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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vs东京,两年后我的比较和选择

北京vs东京,两年后我的比较和选择

10月前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464 篇文章

题图:Photo by Patou Ricard on Pixabay,文中未标注图片来自作者。

作者:张小蛇,湖南郴州人,从事图书出版工作20多年,曾任出版社副社长。参与策划、出版“在北大听讲座”丛书、“读懂中国改革”系列、《中国文学史》《成为》等。2021年9月移居东京,创建“读道社”,已出版《去留之间: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一报一馆一大学:中国转型的是非成败1897-1949》。微信公众号“一主义”主理人。


我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我来东京生活已两年有余了。

几个月前,我“潜回”北京待了十来天。离开两年,时间不长也不短。时间没有长到让我完全陌生的地步,安卓手机里的打车、外卖软件犹在,可以迅速“便利”起来;时间也没有短到变化还来不及发生,缺乏前后对比。这两年的时间,刚刚好让我多了一个“他者”的角度,在内心反复做比较,重新审视何为良好的生活……

现在的我,经常会给自己设问:现在让你重新回到选择的起点,你会选择哪座城市生活?

这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问题,且以此作为在东京生活两年的总结题目吧。

火热vs冷清


北京的生活,我曾用“火热”二字形容。那种“热腾腾、滚烫烫的生活,一踏入北京这种感觉总会迎面扑来。似乎总有见不完的人,谈不完的事情,赶不完的饭局……无尽的希望,就在前方一点点,让你有浑身用不完的劲头儿,努力奔向明天。人似乎总处于一种“亢奋状态”的波峰,下不来。

当然,在这“斗志昂扬”的状态下,日子过得极其快意,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呼朋引伴、聚众热闹,恨时光短暂,通宵达旦……人的情绪也易大起大落。只是偶尔也会在午夜的出租车上,看着这城市繁华的灯火,想起北岛的诗句: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

但是这种多愁的情绪只在“间隙”抽空出现,在北京生活,“没有什么一顿酒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只是心情不好,大家就可以迅速啸聚到一起,杯盏交错之间,酊酩大醉之后,哪还有什么烦心事,哪还有空多愁善感?

这就是北京,热腾腾的北京,情深谊重的北京,从一个酒桌流淌到另一个酒桌上的北京。

这是我爱入骨髓的北京,是我成家育儿的北京,也是汪峰歌唱里的北京:

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我在这儿死去

我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

北京北京

……


然而,我还是选择了离开。两年前,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生活了整整 20 年的北京,开始新一轮“漂”。究其原因,或许,只是单纯地向往远方,也或许,只是源于内心的不安分、想超离现状……


东京,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即便在这生活了整整两年,我还只能对它的地理方位有个大概了解,23 区、26 市,还有完全不知道的地方。我只在“有限的空间里”过着自己的生活。

如果说在北京是呼朋引伴的火热生活,那么,相形之下,在东京几乎是每天都要面对自己“一个人生活”的“冷清”。即便有朋友,大家都礼貌地保持着见面的频次,如果没事不会无理由地“腻歪在一起;即便有共同兴趣爱好,也基本是一周一次参加爱好的活动,“事了拂衣去”,事后约饭、约酒,即便慢慢熟络起来以后也不会那么频繁。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然,过的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我这两年,放下了几乎所有的工作,基本上在闲逛,任由面对陌生世界的好奇和新鲜感驱使着自己的行动。这种“自由飘荡”的感觉很让人沉迷,好像做到了一定限度上的“随心所欲”。

当然,也不是完全“无所事事”。也还在阅读,也还在胡思乱想,对生命中的“惑”寻求答案。当你换一个价值度量衡,这些事情,似乎变得更加重要起来,而且这个寻求的过程也很有意思。

是的,如果“尺子”不一样,怎么做比较呢?

看来,首先得把“度量衡”给统一了,才能有所谓的比较。

果以“事业”尺度做衡量,那么,自然应该选择北京。熟悉的场域,相对专业的行业,20 年积累的经验,也还不算笨,加上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似乎还有作为的空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再往深处追问一句,这是你想要的“事业”吗?你做的事情和“产品”能留存下来吗?答案似乎就不那么确定了。如果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如果只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似乎也可以不用这样拼命、“用健康换口粮”啊。换个环境,透透气,降低心理预期,开开心心地活着,不也挺好么?

那么,回到以“生活”尺度做衡量标准上来,如果仅仅是生活,换个地方,换到陌生的环境,完全没问题——不,似乎更加舒适。认识的人不多,语言也几乎零基础,你并不需要和其他人做深度沟通和链接,就在自己的世界里待着,这是和自己相处最舒适的状态。

据媒体报道,梁朝伟一个人在东京生活了十来年,他故意不学日语,省去和人沟通的“成本”。被记者拍到时,他穿着舒适的卫衣一个人在拉面店吃饭。这种生活被当成“新闻”报道,自然是很多人不能理解,觉得稀奇。然而,我懂他。

北京vs东京,一个似乎是“群体”的生活,另一个是每天都要面对自己的“一个人生活”。一个是偏事业型,一个是偏生活型,你要选择哪个?

经历过前半生的热闹和喧嚣,在后半生想换一种活法,这是很多人心里的想法,我也不例外,且践行之。

所以,这是换了一个频道生活,没法简单比较。

便利vs落后


两年之后再回到北京,会被它的“便利”所震惊: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手机上解决,且速度超级快。在去饭店的途中,朋友在手机上预订了半打泰山原浆,菜还没上齐,酒已经送到;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手机上下单,选择当日送达或者次日送达,且是送上门;打车更是方便,可以让车进小区停到自己的楼道口,几乎不用多走一步路;高德地图的导航已经可以精确到你的车行驶在哪条车道上;一台手机,解决所有的付款问题,现金几乎用不上,大多数人出门,除了手机都是两手空空,钱包为何物现在的年轻人估计已经不知道……

便利,太便利了!这种便利的生活太让人迷醉了!

而在东京,完全是回到了“原始社会”。两年时间基本没摸过车,大部分出行靠公共交通,加上骑自行车、步行;很少从网上购物,80% 的东西都是从实体商店买回来的;手机支付只是有些店可以,很多店还保持着用现金的习惯;开个银行账户、办张银行卡,审核半个月还可能通不过……

各种“不便利”,让人匪夷所思。让人严重怀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发达国家”?

在两个地方分别生活过 20 年和 2 年后,你也会在心里疑惑连连:“便利差异度”这么显而易见,为什么还会在内心里犹豫怎么选择呢?人选择极为便利的生活方式,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

“理所应当”的事情常常会受到动摇:极度便利,带来了极高的效率,有时太高的效率反而让人更容易陷入焦虑。叫了一个车、本应该进小区到楼道口的,司机如果停在小区门口就会引发你的不满;外卖如果在 15 分钟之内没有送达,你就会坐立不安,准备启动投诉;一旦堵车或者速度慢就容易引发路怒症……

只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吗?我不断听到类似的“论据”。

23 年 8 月份,单向街书店东京银座店开业活动上,许知远也说:我们总要做一点慢的事情,来对抗效率。

六神磊磊在《地主和农民都下不来了》一文中讲到“如今的许多舆情,已经变成翻牌比大小了”。

逻辑、法理、最终诉求、讨论的目的和边界都变得不是那么重要,谁输谁赢,舆情会倒向哪边,取决于你出手的牌是什么位格。

比如环保主义,最多算四个5;反消费主义,最多算四个8;大的牌也有,比如传统文化是四个K,“女权”是四个A,已经非常猛了,几乎能压死一切飞机、顺子、连对、小炸。

而当我们回头看去,当翻牌游戏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公共讨论,当玩家们全部窥破了这个秘密,搞懂了规则,人手一对K炸、A炸、2炸、王炸,炸弹满天飞,昨天你王炸我,明天他王炸你,请你感受一下这个牌桌,你能坚持几圈?

他说的是当今社会的“舆论现象”,但很多事情何尝不是同样的原理,都是“翻牌游戏”的原理:你快,我就更快一点;你更快,我就想方设法比你再快一倍;我再快到极致、快到无人能比……这样的牌局,你能坚持到第几圈?你小心脏的承受能力能坚持多久?仔细想想,所有的“卷”都是这个原理。


所以,选择不那么便利、看似“落后”的生活方式,其实和逃离“内卷环境”的内在动因是一样的。

因为卷无止境,我自主选择的“退步”——两年之后,我终于想清楚了自己内心在“抵抗”什么。

另外要说一点,“极其便利”之余,其实还有些“公平现象”甚至弊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便利绝大部分给了年轻人、智能手机使用者,而对那些不使用智能手机、或者软件使用得不好的人群极其不友好。比如,你在大路上不用手机软件的话,应该是打不到车的。好几个从国外回去的朋友,因为已经没有中国手机号码、没有中国银行卡可以绑定,给所有的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便利的同时,应该还有一种不选择便利的选项才好。

正因为支付便利,好多网络支付充满了陷阱:我姨父的手机给孙子拿去玩手机游戏,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支付了 5 个 648 元的“游戏装备费”,小孩子自己也根本不知道怎么付出去的。选择“申诉”,过程却极其艰难,需要提供各种证件和验证,一点点不符就无法进行。——这也是一种“效率”,让人觉得不寒而栗的“赚钱效率”。

我的选择


弗罗斯特说:每人面前都有无数条路,崇高的灵魂登上艰难的路,低下的灵魂走容易的路。每人面前都有一条艰难和容易的路,每人都决定自己的灵魂之路。

村上春树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

我曾说:所有的选择都是价值观的选择。

无论好坏、优劣,其实都是一个个体的“主观判断”。既然是“主观”的判断,那么,结论也是因人而异的。人们内心里所有的比较,其实都有一个价值观前提存在,否则无从评判。

东京两年的生活,让我逐步清晰、选择了用另外一种尺度衡量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对“上进心”、“进步”这些词保持审慎的态度,从而主动选择了“退步”生活。

当然,我也欣喜地看到,两年来,东京的华人公众文化生活已经拉开序幕,公共话题已经有越来越多人关注,公共空间也已经形成。在东大讲座上给我很多启发的记者张洁平在《天下杂志》撰文写道:离散者在东京相认。

▲ Photo by Z3RAJIRAIYA on Pixabay

这至少说明,并不止一个人这么想、这么做,当这群人彼此相认,他们并不孤单。

为了证明我所说的选择都是“个人选择”,我想起这次回国在北京和长沙见到的两位朋友:在北京的朋友“隐居”在东三环,在繁华的商圈里,她这两年基本也丧失了“上进心”,甚至面对以前特别想做的事情,都“激流勇退”了。她在和我想着一样的问题,即使两年不见,完全没有任何陌生感。

长沙的那位同学我多年未见,吃完饭后,我们在另外一个同学的办公室聊到凌晨一点。话题都极其形而上,我们达成的共识是,所有人的都需要面对自己的“生命课题”,哪怕身边最亲密的人都无法代替。我很高兴这么多年未见,我们依旧有这么多共同的精神话题可以聊。

对于他们,我有更多的敬佩。他们是不论处于何种环境,都能把自己“超拔”出来,保持思考,对自己绝不含糊。而我,似乎在某些环境里就不能更好地生活,必须借助环境的改变才能完成某些思考。如果不“连根拔起”,就完全没效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是对环境依赖度比较高的人。

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我才选择了“不断折腾,唯有这样,才不至于使自己总是走在老路上,靠惯性“滑行”下去。否则,我自己都会厌恶自己的乏味和面目可憎。

我不允许自己这样过完一生。


2月13日,一诺将邀请日本著名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教授,为在日华人女性举办一场关于性别差异的讲座。这场讲座将是对女性主义和父权主义的深刻反思,为所有观众提供重新审视这些问题的机会。欢迎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参加这次不容错过的演讲会(仅限线下参与,现场有同声传译)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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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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