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毕业后，我为何选择去当中学教师？

原文作者：Anne Marie Conlon

十一年前，James Carey从一名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博士后研究员，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科学教师。2013年，他在马萨诸塞州诺威尔市的一所小型中学安顿下来。他说，有些朋友仍然想知道为什么他花了这么长时间学习，却找了一份不需要那么高的教育水平的工作。但对于Carey来说，这是一条适合的道路。他说，当他还处于科研职业生涯早期时，他认为选择非学术的职业道路意味着你“似乎失败了”。他现在认为，这（非学术意味着失败）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心态”。

“假如我先前选择学术之外的发展道路，我不认为自己的旅程会像现这样在充实。”他说，“我现在意识到，如何到达那里或最终到达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如何在现在的工作中运用你之前积累的经验。我正在尝试充分利用我在科学和生活中学到的一切，将它们融入教学。”

Joaquín Ramírez Ramírez（举着白板）喜欢尝试不同的教学风格，然后看看哪种有效｜María Paula García

2005年，Carey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但他的研究并没有带他走向梦想中的辉煌学术生涯。他发表的论文数量并未达到自己的期望，2011年，他结束了自己在位于伍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UMass）陈医学院（Chan Medical School）的博士后工作，然后沮丧地发现自己很难找到一个学术职位。

当时他的第二个孩子快要出生了，他明白自己需要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当我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和评估我对科学的喜爱之处时，”他说，“我不断回想起自己是真的很喜欢指导年轻科学家，帮助他们学习技术、联结不同结果、寻找他们各自的科学故事，并把科学故事的各个部分拼凑起来。”

Carey并非唯一一位在中学科学教师岗位上找到幸福和职业满足感的科研人员。这项工作可能具有挑战性，薪资可能比学术界低，但工作稳定性以及能够将对科学的热情传递给下一代足以弥补这些不足。在这里，那些从大学讲堂跳到学校课堂的人分享了他们的灵感来源，并强调了为什么其他攻读博士学位的人也可能在中学教学中找到自己的使命（参见“考虑成为一名教师？”）。当Carey还是一名学生时，他说：“正是我的科学老师点燃了我的火花，如果我能对孩子产生这样的影响，即便只有一个也值了。”

《自然》采访的许多科研出身的教师都无法确定是什么让他们改变了职业道路。相反，他们对自己的科研工作内容越来越不满，并意识到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更大的工作满意度。

Ben Still就属于这样的情况，他在他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中微子物理学博士毕业的五年后，也就是2014年成为了一名教师。Still曾作为博士后在日本进行T2K中微子实验，并使用机器学习处理数据。他喜欢国际合作的特质，但行政要求开始逐渐产生影响。“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专注于我真正喜欢的物理分析。我可以看到，职业道路的重心正在转向管理、行政和资金申请。”他说。

James Carey（红衣）更喜欢教学职业中工作与生活的平衡｜Jennifer Greenberg

一系列写作和推广项目重新点燃了他的热情，其中包括与艺术家Nelly Ben Hayoun的合作，他们的合作项目用银色气球填充伦敦桥车站的铁路拱门，以呼吁大家关注日本超级神冈中微子探测器的内部结构。“我对解释科学的兴趣和热情远大于利用管理和行政工作来推动科学发展。”他说。

2014年结束博士后工作后，他开始在伦敦北部的一所私立学校工作。他上班的第一天要照顾30名11岁的孩子。“那是一场烈火的洗礼。”他说。他后来获得了教师资格，从那之后就一直在教师这个岗位上。

Carey的父亲在他14岁时去世，教学让他有机会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长。“不幸的是，学术界的生活并不总有助于这一点——[如果你花]长时间研究活的有机体，你不可能说，‘停一下，等等，我们先别做这个实验，我的孩子有一场足球比赛’。”

尽管在中学工作的要求很高，并且经常需要加班，但教学岗位仍然比学术岗位具有更多的灵活性。

平衡事业与家庭生活对Cindy Sparks来说是一个问题，她1995年在麻省大学陈医学院获得分子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她想继续研究，但也明白这需要她在实验室中呆很长时间。当她还是一名博士后时，她于1998年生下了双胞胎，“走研究这条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她说。

Cindy Sparks生下双胞胎后，“几乎不可能”继续走在学术职业道路上，她转而从事教学工作｜Sammie Doxsey

2007年，当她的孩子们上学时，Sparks回到麻省大学作为博士后从事分子医学研究，并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重返奖学金”（re-entry grant），该奖学金鼓励那些由于承担家庭中的责任而暂时离开的科学家们重返科研工作岗位。她同时教授理论和实验课程，并作为访问科学家前往中学交流。“我知道我很擅长这一点，并且我逐渐意识到激励人们并创造一些影响是多么令人满意的一件事。我的研究也发挥了作用，但它挤占了我太多的生活时间。”

2012年，Sparks开始全职教学，过去十年她一直在马萨诸塞州霍尔顿的沃楚塞特地区高中担任生物和化学老师。除了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之外，她还欣赏自己岗位带来的安全感。“我的收入不错，而且加入了工会。我的工作非常有保障。”她补充说，大学里的许多博士后和还未拿到终身教职的人的保障相对较差，工资也较低。

一些在博士毕业后选择教书的科学家是出于想为以前没有考虑过科学的中学生开辟一条职业道路。32年前，Suzanne Kalka在获得低温红外光谱学的博士学位后，开始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所公立学校教授物理学。她说，她的主要动机是激励其他人进入科学领域。

“我没有传统科学家的家庭背景。我家人来自一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蓝领工人，没有上过大学。”她说。她在中学时发现自己很喜欢科学，但在大学里，她很少遇到与她有相同背景的学物理学的人。“我想鼓励女孩和代表性不足的社区的[成员]参与科学课程。”她说。

尽管她可以轻松地在一所声望很高的私立学校找到一份工作，但“这不是我想教的学生群体，”她说，“有很多学生被落在后头了，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够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女孩。”

她希望尽早认识这些学生，趁他们对科学的热情仍然很高的时候。“他们必须在11或12岁的时候就明白，他们有许多职业选项。”她说。

Christine Yu鼓励她的学生们动手做实验以及参加国际科学竞赛｜Christine Yu

Still也有类似的想法。作为家里首位大学生，他说自己很幸运有机会这样学习科学。“希望我能为有相似教育背景的学生提供我没有获得的机会。”

现在，Still在伦敦私立的圣保罗学校工作，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教育推广项目上，例如寄宿暑期学校项目，这些项目也向公立学校的学生开放。他说，在一个资源丰富的机构中，他希望能够“尽可能广泛地”分享利益。他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对学生产生影响，因为“他们将接触的东西可能甚至他们都不知其存在”。

Still还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教了几年研究生教育证（PGCE）的课程，该课程旨在让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从事教学工作。他不断分享自己的经验，并激励其他人走类似的道路。

香港生物教师Christine Yu也认为，培养年轻人对科学的热爱的最佳时期是中学阶段。2007年在香港大学获得生物技术博士学位后，她从事了博士后工作，其中有一部分博士后工作是教学任务，结果她发现教学才是自己真正擅长的地方。

Yu还为13到15岁的学生发起了一个聚焦生物技术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项目。在这个实践项目中，学生能够修改细菌基因、参观大学实验室以及与在职科学家交谈。她与其他学校的老师和大学中科学家合作，帮忙组建或带队参加科学竞赛，其中包括香港及其周边城市的学生提交的研究项目，优秀的项目还有机会晋级国际竞赛。

Yu对自己学生的成绩感到非常满意——她自豪地谈到以前的学生现在正在国外著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很幸运，”她说。“我有机会引导他们参加具有挑战性的比赛，从而拓宽他们的视野，并让他们接触其他来自全球STEM领域的学生。”

经过多年博士后工作后来到学校任教的科学家常常意识到，博士后阶段的工作为他们在新的职业生涯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担任博士后20年后转行当教师的生物学家Charlotte Wood来说，丰富的经验让她对课堂充满信心。尽管她承认在四十多岁时申请教师培训课程时最初有“冒名顶替综合症”的感觉，但一旦开始教学，她发现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岁月让自己能够向学生清楚地解释那些有争议的话题。

“我十分清楚科学研究的严谨以及正直和诚实的重要性，就像我们讨论MMR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所谓的联系]”时一样，”她说，“我可以找到原始论文，并将其与新发表的论文进行比较。”

在实验室多年积累的科研经验让Charlotte Wood在与学生讨论有争议的话题时充满信心｜Jessica Stringer

读博可以让教师为课堂做好准备，并学会可迁移的沟通和演讲技能。在艰难的课堂环境中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也很重要。Yu说，在读博期间“毅力非常重要”，这是她希望学生掌握的一项技能。“大多数时候实验都会失败，然后我们就会思考该如何解决问题。”

Joaquín Ramírez Ramírez喜欢将实验带入课堂。作为墨西哥库埃纳瓦卡蒙特雷高中的化学和生物老师，他有时会以系统的方式组织课程，有时也会采用更开放的方法。“我有一些可以在课堂上尝试的想法或假设。”他说，并且他可以从学生的测试成绩中获得即时反馈。

对于Kalka来说，最好的教学准备就是全力以赴地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是一项艰苦的体力活，”她说，“这就像在学校教授科学一样。你每天实打实地要在学校的科学实验室里站上12个小时，甚至更久，并且你要做所有的杂务——拖地、清洁实验室等。”

尽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激励学生的希望对许多教师来说是转行的重要原因，但也有些人转向教育是出于不同的原因——纠正他们认为的系统性缺陷。“我们的教育体系扼杀了我内心的科学家精神。”印度班加罗尔Seed2Sapling的主管Pankaj Jain说。这个机构是他在获得分子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与他人共同创立的，致力于促进建设性学习——让学生通过游戏和探索的方式进行实验并发现答案。他说，重点应该放在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天生的好奇心上，而不是仅仅给他们所有的答案。

“至少在印度，我相信大多数国家也一样，”他说，“科学或数学的教育重点是了解所有概念，但几乎没有人教授‘他们是如何得出概念的？’。”

Jain和他的团队与20多所学校合作，总共为约1万名学生提供服务。团队成员还向规划印度课程的州级和国家级委员会提供意见。Jain认识到，这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只是沧海一粟，但与许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一样，他很高兴能够做出积极的改变，无论那些改变有多么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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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38/d41586-023-03612-3

原文以Why these PhD scientists swapped research for secondary-school teaching标题发表在2023年11月20日《自然》的职业特写版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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