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来了，这些顶级明星，让我们变得强大

“总是需要有无数的光阴无谓地流逝，才能等到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

——茨威格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

梁启超连夜逃走日本。六君子血洒菜市口。

身为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对清王朝失望，辞职回了绍兴老家。

当时的严复，正在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听闻消息，他悲愤写下“求治翻为罪”“莫遣寸心灰”。

思想转新的知识人，已对旧帝国彻底寒心，不再信任。

在压抑的环氛围中，他们渴求变化。很快，他们都将被一种新的世界观吸引。

这种世界观，由严复带来。

21年前，1877年，严复在英国伦敦近郊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学习，那时他23岁，已经在军舰上实习了五年，到过新加坡、日本，也到过台湾。

在英国，他接触了达尔文、斯宾塞、边沁、亚当·斯密、密尔，他对英国法治的公正、严肃印象深刻，对驻英公使郭嵩涛感慨欧洲的枪声正在于此。

回国后的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去掉伦理学，把书名译为《天演论》。

“适者生存，优胜劣败。”

此后，世上没有了胡嗣穈，却有了胡适之。

正在矿路学堂鲁迅，在一个星期日跑到城南，花五百文，买了一本。才知道“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

严复身后，是更为汹涌澎湃的西学大潮的汇入，科学、民主、自由、文明，一股脑儿地进来了。

一浪高过一浪的新知冲刷青年的认知。

行动，唤起来了。

1919，五四。

学生群情激愤，走出校门，走上街头。

蔡元培到校门口阻拦。“学生们不肯，他也就让开”，只留下瘦弱的身影。

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衣兜里塞满自己撰写并出资印刷的《北京市民宣言》。他也像愤怒的学生那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

第一次，他成功了，第二次，他被警察厅的密探逮捕入狱，关了98天。

“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他实践了自己对青年的教导。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创办《新青年》初，他既做记者，又做主笔，还做主编，一个人撑起一份刊物。

《新青年》一月一号，每号约100页，6号为一卷，从1915年创刊到1917年8月，一共3卷，18期，1800页，都是陈独秀一个人主写。

不到两年，《新青年》被新青年竞相追捧，陈独秀成为青年领袖。

1918年5月15日4卷5号的《新青年》上，《狂人日记》发表。鲁迅横空出世。

当时，感到《新青年》初期“不特没人来赞同，也没人来反对”，分外“寂寞”的鲁迅，对于投稿，仍在犹豫：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答他：“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起来了，“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他以笔为刀，雕刻了一副又硬又韧的骨头。

1923年，思想界最为轰动的事情是一场被称为科玄论战的大讨论。

当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演讲：科学能解决我们的人生观吗？

他的结论是否定的：“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的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这只依赖于每个人自身来给出回答。

“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胡适），在这个时候，赛先生却受到了公然的质疑。

论战正酣时，梁启超正在北京翠微山养病，但“忍不住技痒”，接连写两篇文章参战。

他的主旨是，人的情感是超科学的，那种科学万能、弱肉强食、欲望膨胀，竞争激烈的社会，人的精神世界会面临荒芜。

四年前，梁启超去往欧洲，在知识群体集体向西看的时候，他没有从欧洲看到希望。‍‍

相反，他看到：

“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悽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

也是在这一时点前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一种对当时的人来说，可称希望的新学说、新实践传入东方，扎下根来。

入狱后的陈独秀，按照胡适的说法，获得某种宗教般的感召，逐渐走向20世纪的共产主义。

他和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运动，进行空想社会主义实践，但都在短期内无疾而终。

当陈独秀又再一次带着《新青年》回到上海，和主张谈实际问题与实用主义的胡适，彻底分道扬镳。

五四之后，陈独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编刊立言的知识分子、学者，转身成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要命的革命者。

也因此几度入狱。

但此后的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和理想。

在男人们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重新想象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时，何殷震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

她的思考，不在中西二元、富国强兵、革命改良的传统框架中进行。

她和丈夫刘师培，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主流的权力结构保持了思想和情感上的疏离。

何殷震本人的思考，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印记。她主要着眼于工业资本主义，是如何系统性的生产穷苦的无产阶级的。

立足于原创性概念“生计”，何殷震看到的世界，是被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所主导的剥削结构对人的异化，在这些不平等结构中，资本与财富不平衡地积累，导致了社会的不公。

所以思考和批判，也必须在全球的层面展开，民族国家也不过是社会等级制的生产者和保护者。

由于这一思考逻辑，早在1907年，她就批判欧美女权追求的是“伪自由”和“伪平等”，也比波伏娃早42年洞悉了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

在形而上的问题被充分思考的年代，也有人在做具体的事。

陶行知，这位平民教育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同样有过弃医从文的经历，也曾醉心于近代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哲学，也发起或组织过各类演说、运动、展览。

但与劳苦大众的接触，使他深感没有真正的公民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制存在。

陶行知脱下了西装，给车夫、渔夫、要饭的孩子、饭馆的厨子教知识，在工作、街头、监狱做教育，办暑期学校，提倡男女同读。

在他那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只教学生劳心而不劳力的教育，是“吃人的教育”。

他要通过平民教育，打通贫富、阶层的“横阶级”，解除三教九流的“纵阶级”，实现社会的四通八达、全面连接。

同样在乡土里做事的，还有费孝通。

他的背后是革命的余烬，眼前是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当时的中国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

他在广西金秀瑶山，展现花篮瑶族的社会特点和民族文化；在自己的家乡，江村，记录遭受外部冲击而剧烈变迁的过程；在禄村，讨论土地制度问题。

对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系统总结被写进《乡土中国》，在这一本书里，他提炼出了“差序格局”。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原有的乡土社会的秩序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是一个富有生机和未来的社会，也需要以乡土伦理为基础。

晚年的费孝通，在意社会学的“文化自觉”，回到中国传统文化来重新寻找自身定位，再次梳理过去，希望通过自己，“把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

1988年，梁漱溟去世前一个月，对记者说，他对中国文化的期望，“就是顺应时代的潮流”。

梁漱溟，这位“最后的儒家”，中国文化独特价值的坚定守护者，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逻辑深刻支配一代中国人心灵的时候，却不觉得中国落后，一生在文化比较重为中国传统寻找重生之机。

他眼中的中国文化，由早熟，导致了它的停滞，也使它跳过了科学思维。

但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不见得是弱点。中国所长是“人对人”，西方所长时“人对物”，这也是两者文化发展殊途的地方。

而未来中国文化，应该在“仁义礼智信”无伦智商增加一伦，“团体对个人”“个人对团体”的互相关系，两者彼此尊重，由此养成民主的氛围。

时钟回拨。1903年，严复在翻译密尔的《论自由》时，将它翻译为《群己权界论》。他们共同察觉到了某些中国需要的东西。

百年中国，多的是爱得深沉的人。

他们的激愤、不甘、隐忍、倔强中，是对国家的爱，民族的爱；对社会的爱，对人类的爱；对女性的爱，对弱者的爱；对文化的爱，对理念的爱。以及，对自己的爱。

他们的爱，千百态。或者表达为反叛，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

或者深入乡土和穷苦人中，如费孝通、陶行知；

或者力求贯通中西文明，化合新文明，如严复、梁启超、胡适、梁漱溟；‍

或者在专业领域深耕，如林徽因、赵元任；

又或者，能够超脱于国家和民族，而具有深刻的反省意识，如何殷震。

抬头遥望，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如闪耀群星，照拂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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