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寺院做洗衣工

▲法事暂歇，一名僧人靠边低调走过广场，不少游客正在广场上拍照。（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 图）

我试探性地提交了义工申请，原以为需要经历筛选和考核，没想到联络人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师兄，欢迎回家。”我去寺里的行程就在这一句话中敲定了。

后来有许多人问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寺院，我都说是偶然。只有一个年轻和尚接着问我是否曾接触过佛教，我答说在宗教史课上学过六祖惠能的生平，他马上告诉我惠能曾在此隐修，并露出一副了然的神情，“一切都有因果。”我对此抱有怀疑。

我不信佛，没有学过佛理，我也很难相信，在自我意识过剩的时代，真的有人让渡自我给不知是否真实存在的神佛。但我很好奇，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往寺庙跑？

我在这座寺院认识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客房部的宝慧和甘露、客堂的解空、正觉堂的准提、绿化部的明净、流通处的雷音、义工部的慈地。我发现我一开始就弄错了他们来寺庙的目的，他们的心态也远比我以为的积极，虽然没有强大到不需要外力的慰藉，但又没有消沉到放任自我。从修行的意义上说，他们是自己的菩萨。

客房洗衣房的日常工作之一是晾晒洗好的床品，为了减少褶皱，需将床品平整悬挂。（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 图）

我去寺里没挑时候，恰好赶上盛大的法会，几千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一时间人头济济。寺里免费提供食宿，斋堂和客房部成为最忙碌的地方，以至于给我分配部门的和尚都没看一眼我的简历，就直接让我去了客房部，这让管理客房部的大姐很为难。

“看你这个样子，不像会做事的，来我这儿你能干什么呢？”她明显失望了。

但人手紧缺的现状不容她挑剔，想了片刻，她把我分配到了女客楼顶层的洗衣房，听起来似乎是最简单的活儿，只需晾晒和折叠床品。可是当洗衣房的负责人一道道程序教我怎么去做时，我发现并不轻松——这里对床品的清洁收纳依照的是星级酒店标准。

首先把床品从洗衣机取出，一件堆一件地理好后放在推车上，确保晾晒的时候它们不会纠缠在一起或者掉落。晾晒其实是一个力气活儿，洗衣机甩干后的床品不轻，当你晒完一百张床单，更能感受到它的重量，而且将床单在铁架上铺开后，需要捏住边缘用力抻平。最难的是折叠，床单、床笠、被套、枕套、毛毯，不同的床品有各自唯一的标准叠法。

负责人简简教我叠过一次床单后，放心地让我带另一个新来的义工一起叠，结果我们叠的床单全都需要返工，她也没责怪我们。简简年过五十，是个好脾气的贵州女人，结过婚又离婚，没有孩子，父母过世后她便来了寺里，她相信她孤独无依是因为注定要走这条路。

宝慧把简简归为“来寺里生存的人”，“管吃管住，（做满）三个月以上的义工会有一千元的补助。”宝慧在一楼前台做义工，我下楼收床品时常和她闲聊。她说来寺里的无外乎五种人：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赚钱、为了佛教文化，还有极少一部分人把佛学当性命之学，要借助它脱离轮回苦海。

宝慧自称不信佛，而是学佛，认同的是佛教道理。她言语稳重，熟悉后我才知道她是00后，大学刚毕业，目前是“无业游民”。她的专业是营养学，但本科学到的知识不足以让她在毕业后成为营养师，她打算将来去学中医。

无论是之前的打扫客房还是现在的前台接待，宝慧对寺里的工作很积极，“平时在家不运动，在这里跟着打扫房间，出出汗挺好的。后来前台缺人，让我学办理入住，学会了也懒得换了。”前台片刻离不开人，宝慧经常赶不上去斋堂吃饭，需要人帮她打饭带回来。她为了法会而来，却忙到没参加过一场法事。

我替宝慧感到不值，“为什么不申请换一个岗位？忙碌的岗位应该轮流做。”宝慧并不在意，“外面都是教你贪便宜，大和尚（寺里住持）说来寺庙就是来吃亏的。明着吃亏，暗着增福，我是在攒功德。”

寺庙罗汉殿里香客供奉的莲花灯，制式不同，供奉天数不同，价格各有差异。（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 图）

功德这个词在寺里的语境下很暧昧。在客堂布施的香客，总会得到一句“功德无量”，可功德是有“量”的，在每场法事中，优先进殿、占据最好位置的是功德主。他们至少捐赠上万元，那些捐赠几十万元以上的，被称为大功德主。

寺里的逻辑是这样的，能捐赠大额钱款，说明这个人在俗世中贡献了相当的价值，这当然是功德，以此“功德”来排优先级，是寺里世俗的一面。但寺里的价值是多元的，无论在什么岗位，做好分内的事就是在攒功德，这又是寺里超脱的一面。

除了寻常布施、供灯、供罗汉、捐功德瓦等敬奉香火的方式，法会期间还可以“请”排位——分超度排位和祈福排位，花费数额随缘的钱，可以在对应符纸上写心愿，符纸将在最后一场法事结束后统一焚烧。现在手写符纸的人太少，更多的人选择电脑排版打印，年轻义工们打印完毕，准备照单核查。我看着铺排满桌的符纸，像看到了满桌的“功德”。

两名义工看起来很年轻，却似乎不熟悉用Excel电子表格，核查几十张符纸用了一个多小时。我忍不住对其中更年轻的解空感慨，“这里真不讲究效率。”解空慢吞吞地反驳，“太着急反而会乱，做出来效果更不好，不如稳一点慢慢做。”

解空习惯按照自己的节奏工作，无论在寺里还是寺外，“在外面节奏肯定要快，每天都有那么多工作量，你得完成。”即便完成就能下班，即便领导在催，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节奏，所以，作为一名繁忙的程序员，他总是得加班。“早上9点上班，加班晚的时候到凌晨4点，甚至通宵。”

毕业后工作了大半年，解空辞职了，他不想找工作，又需要一个去处，于是来到了寺里。“吃的是寺院的，住的是寺院的，不用花费什么。如果我在家里躺着，我爸肯定把我踢出来。如果自己去租房，很费钱。”这个寺院是他待的第二个，义工的好处是流动灵活，可以随时换地方，并且工作轻松。

解空此前没有接触过佛教，他也不信，“佛教的世界观，比如六道轮回，你信吗？但这跟你来寺庙没有必然联系。”他接受素食也不是出于尊重，而是被迫克制了对肉食的欲望，“但是吃素几个月以来，我发现吃素比吃肉对身体更好。”

刚来寺院的时候，解空有过很多疑问，包括为什么现在的寺院商业化气息这么浓厚，久而久之他就接受了。“有功德主捐钱，寺院可以把规模做大，可以招义工，包吃包住，给他们安心的生活。如果没有功德主捐钱，我们就是想来寺院，也没得住啊。”

我接着问，“捐钱的意义是什么？这些排位也只是一张纸，还是你们排版打印的，你觉得它有什么用？”

解空说：“如果没有信仰，你会觉得寺里很多事情是由人的意志来支配的。如果你有信仰，或许不会这么认为。”

客堂是寺里的办事中心，义工的挂单、起单，香客的布施、祈福，寺里师父们喝茶聊天，都在客堂发生。（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 图）

我认为寺里没有人的意志干预的活动是求签，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机的，不过解签的依然是人。

寺里求签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数罗汉，照着年龄以你自定的顺序去数，一个罗汉对应一张签；第二种是转转盘，指针落在不同的天干地支上，再结合生肖取对应的签。解签一次20元，我去的那天是周末，排队解签的人很多，半数是年轻人，问事业、问学业、问健康，没有一个人问爱情。

等人走空，我取了一张签，解签师父问我，“你想求什么？”我答：“我没有什么想求的。”师父看了我半晌，真诚地说，“那我只能把签文给你念一遍，你要听吗？”

准提是帮人取签的年轻义工，他问我为什么不求，我犹豫着解释，“因为我不觉得求可以实现我的心愿。”他笑了笑，“那你确实没必要求。”准提来寺院做义工的第一天求了一张签，那正是他迷茫的时候。现在他发自内心地认同大和尚说的“心要向内，而不要向外追逐”，所以他不打算求第二张签。

“在外面就算有工资，但你要付房租，要消费，你既不快乐，又没有赚到钱，有什么意义呢？”准提之前做平面设计，频繁碰到不断要求改图的甲方，用软件做图很费时间，他经常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12点。因为熬夜太多，他大量掉发，失眠，虽然只有24岁，但他觉得身体已经累到了一个临界点。“我的一个同事也越来越消极，情绪不稳定，容易发急发怒，动不动就摔键盘。”

准提来寺院休息，原打算待半年，后来决定待一年，“在外面我去哪里都觉得很焦虑，这里暂时没那么多压力。”虽然重复性的接待工作也会让准提心生厌烦，但他会时刻调整状态，“在斋堂做饭的义工难道不会厌倦吗？但为了大家，每天准备一日三餐，各安其职。你要去理解别人，这个世界不是以你为主，很多人不愉快就是因为他们只在意自己，不理解别人。”

不再向外求，也让准提感到愉快，“我发现我以前的烦恼起源于我的贪求，有求皆苦。来到这里以后，生活简单，没有太多的贪求。”

与准提后知后觉的感悟不同，甘露来寺里就是为了找到答案。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走进了死胡同，“我的人生像是一个圈，一直在打转，我没办法脱离这个圈，我来这里就是要找到方法。”尽管她还不知道方法是什么，但来寺里几天，她已学会了一些新词：用“觉照”来找到自己的问题，理解“因果”来解决问题。

甘露今年25岁，已经在工厂打工多年，用她的话说，“见识过厂里太多的勾心斗角”，“很多人嗔恨心重，看不惯你，就会往死里搞你，一定要把你撂倒。”她不喜欢工厂的另一个点是“绝对服从”，“领导希望他说什么你就干什么，不管你怎么想，但是为什么要服从呢？”

我们同在客房部，她的工作是打扫客房，当我指出客房部几个年长师兄同样喜欢颐指气使时，她又表现出习惯性的顺从：“你把她们当小领导就好了，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出了问题也是她负责。这里有这里的生存规则，改变不了，只能适应。”

明静在寺里的绿化部做义工，负责佛像前小净瓶的插花工作，还不熟练。（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 图）

寺院的生活作息有一张供参考的时间表，晚上10点睡觉，凌晨4点起床。早晚课、气功操、禅坐、劳动和吃饭都有固定的时间段，一个时间对应一件事。大和尚主张做每一件事都是修行，“吃饭的时候，就用全然的心吃饭；砍柴的时候，就用全然的心砍柴……事事如此，就能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与日常生活相比，很多事在寺里显得更为严肃。寺里把吃早午饭称为过堂（晚饭称药石）。到过堂的时间，会有僧人敲击斋堂前的磬以示开始，寺里的人排队进屋坐好，一起念诵“二时临斎仪”——这是一则供养偈，大概意思是表达对诸佛和布施者的感恩——僧人还要单独念出为这顿饭布施的香客姓名，为他们祈福，之后才开始上菜，由斋堂的义工们端着盆按顺序为每个人盛饭菜。

由于“食不言”的讲究，斋堂有一套专门的手势用来与盛饭的义工交流，表达“不要”、“添加”、“少量”、“需要稠的/稀的”等意思。我第一次在斋堂吃饭的时候，由于不熟悉，每个盛饭义工走过来之前，我都要提前想好这道菜我需不需要、要多少，然后对着指示牌默记手势。

明静喜欢这样有仪式感的生活。我遇到她的时候，她正在给弥勒佛前的两个小净瓶插花，从选花、修剪枝叶，到设计摆放，用了三四个小时。这次来寺里她被分配到了绿化部，之前她在这座寺院的客房部、流通处（商店）都做过义工。“在客房部你是为了其他师兄在打扫，在流通处你可以从买卖当中运用你的智慧度化他人，每个部门都有学问，不要用你的思维去想象，要去实践。”

我跟着明静体验了一次绿化部的工作，清理寺里的六个多肉花坛：除了拿走花坛里的垃圾，还要对每一株多肉逐个检查，拿走枯萎的叶片，将掉落的叶片底部朝下放在泥土上（等它们长出新株），用花铲把被路人踢倒的多肉重新栽好。清理工作每天都要进行。

寺里斋堂用餐礼仪。（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 图）

除了学插花，明静还想在寺里学其他感兴趣的事，“什么都想学一点”。寺里有几十个部门，包括木工房、维修部、缝纫部。明静还喜欢参与寺里的农耕活动。这座寺院的大和尚主张“农禅并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寺里的僧人每天会去田里劳作，义工们也可以参与，前不久花生成熟的时候，明静参与了采收。

寺院对待耕种的认真超出我的想象。周围上千亩农用地都被寺院承包了，平时吃的蔬菜粮食基本都产自这里，还有用以榨油的山茶林，肥料不用化肥，用专门从北方买的羊粪。

从明静记事起，家里一直摆着一尊弥勒佛像和一尊观音像，除此以外，她没有接触过佛教。直到工作后，她的合租室友和邻居阿姨常去附近的一所寺院做义工，邻居阿姨看出她的疑惑，推荐她去体验禅修课。她发现去寺院不一定是为了宗教信仰，也可以是为了过另一种生活。

明静今年三十多岁，大学专业是商务英语，毕业后一直在服装城和电子城等商贸城做市场调研的工作，换过很多家公司，遇到赏罚不分明的领导或者压力太大时就换工作。她认为工作只是为了得到薪水，而在寺里，做一件事的意义就是这件事本身，她不想再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以前她来寺院小住，是在换工作的间隔期，这一次回去，她不打算再“打工”了，“去老家附近的网红景点摆摊，卖自己喜欢的小吃。”

到了用膳时间，寺里师父会敲磬和鼓提示大家入座，膳堂外的义工们双手合十向前来的师父们行注目礼。（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 图）

寺里遇到的并不都是愉快的事情，明静有一天被不点名地批评了，只因为她使用了客房的烘干机。

收到批评信息时，我、明静和其他几位年轻义工正围坐在小超市喝茶，身为洗衣工的我向明静解释这件事的严重程度。“他们认为烘干机太费电了。”简简曾语气自豪地告诉过我，“就算连续下一个月的雨，洗衣房也没用过烘干机。”

“你不觉得这很离谱吗？有烘干机为什么不用？能花多少电费呢？”雷音大声地表达反对，“我想起大和尚说的一句话：寺里不缺人，但缺少管理人才。”

雷音是个东北小伙儿，我们中最懂佛学的人，硕士专业是宗教哲学。“刚学佛的时候，一个老和尚对我帮助很多，他就是学了宗教哲学后出家的。”雷音毅然从本科的环境科学跨专业考研，但是他觉得在学校里没有在寺里明白，“佛学是理论，学佛是实操。”

因此，他又是我们中最喜欢对具体事务发表意见的人。很多部门严格说来没有管理条例，一切事务都依照前人的方法做，或者依照负责人（“小领导”，也是义工）的要求做。一名年长义工对我说在寺里做义工最重要的是“无我”，“摒弃个人的主观想法”，雷音显然对此并不认同。

雷音在流通处工作，寺里有九个流通处，卖不同的商品，他所在的是寺里最大的超市。此前他有过短暂的管理零售店的经历，来超市后进行了很多改革。他重新打印了价格标签，“之前的标签太小，不方便大家看，而且冰柜里的饮料都没标价格，我觉得应该有。”他花心思设计了货架的摆放，例如将花生、瓜子之类的小零食和速食食品放在门口最显眼位置，瞄准的是坐在超市外的户外座椅上聊天的潜在顾客。

他认为一昧照旧简直可笑，有很多细节可以佐证：“之前有一台鱼食机坏了，没人修，一直坏在那里，其实扫码照着视频操作一下就修好了。还有入账的时候，一直记得F12键不能按，按了系统会出问题。你直接把这个键拔掉不就好了？”

这些还是因为不懂电子产品导致的小问题，他与店长最大的分歧出在理念上，用他的话讲就是，能否对顾客“舍得”，以及“小领导”与义工之间能否“公平”。

为了让顾客买纸巾，即使店内茶桌上有抽纸，店长也不愿意给人一张。雷音的想法完全不同，在店长空缺的一周，他拆出很多小零食放在茶桌上跟进店的顾客分享。那一周时间，店内零食热茶不断，非常热闹，茶桌总是坐满了人，销售额比往常多出一大截。“我的感受是有‘舍’真的会有‘得’。‘舍’到什么程度呢？拿最喜欢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店长回来后，反对他这样的做法，店里又恢复了冷清。

店长在排班和安排工作上，让其他义工多干，自己少干，这也让雷音很不满。雷音察觉到自己的不满情绪后，又觉得不该这样，“我来寺院的发心（动念）是干好我自己的活儿。”

他于是将平复不满当成日常修行，“寺院是各种人都有的地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从没读过书的到博士，还有天天无理取闹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你才有练习的条件。你要是都能理解和包容，那你在社会上跟什么人都能相处好。”

我感到有些意外：“我以为你们是来求清净，没想到你们是来修行。”

雷音笑得有些高深莫测：“寺院的清净在于，如果不清净，那是因为你有问题，你不包容。当你能够跟各种人相处好的时候，你就清净了。”

在据说是大和尚闭关之处的寺庙后山，预计雕刻一面千佛墙。（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 图）

在寺里，愿意认真讨论信仰话题的人不多，我只碰上两个。一个是开头提到的年轻和尚，五年前出家，他告诉我选择出家是因为认同佛教的生命观。他原本在医院工作，见过太多生生死死——在西医的逻辑里，人像机器一样，哪里坏了修哪里，同样地，机器报废就意味着彻底作废——佛教给了他一种看待生死的新观点：

“躯壳相对于心来说，像一件衣服，我们认为自己就是活在躯壳里的这几十年，这就是迷失了。我们的心比宇宙还大，如果修行到能跳出时空，你能看到生生世世的自己。”

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人真的有轮回。”他说他不知道，“轮回是死后的事情了，你还没死，你就不知道，你死了，你也回不来。”但他致力于修行，认为到足够境界以后，就可以印证了。

另一个是慈地，三十出头的女性，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时，她正在超市外跟一位老人辩论佛法，但她跟我说的话更通俗。“佛法是智慧，我们从小到大，老师不教我们智慧，只教我们知识。”

在30岁时“栽跟头了”，慈地开始学习佛法，“很多时候人会觉得自己是最大的，相信自己的能力、判断和做事的方法，不会趴下身段。可是你慢慢会发现，这个世界有一套本身的规矩和因果，你得按照它的方法去做人做事。如果不谦卑，会有代价，如果贪婪，会有代价，只是你还没有完全理解到它会是怎样的代价。”

慈地信仰佛教，能用更平和的心态去接受外部的“无常”，“所有你遇到的人和事，都是在考验你，别人夸你，你飘不飘？别人打你，你恨不恨？你不能像复读机一样，来个什么戳你一下，你就反应一下。你要控制自己、把握自己，驾驭自己身心的状态。”

慈地叮嘱我，法会期间一定要参加晚上的焰口（施食饿鬼的法事），“能量指数很高。”再次见到她就是在那天晚上的焰口上，我们一起等待法师入场时，她闭起眼，跟着全场的人用压低的嗓音一遍遍唱“南无阿弥陀佛”，我试着开口，但终究唱不出来。

几天后的晚上，我没有去参加法事，路过大殿时听见洪亮的诵经声，忍不住站在外面张望。场内灯火明亮、锣鼓喧天，场外漆黑空旷，幽静得能闻到空气里浮动的百合花香。

我突然看见了同样站在殿前的慈地，她出神地注视着大殿，喊她几声，她像没听见一样，一步一步朝着大殿台阶走去。直至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带着我走上台阶，坐在殿外的靠椅上，问我参加焰口的感想。我告诉她，我不理解那些梵语经文的意思，所以我没什么感想，也没办法信佛。她说，“我看到你就好像在照镜子。”

“所以你也不信？”

“我想要信。你刚刚拍我的时候，我的灵魂正挂在半空中，挂在半空中没有着落，很想有个东西去依靠，信仰也是依靠。”慈地栽的“跟头”让她心态失衡，在短时间里失去了恋人和朋友，陷入重度抑郁，她有几年没有过正常的社会生活了。

我安慰她，“人生就是逆水行舟。有没有可能人的漂浮无依是一种常态？”

“大家漂浮着，然后呢？”

“然后流向最终的终点。”

“那为什么有的人要追求信仰？”

“或许信仰像货物，有的人把这件货放在自己的船上，船变重了，就变稳了，没有货的人更加动荡。”

“那会不会放上去之后就不是船了？”

我试图消解掉这段话的严肃气氛，开玩笑说，“是啊，最后成佛了。”

她笑了起来，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没说话，任由诵经声填满四周的空荡。在某个瞬间，这些声音吞没了我，连同我的烦恼和意识。慈地的声音把我拉了回来，“我觉得可能会变成叶子，叶子在水里起起伏伏，但是它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动荡无依。”

“万物与我为一？”

“用大和尚的话说，是万物同体。是舟，是叶子，也是水。”

（文中的名字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