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父亲去世，我才与对他冷漠的15年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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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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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读者：月亮粟

正月十五，父亲去世了，我却没有哭。

这是他第三次脑梗发作，父亲从十年前第一次犯病，就落下了身体障碍。母亲在北方老家独自照顾父亲，而我这个独生女从毕业开始就来到了南方一座城市，一躲就是十五年。在亲戚邻里眼里，我一定是个不孝女。

在童年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一位严父，严格到我觉得他很刻薄。他严格地管理我的作息时间，严格地挑选我的业余爱好，甚至严格地筛选我的交友伙伴。小时候不懂得也不敢反抗，直到十三岁青春期，我们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僵持。

《我和爸爸》剧照

他说什么，我不听什么。一个周日早上，他用惯用的叫醒方式闯入我的房间，直接拉开我的窗帘，任凭刺眼的阳光射在我的脸上。我一如既往地被他催促着去上每周一次的乒乓球课，只因他觉得小孩子要多吃苦磨炼意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不情愿地爬起来，内心的抵触开始升温。从我走进卫生间开始洗漱，他就不停地宣教那些我听了几百遍的道理，我忍无可忍，用力摔上门，他又用力扯开。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子，已经开始树立起自己的隐私屏障，同学间也把这些事情作为一种成熟的标准和特权。卫生间关门是我的隐私底线，他的行为彻底激怒了我。

“你就知道摁着我使劲，自己为什么还下岗了呢？”我终于说出了在内心嘀咕了很久的话。父亲突然愣住了，但是很快做出了反应，快到让我措手不及。

父亲抡起右手里拿着的球拍，狠狠地扇在了我左侧眼睛旁边的脸颊上。我觉得从太阳穴到左耳一阵钝痛，慢慢开始发热。我推开他，疯狂地跑出家门。边跑我边抹了一把左脸，感觉有什么东西淌了下来，眉毛下面有点痒。我没有意识到，淌下来的是鲜血。母亲大喊着我的名字，冲下楼追上了我。我模糊记得母亲紧张里带着哭泣的面容，以及满是鲜血的手掌。

《狗十三》剧照

那天早上我到底没有去上乒乓球课，因为我的脸被扇了一道大口子。母亲当场送我去了医院，医生缝了三针。我想父亲也是第一次知道，眉骨附近的血管那么脆弱，我的心，也是那么地脆弱。只是我们对脆弱的理解，完全无法共情。

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去上过乒乓球课，也几乎没再主动开口跟父亲讲话。我觉得他说的话，我已经完全排异了，我要说的话，他也不会懂。

高考时，我再次违背了他的意愿，填报了一所离家很远的大学。父亲这次反而没有说什么，可能他也放弃了与我的交流。

成年后的我几乎断了与他的联系，只是每周打电话给母亲报报平安。有时候我会听到父亲在母亲背后用那种熟悉的语气大声说，“问问她，过年哪天回来。”自从我离家后，母亲就承载了我的部分角色，没有选择地接纳父亲的各种说教。我多少次想安慰母亲，想开导母亲，甚至想劝母亲也离开那个家，但是我终究没有说出口。父亲的严苛没有换来乖巧懂事的孩子，却换来了我对各种情感的沉默不语。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读书的城市，甚至都没有犹豫过，是否要回家乡找工作。好像我所有的情绪都在十三岁的那个清晨，随着那股温热的鲜血流走了。

《狗十三》剧照

工作后的我买了手机，跟母亲的交流从短信到微信，听说家里的座机也撤掉了，因为不会再因我而响起。我想，我不会再在他心里留下一点声响，他也不会再因为我而发脾气了吧。

工作后的第三年，母亲的手机号亮在了我的手机屏幕上，我知道这不同寻常，因为她很少给我主动打电话。父亲脑梗了，夜里被送进了医院，经过一晚的抢救已经平稳了，母亲才打了这个电话。

我第一次听到“脑梗”这个词，觉得这是一个跟死神很近的病，声音颤抖着给领导请了假。我直接奔向火车站，买了最近的一个班次。到达医院后父亲已经转入了普通病房，我推开门下意识地回避了父亲的身影，直接将目光投向了母亲。虽然每年过节都会回家，但还是看到母亲苍老了许多。

我带着抵触望向父亲，一方面是一直有一种童年不好的滤镜，一方面是不忍心接受他卧病在床的样子。可能是我心理预期太低，当我看到父亲平静的面容时，反而觉得他气色还不错。

母亲说，父亲是晚饭后一起看电视时发作的。因为他经常在看电视时发表观点唠叨她点什么，所以很及时地意识到他讲话不清楚了，连忙叫了救护车。

《漫长的季节》剧照

医生说，父亲是第一次犯病，又发现及时，损伤了部分语言中枢，具体还要看他彻底清醒过来的情况。我跟母亲轮班在医院陪护了几天，父亲就回家了。他可以听懂我们的讲话，但是讲不清要表达的意思，医生说属于表达性失语症。可以接受信息，但是无法完整地组织语言输出。

我不知道这样的患者是否能意识到自己表达出来的不是别人能理解的语言，父亲总是支支啊啊“说”个不停，语气比当年更暴躁了。他的肢体功能没受影响，生活完全可以自理，暴躁的脾气让人觉得他反而更强壮了。

年假结束后我便再次选择了逃离，这一逃又是五年。这五年里，每年回家母亲都肉眼可见地衰老，反而是父亲看起来还是那么“硬朗”和倔强。他好像已经接受了自己失语的现状，变得沉默，母亲却因为需要不停询问和确认他的反馈而变成了一个唠叨的老太太。

中秋前一周，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父亲再次脑梗了。又是夜里犯的病，不同的是母亲已经习惯了他的默不作声，这次没有及时发现，直到早上才去送医。虽然进行了紧急取栓术，但是医生说，二次脑梗治愈率很低，这次的CT显示有很大的实质性损伤。

果然，父亲这次损伤了肢体行动，彻底变成了半身不遂的老人。这一次出院很艰难，我们两个女人第一次感受到一个成年男性的身体重量，也第一次意识到，做一个脑梗患者家属是一件多么沉重的事情。

中秋节我们是在医院度过的，中秋后我又申请了一周的年假和事假，也没能完全安置好家里的事情。父亲右侧的身体完全失去了功能，这一次，他真的像一位病人了，他再也无法抬起右手抽打我的脸颊了。

我打听了全职护工的价钱，显然不是我们这种家庭能够承受的。我去考察了几家医养结合的养老院，但是半失能老人的价格比家政还贵，价钱低的普惠型护理院不仅需要排号，环境条件也确实不忍心把老人送进去。

《归还世界给你》剧照

朋友告诉我，社区有针对特殊家庭的看护小时工，属于医保的福利。最终我提交了定期看护的申请，上门核实后每周有几个钟头的免费登门辅助护理，好让家里的陪护家属有机会买点补给品，出去喘口气。

一次次地想办法，我就一次次替母亲感到绝望，这种绝望让我窒息，窒息到我再次想逃离这个家庭，就像十几岁填报大学志愿时一样。

母亲在这样的煎熬中又度过了三年，这也是我回家最频繁的三年。同事都知道父亲的情况，觉得可以理解我的困难，其实更多的，我是担心母亲。她很少再给我打电话，也极少抱怨这样的生活。我每次回家都会看到父亲戴着大号围嘴的身体，扭曲的表情。母亲买了一个铜铃铛挂在他的左手上，有急事时让他摇晃。但是他不受控的身体时不时就会晃响铃铛，每一声都非常刺耳，母亲却好像对这种声音免疫了，就像我小时候屏蔽了父亲的宣教。

今年春节，满大街都是欢度节日的喜庆。除夕那天，看着社区里挂满了灯笼，我和母亲不知道为什么都想带着父亲下去看看。在这个没有电梯的老小区里，父亲已经很久没出过二楼的房间了。

我先把轮椅搬下楼，又和母亲一起半拖半抱地扶着父亲走出大门。自从三年前第二次犯病，父亲就不再见周围的邻居了，即便是过年有人串门拜年，他也执意不出卧室。或许黑夜可以包裹他所有的不堪，那天他破天荒地配合着我们。

虽然是阴冷的晚上，汗水还是打湿了我们三个人的帽子。父亲好像一个第一次出门的婴儿，努力看着周围的一切，但又有点不适应地挤着眼睛。我趁着他看灯时望向他的眼睛，那双我从小不敢直视，不想直视，再到不忍直视的眼睛，那里面有我对他的畏惧、厌烦和愧疚。

《对你的爱很美》剧照

我不敢承认，每次听说父亲犯病赶回家的路上，脑子里都不受控制地乱想，设想各种他真的去世以后的安排。想到自己提报请假手续时应该先使用年假，后续可以再申请丧假，想到应该去找谁联系墓地该通知哪些亲戚，想到我是应该把母亲接来南方还是再从老家重新找工作。我甚至还想过，母亲一直喜欢猫，这下终于没有人唠叨猫脏猫吵，她可以安心养猫了。每次思绪这样飞出去以后，我都会颤抖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孝，偷偷想，如果这些想法被别人知道，准会被骂冷血。

但是没有人理解，我之所以会这么“无情”，是前半生一点点的积累。当我在网上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发泄着自我觉醒的观点，“‘吃得苦中苦’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要刻意地去吃苦，这本身就是一种来自父母的精神压迫”，我会解恨般地点个赞，并羡慕他们的清醒。

当我在单位上被同事推着参加了工会组织的乒乓球比赛而得到了领导的认可时，外人感慨父母对我培养得好，练就了一身童子功，我却觉得自己的肌肉记忆可怕，可怕到摸起球拍就感觉眉骨咚咚直跳。

那一天晚上，我们三个人一起看了整场春节联欢晚会。凌晨两点，我被母亲急迫地敲门声吵醒，母亲说，父亲又犯病了。

急救车开进小区时关闭了警报声，只有红蓝相间的灯光在刺眼地闪烁。医务人员熟练地把父亲抬下床抬下楼，我们走了十几分钟的两层楼，他们只用了十几秒。我分不清去了哪个医院，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记得车窗外还是一闪一闪的，我也分不清那是车灯还是烟花。

父亲被直接推进了急诊室，我和母亲被安排在了走廊里。急诊室进进出出嘈杂不断，很快又被推进了一台很大的机器。母亲看起来比我平静很多，难以想象前两次她是如何一个人面对这样的无助，又如何忍到平稳后才给我打的电话。

《大山的女儿》剧照

我急切地抓住每一位出来的医护想问一句情况，但他们的忙碌都让我插不上嘴。在这种生死关头，我居然肚子痛想上厕所，张开口问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卫生间在哪里。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愧疚，也为对父亲冷漠了十几年而感到愧疚，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这泪，却不是因为悲伤。

经过急诊的抢救后，父亲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用沉稳但极快的语速给我们叙述着病情和下一步风险，他大概已经面对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但是我还是第一次，所以脑子跟不上他的节奏。我大概听到，低密度区，多发，肺部感染等等，最终母亲接过一张单子，说了句，“签吧”。我揉了揉眼睛才看明白，那是一张紧急情况放弃插管的协议书。

第三次脑梗发作，父亲在医院里挨了整整十五天，期间两次进出ICU，最后一次就再没出来。我和母亲轮班在重症走廊里等着消息，陪到第二次转重症时，我们实在熬不动了。护士提醒我们，有紧急情况会手机通知我们，没必要再从走廊里等了，不然好人也熬坏了。

朋友发信息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我回复，“没事，我没有那么脆弱。”是的，在外人眼里看起来我没有那么脆弱，小时候医生告诉我，眉骨结疤后会比原先的皮肤更结实。“坚强”是一个很好地借口，掩饰着我内心的冷漠和无情。朋友劝我要有个心理准备，毕竟是第三次犯病了。我回复，“如果真的不行了，对我和我妈都是种解脱。”“解脱”，我到底是说出了这个词。只有完全一个人时，内心那个小恶魔才会对着我的胸口指指点点，“承认了吧，你就是个不孝的女儿！”

《温暖的弦》剧照

正月十五，全家团圆的日子，父亲彻底离开了我们。那天晚上，我反而睡了一个好觉。在这之前，我已经从医院周围悄悄找好了办丧事的中介，平静地安排好了后续的事情。

三天丧假结束，我回到了工作岗位。我已经开始从网上看房子、看工作，理智到让自己都觉得害怕。我准备了两套方案，问问母亲是想搬来南方与我一同生活，还是我回老家开始重新物色工作。

清明小长假同事讨论去哪里玩，有人说要带父亲一起回老家宅子看看，听说村里的杏花开了。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这两个字突然钻入了我的耳朵，像一根钢针从我的耳道直插我的耳膜、咽喉、心脏，发出一阵又紧又酸的刺痛。我被这猝不及防的感觉吓到了，躲进了走廊的卫生间。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父亲了。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好像要把小时候的胆怯，青春期的叛逆，成年后的不羁和这十年的冷漠一并冲刷掉。

这些眼泪，好像要把梗在自己内心十几年的“不孝”二字也一并冲刷掉，让我正视对父亲带着纠结的思念。虽然有些迟了，但今年清明节，我要回家看看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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