的考虑，一心追求学术的独立、自由与创新，真正做到了学术面前人人平等。这就说到我们第三代。我们的青少年时代尽管也充满了曲折，但我们一旦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就成为历史的幸运者。一是直接受教于第一代。就像陈平原所说，王瑶那一代尽管开创了这门学科，随后就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到“文革”后获得解放，已经老了，就只得把全身心投掷于我们这些第一代研究生身上。我们也有了可能在他们的直接教诲下，继承他们开创的传统。当然，我们这一代也自有特点：一是自觉的“开创”精神；二是相互合作，抱成“一团”，有很强的“群体意识”。比我们更年轻的学者，可能没有我们这样的群体的组织意识，学科的发展也没有这样的需要：21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强调个人的独立创造。因此，更新的一代，就表现出更多的研究者个人的独特性与差异性。
2021年，与谢冕出席严家炎学术思想研讨会
在《中国现代文学新讲》里，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作了三点总结。第一，它具有极大的“开放、包容性与创新性”，它所发出的是鲁迅说的“现代”“中国人”的“自己的声音”，“较真的声音”。第二，它始终“保持与自己生活的时代的密切联系，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有一个历史与时代的大关怀、大视野、大格局”，同时向各现代学科——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开放，这样多学科的融合，就使得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超越了文学，具有现代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意义与价值。第三，它始终坚守“思想与艺术探索的自由、民主权利”，“开创思想、文学、文化艺术多元化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大格局”。坦白地说，我在作出这三大总结时，内心是十分沉重的。因为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越来越远离了这样的传统：我们越来越将现代文学的研究纳入外国或中国传统的理论框架，走向了鲁迅说的变成“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学说外国人的话的歧途；我们的研究越来越远离“自己生活的时代”，有意无意地回避“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我们的学术视野也越来越狭窄，真的变成鲁迅所说“以一己悲欢为世界”了；我们的研究也越来越成为“无思想，无精神追求，无文化关怀”的“三无研究”。整个现代文学学术研究显得“精细有余，大气不足”。而我们正面对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历史大变动”时代，重新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同时又面临人工智能高科技挑战带来的“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两大背景下，又有一个“我们自己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作为一名现代文学研究者，思考、追寻“自己向何处去”，就不能回避“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学科向何处去”这前所未有的五大“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一个也不能、无法回避。这里只能谈谈“学科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也是我在疫情三年，特别是2022年一直在紧张思索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在彷徨不安、不知所措时，我参加了2022年9月25日陈平原老师主导的“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成立大会。单就“现代中国人文学研究”的命名，就让我的心为之一动，眼睛为之一亮：这正是我所苦苦追寻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紧接着我又在商金林老师出版的新书《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和欣赏》中读到了他的一个重要史料发现：早在1930年代，日本“中国学（支那学）”研究的专家和出版界、读书界的同人就对鲁迅作品的特殊意义与价值作出了两大评价：中国“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谜’。解开这个谜，唯一钥匙是《大鲁迅全集》”；鲁迅对中国的研究，“超越了文学史”，“达到了人文史的顶峰”。读到这两大概括，我真的是欣喜若狂：它不仅为陈平原的倡导，在鲁迅这里找到了源头与依据，而且也为“现代中国”的研究提供了目标与方法：研究现代中国，就是要解举世关注的“中国之谜”；研究方法要超越单一的文学史研究，进行文学、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的综合的“人文学”研究。这样的解中国之谜的现代中国人文学研究，完全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实际：如前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和自己生活的时代的自觉的密切联系，以及超越文学的思想史、精神史的意义与价值。这样，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就自然成为现代中国人文史研究的基础性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从现代中国人文学研究这里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尽管我们不必将其唯一化，但确实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思路与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新天地。接着的问题，是如何将这样的时代提出的学术大命题，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学术课题。我也因此重新思考了鲁迅当年的研究在今天的启示意义。在我看来，“鲁迅与孔子”“鲁迅与庄子”“鲁迅论中国国民性”“鲁迅与各类知识分子的分歧与论争”……这些课题，都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我曾经说过，鲁迅的杂文就是今天的网络文学的前身，期待在“自媒体”的时代，鲁迅式的杂文（我把它命名为“现场观察与历史书写”的“当代《史记》”），有更自觉的继承、更大的发展。其实，“现代中国人文研究”并不局限于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的重量级的作家，都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我始终认为，文学史的研究应该集中在最能体现其特点与成就的“大作家”的研究中，他们的作品才真正具有长期研究、不断开掘的意义与价值。在我看来，鲁迅之外，最重要的是周作人；我特别看重的是“周氏兄弟研究”，这方面是大有开拓余地的。而沈从文、老舍、茅盾、郭沫若、丁玲、赵树理、冯至等创造的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研究，也都还有很大研究空间。如果扩展到“人文史”的研究视野，这些经典作家的思想史、精神史的研究，就才处于起始阶段，年轻一代学人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2023年11月14日，钱理群与严家炎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我不想回避自己对后疫情时代学术研究的外在环境的担忧。我想起了也是我们研究对象的1940年代文学。它在起始阶段也面临一个“战争”乱局。沈从文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如此说道：今天“从事（文学）此道的，既难成名，也难牟利，且不能用它讨个小官做做。作者的‘创造之心’，就必须另外找个依据。很可能从外面的刺激，转成为内在而发的趋势。作者产生作品那点动力，和对于作品的态度，都慢慢的会从普通‘成功’转为‘自我完成’，却渐渐与那个‘艺术’接近了”。这可以说是作为老作家的沈从文的谆谆告诫和诚挚期待：寂寞将使真正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年轻作家，把“创造之心”转向“自我完成”，沉潜于文学创作，持之以恒，必有大成就。历史发展的进程与结果也确实如此：到了1940年代后期，沉潜创作，苦心探索的一大批青年作家：张爱玲、师陀、汪曾祺、路翎、端木蕻良、骆宾基等都脱颖而出，与老一代作家一起创造了我所说的现代文学创作的新高峰。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为当下严峻现实与前景惶惑不安的真正有志于学术研究的新一代学者，此时正是一个“沉潜”下来的大好时机。历史总要前进，中国必将进入新的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你们如果在沉潜中早作准备，或许还有大显身手的机遇。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2期
一审：陈 艳
二审：李蔚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