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之前在网上刷到一个搞笑视频，一个女孩抱着医生哇哇大哭，医生不停安慰对方，”没关系，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这个视频的标题是，“我在国外看心理咨询，给白人医生说抑郁了，结束后也去看了心理医生。”
评论区有一条评论，这并不是他们承受能力差。对于我们来说，苦难太常见了被当成普通事，但常见不代表那是正确的。
对于很多华裔女孩来说，压抑情绪几乎成了一种生存惯性。
作为司法社工，侯小圣学过心理学，还对心理健康问题做过专业研究，她在澳洲帮助过很多不同族裔解决过心理问题。
一直以来，她都以为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她是真正的心理坚强，而不是故意逞强。
直到她遇上一起特殊的案子——
她发现不但救不了这些中国女孩，甚至连她自己，也不是真正的“心理健康”。
2018年，我在澳大利亚做司法社工。这个工作的内容很杂，可以简单理解为“心理消防员”，我们会为陷入困境的人提供紧急的心理咨询，并为他们申请各种补助，摆脱困境。刚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在隐隐期待，身为一个中国人，我能在面对华裔的案子中发挥一下特长。没想到干了两三年，接到的中国人的求助屈指可数。留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做过一个关于华裔女性心理健康情况的研究，当时找了上千名华裔女性来填问卷，年龄从18到45不等。结果所有问卷的答案惊人的一致：“没有感受到压力”、“不需要心理咨询或社工机构”。隔年我又做了一个课题，这回我的任务是走访华裔新手妈妈。和之前一样，这群华裔女性也没有求助心理咨询或社工的记录。但亲眼看到她们之后，我完全不相信她们真的“没有压力”。她们一个比一个憔悴，有的从头到尾神经质地按着自己的穴位，有的失眠了一个多月分不清白天黑夜。有个新手妈妈在受访的时候直接哭了，我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她说不需要，我说可是你在哭，她眨着泪眼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没哭啊。”她们似乎不是不会生病，而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崩溃了。那篇论文的结尾，我总结原因说，由于讳疾忌医、语言障碍等原因，华裔女性在寻求心理方面的帮助时有比较明显的困难。课程我拿了HD，老师表扬我说对原因的分析非常透彻。我来到澳洲的工作，就是发现问题、帮助这些女性。这要求我保持温和冷静，永远兜住她们的情绪。咨询结束后，我会自己去逛公园、骑自行车，还会定期和自己的督导谈话，有序地释放压力。我知道“不生病”是华裔女性的一个“文化病”，可是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了，而且我是研究者，还能绊自己一跤吗？
事情的开始，是一起非常普通的戒赌案子。我需要通过类似心理咨询的谈话，帮案主戒除赌瘾。起先我们聊得很好，案主甚至主动把所有设备里的赌博应用都删除了。我一度在档案里写，案主干预良好，有望戒除赌瘾。结果到了第四次跟进的时候，男人突然告诉我他一直在骗我，他还在赌。他无所谓的态度让我窝了一肚子火，没成想隔天同事又告诉我，这人又约了咨询，说他父亲突然去世了。我噌地站起来给对方打电话，我说你知道吗？你父亲就是被你气死的。话出口的瞬间，整个办公室的人噌地全都转过头盯着我，同事几乎是扑上来抢走了我的电话，架势活像在夺枪。另一个同事上来拉住我，说我们去后院呆一会，你不太对劲。我跟着她往外走，从玻璃反光里看到自己，才意识到这个满脸通红的我在生气。我失控了，我也想不明白，怎么就会因为案主在父亲去世时跑来求助，我突然发了这么大火？机构很快下了对我的处理决定：禁止接案四周，外加写一大堆检查。至于后续的处理，还要看督导和我的谈话。办公室的门关上，屋里的督导没有坐在办公椅上，而是翘着二郎腿坐在桌子上，转过头冲我笑了笑。她先让我从头讲一遍这个案子，听完后她问我，你为什么会这么说，你真的觉得他父亲真是被他气死的吗？忽然，我的手被督导握住了，她柔声问我：“如果你是我的案主，我会问你，你以前被这样对待过吗？”我脑子里冒出来一个镜头，2018年我妈妈去世后，我沉浸在痛苦中，有个朋友对我说，“你不要反复提起这件事，很烦。”这是我当时最好的朋友之一，我觉得她说的对，我太矫情了。这件事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提起，但这一次看着督导的眼睛，我没有敢撒谎。很快我就后悔了，因为督导随后笃定地说：“她说话太伤人了，所以你这次是被‘触发’了。”“触发”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意思是如果我们受到了严重的刺激，那种痛苦的感觉会被储存在大脑里，直到遇到类似的事件时，像扣动扳机一样，立刻把人带回到当时的情绪中。督导认为，我之所以对那个丧父的男人出言不逊，是因为我曾经在母亲去世的情绪风暴中，被自己的朋友抛弃了；当时的创伤记忆，驱使我报复了这个陌生的男人。她“建议”我以后不要再接亲人去世相关的案件，以免再犯错。我反复向督导解释和保证自己以后一定不会再犯错误，但她的反应很平淡，只说这种情况太平常了，任何一个社工在职业生涯里都会遇到，让我不要担心。她越这么说，我越害怕。因为我很清楚，我还有一个一定会被她们认为是创伤的秘密，那就是我的妈妈。还在实习的时候，我在分享会上提过我和妈妈之间的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也就是初二的时候我妈翻我书包发现了小说把我骂了一顿。结果组会结束后，有个女同事过来抱着我哭，说她真的很为我难过。我当时全身都僵硬了，心想要是我把她痛骂我几小时、把我扔在大街上等等事情说出来，你还不崩溃了。当时督导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但现在我意识到，如果她发现了，恐怕也会要求我回避。不接亲人去世相关的案子还好说，不接亲子关系相关的案子，几乎不可能。因为会来找社工求助的人，十个有十个曾经遇到过原生家庭问题。我突然想起了那些在调查问卷上写下“我不需要帮助”的中国女人。现在，我也必须告诉所有人，我没问题，我不需要帮助。我甚至开始在面对这类案子的时候，表现得加倍积极，生怕被人怀疑。我接了一大堆亲子、母女相关的案子，夜以继日地看文献，学方法论。
当时我们接到了一名19岁女孩的求助，女孩希望我们把她妈妈“带走”。
据她说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她妈妈就永远“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字面意思的寸步不离，她上大学，妈妈站在教室外面，她去奶茶店打工，妈妈要坐在客座上，甚至她睡觉，妈妈都一定要拉着女儿的手。这个女儿被折磨得濒临崩溃，求助的时候说：“如果你们也没办法阻止她，我就去死。”这对母女关系和我自己所经历的非常像，所以我不但接了这个案子，还特别主动地提出要跟妈妈组。社工们分成两组，一组帮女儿恢复身心健康，摆脱被控制的阴影；一组陪这个妈妈建立新的行为习惯，让她不再病态地跟着她女儿。说起来高深，做起来特别好笑，就是我们得7x24小时轮班跟在这个妈妈后面，监视她不去跟踪她女儿。她们睡觉，我们就通宵坐在门口，避免这个妈半夜去爬床。这个妈一直态度很好地说，她知道自己是病态的，她愿意改变，但当我们真的把她管起来时，她又开始讨价还价。比如女儿在奶茶店打工，她非要进去坐着，我们不答应，她就说那我能不能就贴着门口站着——那更吓人了好吗？有一回我负责陪她吃饭，以防她去食堂骚扰女儿。到了女儿快下课的点，她就开始找借口，有东西要带给女儿，有事要跟女儿说，我不想吃饭就想去看看她，我保证不让她发现……我在一轮一轮的安慰中耐心逐渐耗尽，到最后脱口而出：“你做不到就滚！”那句话出口的时候我特别绝望，我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当社工，我根本干不来这种任劳任怨、博爱无疆的活儿。现场安静了可能有十几秒钟，我视死如归地睁开眼，发现这个妈妈只是乖乖地低着头，没有说话。她没有被这句话伤害到，好像也没有发现我的行为有什么不对。我在后面的工作中加倍小心谨慎，周报写得臻于完美。5个月后，我们在回访中确认，这对母女的距离恢复正常，案子圆满结束。我做得很好，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我没有被“触发”。不就是创伤吗，我照样能办案子。就在我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案子后不久的一天，督导突然叫住我，让我现在立刻收拾东西回家，“我给你放假”。我当场就急哭了，不确定她到底发现了什么，只能慌不择言地说着我以后真的不会再犯了。没有人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有多重要。在接到录取通知书、飞来澳洲之前，整整两年，我一直沉浸在妈妈去世留下的谜团中。我会幻听，早上醒来会听见妈妈跟我说话。我经常跑到妈妈的坟前，自言自语几个小时，甚至对着墓碑情绪激动地吵架、质问。督导愣了一下。她走过来轻轻拍着我，说，我只是看你黑眼圈太重了，你这样是没法工作的，回家休息，“下周一就进入冬令时了，新案子会像龙卷风一样到来，你得做好准备啊”。那一瞬间我有种冲动把自己的心理负担全部告诉她，可是又咬牙忍住了。我不想让她对我失望。周末结束后，我回到机构。如督导所说，因为天气变冷，心理出现问题的人一下变多了，里面家庭相关的案子也不少。我又一次把自己赶到了齿轮上，战战兢兢地伪装着。在一个普通的午后，督导再次把我叫进办公室。这次，她递给了我一个大号紫色档案夹。她好像闲聊一样说，你喜欢紫色对吗？你有很多紫色的衣服。而观察的结果是，她要求我把每周五下午都空出来，跟她额外补一门课，这门课的名字叫做“重新认识情绪”。听到这个词，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是不是戒赌那次的事故还没有过去，她发现了什么端倪？
她和我妈妈的年纪差不多，但是个子很高，皮肤有点黑。刚来机构的时候我不会用打印机，经常把电脑误连上她办公室的打印机，把报告打到她办公室去。她就会默默地把报告“偷走”，圈上有问题的地方放回原处。如果你不改，她就会某天幽幽地出现在你身后，问你某某案子有没有什么感想。在这起事故前，我们就是普通上下级。我办案子有时耍点小聪明，比如偷她的章，用她的权限进系统查东西，她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一边试探她的底线，一边模糊地觉得她这人还不错。我没想过有一天，她会把那些几十年的社工技巧用在我身上。“愤怒”课的开始，督导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如果觉得生气，一般都怎么做？我下意识地说，我一般不会真的生气，因为感觉没必要也不值得。说到一半我突然反应过来，这是假话。我会生气，上学的时候小组成员找不到人，拖到最后一天才勉强交上了作业，最后差点不及格；工作的时候同事拈轻怕重，把困难的任务都扔给我……我明明气得下班直冲健身房打拳，或者在射击游戏里把npc名字改成同事的名字。为什么被问到的时候，我否认了它的存在？督导的表情有点狡猾，说你会不会在心里想象讨厌的人突然消失？不等我回答，她先说自己最希望消失的人是某某校长，他脑子里装的是清水，“我从来没和这么蠢的人说过话”。一个下午，我们比赛一样说讨厌的人坏话，想象他们被开除或者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我甚至说起初中时候我语文考试得了全班第一，班主任让各科课代表把单科第一名的同学写到黑板上，语文课代表故意在黑板上写了另一个人的名字。我去找她理论，她完全把我当空气，班主任忙得要命，和我说这么小的事别找她，自己解决。我考过很多次第一名，但还是会时不时记得这件事，想穿越回去把自己名字写上去。我努力将感受分类，觉得是生气，但还有另外一部分情绪不能用生气概括，我代入了当时的自己，我想回家，还有点想哭。“这个叫委屈。”督导笑眯眯地表扬我，“受了伤害反抗回去，一般是由愤怒支配的，适当的愤怒生出勇气。但伤害已经造成，就像你摔倒胳膊擦破皮，自己当然会觉得痛，痛的部分我们也要考虑，反抗当然会解气，但擦破皮的地方也要护理。”她说，这就是她要教我的：识别真正的情绪，理解自己的情绪来自何处。不要逼自己完美无缺，不要无视自己的负面的念头。她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下次心里委屈，要说出来。”在一次咨询的时候，有个案主质疑我：“你是中国人，你真的能做社工吗？”在此之前，我总会严肃得体地反驳回去，尤其要在后续表现出更加坚定甚至强硬，不能让对方觉得我不行。而这一次，我除了警告对方涉嫌种族歧视以外，顿了顿，又说：“我认为你不该这么说话，我因为你无端的怀疑和攻击感到非常委屈。”那一瞬间我觉得特别开心，也有点羞愧。在关于愤怒的那些联想中，我撒谎了，有很大一部分愤怒是关于母亲的，我没有告诉她。而她完全信任了我，她甚至从来没有用过一丁点问询技巧。这节课结束的时候，我抱着书包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转了回去问她，你想听我在愤怒这个情绪上经历的一些事情吗？她语气平和，指了指椅子，说你坐下说吧，我们有很多时间。
使用英语描述自己这么细节的过去还是头一回，我在脑海里使劲搜索单词，我说我想要向妈妈“复仇”。督导把一盒纸巾推向我，又掏出一些小的棉花娃娃，说你要捏一个在手里吗？如果讲到让你痛苦的回忆，你会卡住，捏捏它们释放压力。我讲到妈妈让人匪夷所思的控制欲，她不许我和同学出去玩，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在听筒那边尖锐高亢地骂我，在她病逝的前一天，她还在用最后一丝力气，怒骂我为什么吃垃圾食品。我说出我心里那些最恶毒的念头，我想过凭什么你做完这些事却早早死了？我甚至没有机会报复你。我甚至会坐在她的坟前补上那些反驳。小到不能吃垃圾食品、不能和某人交朋友，大到她觉得我是一个糟糕的人，她觉得我永远无法赢过某人。在她活着的时候，我从没这么痛快地反驳过她，因为她会暴怒，会用难听的话辱骂我，阻止我顶嘴。我曾经在一片百米无人的坟茔里自说自话一个多小时，把香炉擦得锃亮，看见自己得意的脸，我说你解释一下？你不是永远正确吗？妈妈？在我说到这里的时候，督导站起来，第一次长时间地拥抱了我。我没有说话，我突然觉得非常非常累，她的冲锋衣外套上有很淡的香水味。最后她说，你可以就这样呆一会，谢谢你和我分享这些，我保证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任何一个字，我们可以签那个每个案主都签的保密协议，我把我最喜欢的钢笔给你用，试试它的手感。她真的和我签了一份保密协议，签名的时候她说，你写中文。她完全不认识，但用手摸了摸那三个字，说它看起来像一幅画。曾经觉得至关重要的事情不再重要了。督导没有要求我回避所有亲子相关的案子，而我主动选择了一些，转交给同事。申请交上去后，督导跑到办公室问我，你把这个案子转出去了？你现在有什么感觉？转出去那一刻你有什么感觉？督导没有说话，后来我看见她在申请下评价我的转出理由——我只写了一句话：“因我个人原因无法对该个案做介入，转给某组某位同事。”而她特别浮夸地回复了一句：写得太好了，nice one！
我想过，有一天我还是会把这些案子拿回来的。我给自己定的时间是在督导的情绪课之后。我完全相信，她会改变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开始更加主动地触及自己那些问题。学到“恐惧”的时候，督导像往常一样问我害怕什么，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她说想不出来没有关系。再下一次课时，她让我选一个地方我们出去上课。那天是个大晴天，我们在港口停车，绕过巨大的货轮，沿着海滩往更安静的地方走。我们坐在石头上等涨潮，看到非常高的海浪从远处扑过来，每一次都逼近我们一点。我爷爷奶奶家住在江边，我小时候的暑假常常去江里游泳，对水非常熟悉。眼看着浪头一个比一个近，我还在轻松地开玩笑，说等下我们要跟浪头赛跑，你猜下一波海浪会不会碰到我们？
话没说完，接下来的一个浪直接盖过了我们头顶，呛进了我的嘴里。我本能站起来就跑，没留神脚下的石头已经满是海水，我滑了一跤，人扑在了沙滩上。我能听到水席卷着风声从身后扑过来，好想逃跑，但四肢都在发抖，没法站起来。督导在我头顶上大骂，一边把我拉起来。我能体会到她的手也在抖。我们一直跑到海滩边上，跑到能看到其他游客和巡逻队的地方，有人朝我们跑过来问我们怎么了，督导从自己车里拿毯子把我俩裹起来，一起坐在长椅上。我尽可能地靠近她，她把我搂在怀里，说没事了没事了。我哆哆嗦嗦地说：“我以为这个浪会把我卷走，这样我可能会死，我真的很害怕。”可是就在此刻，在督导的怀里，太阳很暖和，我是那么安全。比如我恐惧妈妈的指甲。小时候考试没考好，她会用一根手指狠狠怼我脑袋，她指甲很长很尖，怼我一下会有一种非常尖锐的痛感，久久不散。到后来这种恐惧变得很日常。我记得放学的黄昏，我走在路上忐忑地猜测，妈妈今天会生气吗？我的衣服够不够干净，我的每支铅笔、每个本子都放在该放的地方吗？再后来，我恐惧的东西我自己都不明白。到了澳洲以后，有一次猫把我的地铁卡扒拉到了沙发底下，我怎么都找不到，在家里嚎啕大哭，因为那个地铁卡是从国内带过来的，妈妈生病的时候，去看望妈妈时会用的。我的行李箱里常年放着妈妈剪下来的一根辫子，太多年过去了早失去光泽，也从最初的乌黑有了轻微褪色。还有地铁卡、指甲刀、一盒发圈。毕业典礼那天我把它们塞到学位服下面，从校长手里接过证书。好像她就在我身边。我不明白，如果我爱她，为什么我那么痛苦；如果我恨她，为什么我那么恐惧她的死亡。而督导只是耐心听我说话。她找到一瓶矿泉水，把毛巾打湿给我擦脸，擦到最后，我分不清我脸上到底是海水还是泪水。我心里模糊地升起一个念头：如果她是我妈妈就好了，我将不再恐惧任何事情，我一定会是个幸福的小孩。
海边的那天后，我和督导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督导还是不苟言笑，基本只在我们出问题的时候出现。我的心态却好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会在打完流感疫苗的时候故意夹着嗓子跟她说胳膊酸上不动班了，赖赖唧唧到同事都发消息问我是不是疯了。而督导真的会从办公室拿出一个抱枕，拉起我的胳膊垫在下面，说这样会舒服一点。我甚至开始做噩梦，梦里督导对我说她生了重病，只能活一天了，让我别伤心。我总是哭着醒过来，梦里恐惧和难过都太真实，我终于在做了十几次这个梦之后给督导发信息，说我梦到你发生了很不好的事。她很快回复，是梦到我出意外了吗？没事，那是假的，就算是真的也没事，人都会死的。我们会在时间另一端再见面。我把爱和恐惧，都挪到了这个完美妈妈身上。可所有的这一切，因为一件小事戛然而止。有天督导找到我，说有件事请我帮忙。她女儿比我小三届，也在我们学校读社工专业，快期末考试了，她想请我打个电话辅导一下她女儿。我立刻答应，兴致勃勃地拨通了电话，却听到电话对面的女孩困惑地问：“你是谁？”我没想到督导没和她女儿商量好，有些尴尬地自我介绍，说明了来意。对面语气一瞬间变得冰冷：“我根本没想问，我自己能学好，告诉她别烦我。”我回头，看见督导皱着眉头站在桌子前，隔着我开始冲话筒发火：“你能学好什么？你知道你这学期所有课只要考不及格就必须重修吗？延毕很光荣？”我第一次听到督导用那种语气说话。那天回去的公车上，我脑海里一直回荡着那一瞬间督导的脸，和我妈妈的渐渐重合，最后成为一个人。那天之后，我旁敲侧击地问过督导，为什么对自己的女儿这么严厉？我不敢问下去，怕她嘴里吐出和我妈妈一样的话，比如“她能学好就是不想学”，“她就是耍小聪明”……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有一次，督导主动提起了她女儿。她说了她女儿之前做过的很多事，包括但不限于“把自己的真实照片和电话挂上网自称是妓女，然后给每个打电话过来的男人科普濒危动物多么需要他们的捐款”；“孤身一人跑到马达加斯加“给贫困儿童教英语”，妈妈花了7500刀才把她赎回来”；“同情索马里难民所以半夜跑到难民区敲门问对方是否需要帮助，吓到对方报警抓她”……我能感觉到，督导陷在困惑里，特别想有人告诉她为什么。我很难代入母亲的角色，只能试着去想，如果我妹妹是这么一个天真到有点犯蠢的小孩，我肯定也得劝她。但我还是觉得，督导那样的愤怒有些异常。她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社工，应该很清楚，劝说是“你这么做有问题”，泄愤才是“你什么都不行”。我想起了最开始督导对我提起的那个词：“触发”。她曾经对我说，这种情况太平常了，任何一个社工在职业生涯里都会遇到。我会有创伤、我会有情绪，督导也会。哪怕是懂得所有理论知识，拥有百分百的爱的督导也会。我的妈妈，也会。我模糊地想起，在那些骂我的话中间，比如骂我成绩不好的时候，会突然开始喃喃自语，说我又不笨，为什么你这么笨，“虽然小时候你姥爷老说我笨，但我肯定是不笨的”，接着又回到“为什么你这么笨”。她是大学老师，就算在羞辱我的时候也从不失去逻辑，反而显得提起姥爷的那几句话特别突兀。后来我甚至看过姥姥的日记本，我看见她在里面极力夸赞小姨如何聪明上进，如何遗憾地在考大学的时候失常发挥，但最后凭借自己的努力一路读到博士。妈妈是被遗忘的大女儿，只能靠加倍努力，来找回一点被爱的感觉。所以妈妈也不能接受自己不行，她也永远看不见自己的情绪，永远不会示弱，直到自己濒临崩溃，把所有怒火发泄到自己的女儿，也就是我的身上。我不想再问姥姥的创伤是什么。这一切好像一场循环，难道永远也不能停止吗？
她打来电话的时候情况很差，前台试图问她基本信息，她在电话里崩溃、尖叫大哭然后挂断。因为她说的是中文，这起案件被分配给了我。我回拨电话，刚打了招呼，对方就怒骂一声“fucking English”。我说你好你可以说中文的，她顿了一下，开始嚎啕大哭，说求求你救救我，我老公和他妈妈要杀了我的女儿。我赶到现场，女人抱着孩子跳上我的车，要我立刻离开。她的婆婆和丈夫跟在后面，手足无措。
我问女人为什么说他们要杀你女儿？她说，他们给女儿喂了奶粉。女人似乎认为奶粉是有毒的。我于是问她为什么不母乳喂养？她说我没有母乳，然后开始哭。如果是之前的我，一定会觉得她的情绪毫无来由。小时候的我会因此害怕，刚当上社工的我会觉得矫情、烦躁。但这一次，我把她的话听进去了，我非常耐心地告诉这位年轻妈妈，没有母乳没关系。又顺着她说我会让老公和婆婆别烦她，我会一直和她说中文。我把她放在车里，下去和她的丈夫、婆婆聊天。没想到他们提供了非常全面的信息，不但说出了这个叫陈的女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焦躁不安的，还给了我几段录音，说是女人焦躁不安的时候自言自语的话。男人说，他每天把她说的话录下来给翻译器听，但还是有很多听不懂。我要来了录音，第一段是陈在说“不要这种橘子！不要橘子！我不吃！不要！你们都去死！”第二段平静了一点，是她说“今天好热，但是不能开空调，我现在把空调关了。”我问橘子又是怎么回事，丈夫告诉我，妻子总念叨着想吃橘子，但是当他们拿来橘子时，她又大发雷霆，说这是新鲜的她不要。我认真地想了半天不新鲜的橘子是什么样的，突然灵光一现，问她是不是想吃陈皮？当我对陈说出这个词的时候，陈激动得直拍桌子，说对！我就是想不起来这个词！我就想喝陈皮红豆沙，我还想吃芝麻糊。她像一个孩子——我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描述那一刻她雀跃的眼睛。
每十天，我会去找陈一次。别的社工带着纸笔本子去家访，我早上去菜市场买活鸡活鸭去她家煲汤。我煲汤的时候，陈坐在门口看着，她的丈夫和婆婆轻手轻脚地进来，一个打下手，剥蒜切葱，一个在旁边一板一眼地抄菜谱，把我的每个动作都转化成文字，还要小心地把笔记藏起来，避免英文刺激到陈。陈睡着后，他们才敢用英文交流，缠着我学中文，问我陈今天有没有好一点。在家乡的气味里，她变得越来越平静，慢慢开始允许别人摸她的孩子了，开始会笑了。第四期家访的时候，我在煮银耳雪梨，陈突然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东北人，她露出向往的神情，说你们那边是不是家里都只有一个孩子，即使只有一个女孩也不会再生？我一边搅合梨水一边回答说也不全是，陈的丈夫悄悄问我他老婆在说什么，好像提到了兄弟姐妹。其实陈更像是自言自语，她搬着凳子坐在厨房门口，低着头看着空气说话，说她有个妹妹被送给别人养了，她问过为什么，没得到任何答案；后来问为什么弟弟没被送走，挨了一顿打。她说她小时候经常被忽略，谁也不管她，从来没人给她开过任何一次家长会。长大以后她努力创业，弟弟支持她，有一天突然她爸给她打电话，上来劈头盖脸骂她不要脸，拿弟弟的钱开店。她的丈夫站在我身后，小声问我，他现在能去安慰他老婆吗？他想拥抱她是可以的吗？于是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整整一个下午，听着妻子用他听不懂的语言，说完了自己的前半生。出于隐私考虑，我没有把这个故事转达给陈的丈夫。我希望她自己说。这次倾诉后，陈开始能“做点事”了。之前她想到自己没有母乳就会狂躁，现在她可以自己给女儿冲奶粉了。她开始用英语简单地回应丈夫和婆婆。有一次陈私下跟我说，她觉得自己之前好像被鬼上身了，竟然觉得丈夫想杀死女儿。她问我她会不会伤到他们了。我说你可以跟他们聊聊，但是不用着急，你们还有很长的一生在一起，聊聊的机会总是有的。三个月后，我的咨询告一段落。我给她留了电话，给她的丈夫留下了一大摞中国食材的拼音纸条，需要的时候就拿着卡片去菜市场。他们已经会说“陈皮”了。陈再也没有向我们求助，唯一一次找我，是那一年的除夕，她给我发语音留言祝我新年快乐，说她正在家里熬芝麻糊。陈告诉我，她给女儿起名字叫陈贺，小名是加贝，比宝贝更宝贝。我想象那个画面，也会想象，她的丈夫和婆婆是不是在旁边抱着孩子，甚至用新买的盐焗粉做盐焗鸡。她的丈夫，即使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也会录音下来找到专业的人求助；她的婆婆，即使从来没听过“坐月子”是什么，也愿意为了她在三伏天关掉空调。他们在她哭的时候从不喝止，在她孤独的时候从不背过身。她会有情绪，会有愤怒、悲伤，而那些情绪被承认后，终于被一一抚平。他们“养大”了这个妈妈，而她，也会养大一个很好的女儿。
后来我听说，督导的女儿最终还是没有做社工，而是成为了一名主厨，表达爱心的方式是做小甜点送给流浪汉。我不知道她是怎样平稳落地的，我猜想那个答案，会在我们的最后一课里。我还是坐在熟悉的大桌子前面，督导让我任意选择一个身体部位，我选了手。我想起老照片里她抱着我，扶着我学走路，她也曾经放学后拉着我的手回家，生气的时候会把我的手甩开，不许我拉着她。假期她带我去学校里玩，我在通勤大巴上睡觉，她允许我躺在她腿上，我在迷迷糊糊的时候感受过她轻轻摸我的头。在极其偶尔的时候，她会陪我一起睡觉，在被子里我们手拉着手。接着督导指向了我的心。我复习我如何曾看见过妈妈的心。我想起我发烧的时候她一夜不睡坐在我边上，帮我换退烧贴，我听见她在小声地哭。我发现自己在讲述如何憎恶她对我的暴力的时候从不会掉眼泪，却在回忆起她也曾爱过我的时候嚎啕大哭。我在她的空间里，看见过一篇名为日志，标题是《女儿写给我的，我真的好感动》，里面记录了一封高二的时候我写给她的信。我想了那么多年她到底爱不爱我，其实没有必要。因为提到爱，她一定可以说，我的女儿是真的爱我。直到最后一秒，她都可以确定这件事。我的妈妈曾经收到过毫无保留的爱，就算我们都在极端狭窄的环境中，病入膏肓，但我们都曾收到过毫无保留的爱。那天我在督导的办公室里嚎啕大哭。回去以后，我又做了一个梦。我梦到中学时，有一次我突然发烧，下午上着课就昏昏沉沉睡着了，被老师叫醒送到教室外。我头疼得厉害，见到妈妈就开始哭，她把我抱在怀里，说马上就回家。周末的时候，我去找督导吃冰淇淋和烤面包。她倒了一点椰子酒和我碰杯，她说，你是我最好的学生，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
从小圣第一次向我讲述她和妈妈矛盾的那天起，我联想到了身边许多女孩们和自己母亲的关系。
我一直在等待这个故事的结局。我曾经设想过很多版本，以德报怨太不可能了，时间抹平也太冷漠了。
我从没想过这个结局。
她告诉我，她想要知道的答案，仅仅是妈妈也被爱过。
妈妈和女儿，施加与承受的位置从来不是固定的，从来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而想要改善关系，抚平伤痕，需要努力的人，也从来不止有妈妈和女儿。就像故事最后那个母亲“陈”一样，帮助她的，是丈夫与公婆，还有完善的社会机构培训出的社工。
妈妈也需要被养育，而这可以是所有人的责任。
插图：大五花
本篇11509字
阅读时长约29分钟
如果你想阅读【侯小圣】更多故事，可以点击下面的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