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新办1月25日举行的金融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肖远企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金融监管总局推出了50多项金融对外开放措施。取消了外资股份比例限制，包括取消外资参股、收购、增资金融机构的股权比例限制。现在外国资本可以持有银行保险机构100%的股权，实现完全控股。再往前几天，1月15日上午，中瑞双方在瑞士宣布完成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联合可研，一致同意支持尽快启动正式升级谈判。中方将给予瑞士单方面免签待遇，瑞方也将为中国公民和赴瑞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签证便利。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代表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协定将于2024年2月9日（农历除夕）正式生效。前两天通过的《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中明确：探索在浦东新区注册的涉外商事纠纷当事人自主约定在浦东新区内适用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仲裁人员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支持符合条件的外籍人才担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张江科学城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有人说，中国开放的步伐太快了，国内很多东西还不完善。也有人说，中国开放的步伐太慢了，已经时不我待了。不管开放是快也好，还是慢也好，背后都是“共识”。而共识的背后，则是人。一个个具体的人。或许大家都知道，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倭寇最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到嘉靖年间，倭寇横行沿海，成为了明朝尾大不掉的边患之一。沿海的总督将领们，从最开始的朱纨再到后来的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无不为剿灭倭寇而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但是真正导致倭寇霍乱的是什么？是明朝的海禁政策。真正导致倭乱的，不是那一小撮日本的浪人，而是因海禁政策而受害的千千万万的沿海居民，其实只要取消海禁，倭乱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如果说一开始明朝海禁政策，是因为朱元璋的现实问题和认知，还可以理解。一方面洪武年间，天下并不太平，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才下令实施海禁，另一方面，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出身赤贫的皇帝，他想恢复一种“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的农业社会。他所追求的是社会的稳定。所以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不过随着发展，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发展起来，中间海禁放松过一段，但是到了嘉靖年间，海禁又加强了，这里面原因就很复杂了。公开的说法是，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争贡之役”，使很多无辜的中国军民被杀或被掳。此后，嘉靖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但是，与此同时，江浙以及广东地区的“海商势力”快速崛起，走私贸易无比猖獗。嘉靖年间，最大的武装走私集团头目王直，成为众多走私集团的公认首领，“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拥众数十万，先称“靖海王”，后称“徽王”，甚至“南面称孤”。一方面是严格的“禁海”，一方面是走私的“倭寇”赚的盆满钵满，势力快速成长。当时几乎所有的沿海地区的“大地主”和“大财阀”，都和“倭寇”有说不清楚的关系。与此同时，这些地区又是“文教”比较发达，出“官员”地方。而这些出身的官员到朝廷里，大多还持续推动“禁海”政策。一方面，如果“海禁”被打开，所有人都能够自由的和外国做生意，虽然老百姓富了，虽然国家税收多了。但是因为有了竞争的存在，那些过去可以“禁海”为名，做“走私”生意的，做“垄断”生意的。也就无以为继了。而“海禁”持续，虽然对于当地老百姓有损，对于国家有损，但是对于这些做“垄断”生意的，其实没啥损失，甚至颇有裨益。甚至那些被“倭寇”抢走的“资产”，又何尝没有可能是“黄四郎”的一出戏呢？所以，支持“开放”还是“保守”，要看自己的生态位到底在哪里。而开放最关键的是开放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观念的开放。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20年来，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不断扩大开放，激活了中国发展的澎湃春潮，也激活了世界经济的一池春水。
——2021年11月4日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