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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5年后,我才真正直面死亡

父亲去世5年后,我才真正直面死亡

10月前







失去是人生的常态。在时间维度上,我们在不断告别四季;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在不断与同学、朋友告别;等到了成年后,又不得不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失去并不意味着一段关系的结束,或者说逝者的消亡。丧亲者仍有机会与逝者建立新的联结。

          

作者 | 邢亚琪
编辑 | 门纪
题图 | pixabay


父亲去世5年后,Tina首次走进心理咨询机构接受了哀伤辅导。

在此之前,她的精神已经陷入了一种极度不平稳的状态。在家中,她经常会因为一件小事与丈夫大声争吵,也会毫无由头地突然崩溃大哭,甚至会暴力踢开女儿的房门,冲其大喊大叫。在公司开会时,她也经常需要在开会中途暂停会议,自己躲到车中悲伤哭泣。


这些看上去颇为“失常”的行为,曾严重影响了Tina与家人的关系,也使得她在应对工作时越发吃力。那时候,Tina和丈夫均未料到,这些行为多由其父亲离世引起,且由丧亲产生的哀伤能连续5年之久,甚至使生者的生活变成一团乱麻。


在心理学上,当丧亲产生的哀伤情绪严重损害到了个体的社会功能,且超过六个月,丧亲者就需要关注自己是否患有延长哀伤障碍,这被认为是一种由亲近之人去世引起的病理性哀伤反应,且不会随着时间和冷处理而消失,如果不妥善加以引导,哀伤障碍会在心里隐秘而疯狂地生长,最终遮挡住人生的所有光亮。


但有数据显示,98.76%的家属在经历丧亲之痛后,不会寻求心理医生或相关咨询师的帮助。


时间带不走哀伤


Tina的父亲出生在广西一个多子家庭,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排在中间位置的父亲总是在不经意间被父母忽视,但他一直不遗余力地照顾家庭,也不吝啬对陌生人伸出援助之手。


在Tina的眼中,父亲承担的苦难是直观且刺目的。


Tina眼中的父亲一直为家庭奉献,且毫无怨言。(图/电影《父爱如山》)


父亲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家中经济紧张,为了让已经入学就读的大伯继续学业,他主动放弃就读机会,外出务工。大伯大学毕业后,父亲拿着外出务工攒的一部分积蓄回到老家,成为了个体经营户。


当察觉到身患小儿麻痹症的二伯到了最佳的婚配年纪,但上门说亲者却寥寥无几时,他又主动将经营状况良好的店铺转让给了二伯,以此作为他婚恋的砝码;此后,大伯家中购置房屋,他仍不遗余力进行了帮扶。


对Tina而言,父亲就是家的代名词,他在无形中塑造了Tina的人格,而他的离世则意味着,Tina心中的家彻底坍塌。当时在Tina身边,经常会有人劝慰她“时间长了就好了”,或告诉她“每个人都会经历死亡”。


这些看上去充满关心之意的话语让Tina更觉烦躁,她在父亲离世不久,就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记忆力也出现了明显衰退,有时开会途中,她常常会忘了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不仅如此,她的眼泪也经常不分时间、场合,突然就涌了出来,有时候,她不得不中断与客户的会议,躲到车上独自哭泣。


父亲去世后,Tina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图/pixabay)


Tina的失眠症在父亲离世3年后达到了峰值。在身边亲朋的建议下,她前往苏州当地的一家医院就诊,后被诊断为患有严重的焦虑症。Tina记得很清楚,就诊结束后,她被要求服用两种药,一种是治疗精神分裂的,一种是治疗抑郁的进口药。


依托这两种药,Tina获得了短暂性的休息,但服药一年后,她突然出现了耐药性,变得更加健忘,每天浑浑噩噩,与家人的关系也几近冰点。


她经常会因为一件小事踹开女儿的房门,对她破口大骂。但与此同时,女儿又是她无法脱手的强心剂,如果因为出差,哪天晚上没能见到女儿,Tina的心中就会莫名涌出巨大的哀伤,她会变得格外内疚。


Tina的精神状态使得丈夫也几近崩溃。有天晚上,Tina在卫生间独自哭泣时,丈夫找到了她。他将Tina轻轻拥在怀中,眼泪也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Tina至今记得丈夫那天泪水挂满脸颊的样子,他说:“如果你的情绪始终无法好转,我也要崩溃了。”


接受哀伤辅导的目的不是消除哀伤,而是正视哀伤。(图/unsplash)


“哀伤是永远无法消失的,哀伤辅导所做的,就是帮助我们以一种合理的方式与哀伤共生,以免被其操纵,陷入情绪崩盘的漩涡之中。”马来西亚人舟舟如此形容哀伤辅导的意义。


舟舟的男友在2019年被确诊为腮腺癌。为了治疗,他切去了一侧脸颊,也失去了照相的欲望。在这期间,舟舟时常陪同男友散心,帮助他渐渐走出了手术阴霾,两个人的关系也日渐升温。


可到了2020年,男友的癌症再次复发,这对恋人不得不再次投身癌症抗击战中。当所有医疗手段失效后,男友选择了安宁疗护,死亡成了一个随时会降临的日子。


那段时间,舟舟也开始着手准备男友去世的一切事宜,当男友被送进焚化炉时,她的心中甚至生出了陪同男友赴死的想法。


男友家的一些长辈安慰舟舟:“你还年轻,还可以再找到新的对象,一定要坚强。”这句话深深刺痛了舟舟,她虽未与男友步入婚姻,但两人心中早已将彼此视作一生伴侣。她清楚地知道失去对方带来的哀伤,不会因为没有步入婚姻而减少分毫。


接受哀伤而非对抗


在丈夫的建议下,Tina开始寻求专业心理机构的帮助,试图缓解哀伤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在前后更换了两次心理咨询机构后,她终于遇见了一位“合拍”的咨询师。


接受哀伤辅导后,Tina与丈夫开始重拾生活的美好。(图/受访者提供)


在心理咨询师的引导下,Tina前后接受了三次催眠,并在催眠状态下再次见到了逝世5年的父亲。时至今日,她对催眠所见的画面也依然记忆清晰。


第一次催眠,Tina回到了年轻时,她提着行李箱行走在乡间小路上,远远就看见了背倚大门、眉目含笑的父亲。他的头发、胡须已然花白,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红白条polo衫。父亲在世时,Tina曾多次劝说父亲丢弃这件衣服。


第二次催眠时,父亲脸上笑意稍褪,担忧悄悄上爬;等到了第三次催眠,父亲脸上的笑意完全消失,身子也已佝偻,他眉眼忧切,似有千言万语要说。透过父亲的神情,Tina意识到自己与父亲真正到了分别时,她的眼泪浸透了胸前的衣服,嗓子也哭哑了。


Tina与女儿在享受假期。(图/受访者提供)


与父亲告别的同时,Tina也开始正视与家人的关系,她想起每次女儿感冒时,自己总会如临大敌,坚持到医院就诊,并对劝说自己冷静的丈夫恶言相向,指责其并不关心爱护女儿,是一位不合格的父亲。


这些颇显离谱的行为,被心理咨询师解读为情感转移,对方告诉Tina,她之所以做出这些行为,是因为父亲去世后,她将父亲去世产生的遗憾和自责转移到了孩子身上。她企图通过严管子女来弥补失去父亲的遗憾,而背后的真相是Tina一直在自责没有关注到父亲的健康问题,没有强行带他去医院,她始终坚信是自己的忽视才导致了父亲的离开。


与丧亲带来的哀伤和谐相处后,Tina也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去安慰周围的丧亲者,“人固有一死”“时间长了,这种情绪就淡了”等话语是一定不会提及的,她更愿意陪着对方一块喝酒吃饭,或者外出旅游。


多参与社会活动,有助于丧亲者合理应对哀伤。(图/pixabay)


接受心理咨询的同时,旅游也是舟舟的日常活动之一,她会随身携带男友的照片,与之共同走过更多的风景,品尝更多的美食。每每与画面中的人分享新鲜事物时,她语气中的遗憾总会不自觉减少,脸上也多了几分轻松:“你如今已经无法享受这些了,所以就由我代劳吧。”


除旅游之外,舟舟也将时间投入到了志愿活动、线下聚会以及工作等各项事宜中,并在哀伤咨询师的建议下加入了哀伤互助小组。组内成员经历相似,心绪相通,这让她找到了倾诉之窗,她的孤独感也渐渐减弱。


在社交平台上,舟舟断断续续更新着与男友相处的点滴日常。在她的镜头下,男友似乎彻底摆脱了病痛,他的脸颊不再凹陷、苍白,行动也变得活泼灵动,术后痕迹在“赛博男友”的身上彻底消失了,而这似乎意味着现实世界中的男友并未彻底离去,她与他仍存在某种联结。


“帮助丧亲者找到与逝者之间的联结,是应对哀伤的有效方法之一”,心理咨询师杨依妮称,哀伤辅导的作用不是帮助丧亲者对抗哀伤,而是找到接受哀伤的途径。她说:“只要爱存在,哀伤就不会消失,而对抗哀伤选择遗忘,是与人性相违背的。”


患者接受治疗的过程,也是家属逐渐面对死亡的过程。(图/pixabay)


杨依妮大学毕业后,主要关注领域为临终关怀与哀伤辅导,她接触的第一位来访者是患癌人员,对方在经历了一年半的治疗后最终过世,其家人也在随后接受了哀伤辅导。


目前,杨依妮接受咨询的时长已达500余小时,她在这一过程中注意到了一个十分鲜明的现象,即突发性丧失给家属和患者本人造成的打击往往更重。他们因为缺乏思想准备,所以更容易陷入哀伤和焦虑等复杂的情绪之中,反之,有准备的告别往往可以为家属提供缓冲,也可以缓解患者的焦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丧亲者在面对亲人突然离世时,只能束手就擒,我们仍有很多方法弥补突发性丧亲带来的遗憾,与逝者好好告别”,杨依妮以自身为例,说明了弥补告别的重要性。


她的爷爷在数年前摔了一跤后去世,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再一次体会与逝者的情感联结,在封棺前,也同爷爷诉说了心中的遗憾以及难过,并纷纷表达了今后生活的安排。告别被融入了许多环节。


难以说出口的安慰

和被忽视的哀伤


在我们的日常表达中,无论是用文字,还是在口头上提起“死亡”这件事,人们总是会含蓄地以“离开”或“走了”等词语代替。当患者去世后,闭口不谈与患者有关的话题,似乎也成为了人们解释“死亡”与“失去”的唯一方法。


而这也导致了丧亲者在独自沉浸于哀伤之中的同时,需要面对许多异样的沉默和不恰当的安慰。


在医院内,杨依妮见过太多回避死亡的行为,他们中有些人因无法接受亲人离世,而采用过度医疗延长患者寿命,有些家属因为害怕担上“不孝”骂名,而违背患者意愿,坚持治疗。在这场对抗死亡的“战争”中,无论是患者还是其家属都是受害者。


一名儿童孤独地坐在海边。(图/pixabay)


在为儿童做心理咨询时,杨依妮对一位儿童尤为印象深刻。他在童年丧失了最好的玩伴,但父母担心孩子难过,一直对此事闭口不谈。直至多年后,这名儿童出现了厌学和强烈抵触学校的行为,父母才察觉到因为没有正确进行生死教育,孩子已经深陷丧失玩伴的哀伤之中。


如今正在接受哀伤辅导的Stormmi也曾深陷于情绪旋涡。她在一年之内经历了两位亲人的离世,但让她更不能接受的是家乡的丧事习俗。


在她的老家,人们会在将逝亲人意识清醒时为其穿戴寿衣寿帽。已经丧失全部力气的亲人,只能任由身边之人摆弄,亲眼看着家人为其葬礼忙碌。Stormmi曾在夏天为将逝亲人穿戴寿衣时,触摸到了其背后冒出的阵阵汗液,她不确定这些汗是因为天气炎热生出的,还是逝者因惊恐产生的。


保留逝者的部分遗物,有时更利于帮助丧亲者处理哀伤。(图/pixabay)


后来,在咨询师的鼓励、建议下,Stormmi找到了与已逝亲人保持联结的正确途径,她保留了已逝亲人的照片和衣物,这成为了她与逝者的纽带。除此之外,每逢清明、十一、春节和逝者的忌日,Stormmi和家人都会前往墓地祭拜逝者,她也再次获得了与已逝亲人交流的机会。


可即便深知丧亲者需要何种安慰,当在电梯间遇见同样经历了丧亲之痛的上司时,Stormmi的语言系统却突然失灵,曾在心中思索良久的话语,最终变成了简单的“保重”二字。


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Stormmi并不觉得遗憾,她意识到自己之所以难以启齿,既是害怕对方会因为突然的关心而情绪崩溃,也是害怕自己被贴上“巴结上司”的标签。


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丧亲者还是不能走出来?


“我们应该明白,失去是人生的常态。在时间维度上,我们在不断告别四季;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在不断与同学、朋友告别;等到了成年后,又不得不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失去并不意味着一段关系的结束,或者说逝者的消亡。丧亲者仍有机会与逝者建立新的联结。”采访最后,杨依妮说道。


校对:杨潮, 运营:嘻嘻,排版:蒋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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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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