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那年,我自作主张,报了冷门 985 大学里的冷门专业……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467 篇文章
题图:Photo by Ernie A. Stephens on Pixabay
作者:伽禾,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舞台剧编剧(EDWARD LAM DANCE THEATRE,HK),英语译者,现供职于出版业。译有《内战见闻实录:西班牙战场》《萨义德传》等。
高考那年赶上非典,本来是最后冲刺的复习阶段,改成全部回家自习,以小组为单位,每天早上向小组长报告有无发热状况。数天后,小组长反应过来,不如大家省点电话费,谁发热了谁再向我报告。早八晚九的高三生活换了轨道,爸妈白天都不在家,我反而有了专注力,连数学大题都能心平气和、不带畏难情绪地多钻研几道。
不过,到了照着标准答案估计分数再报志愿时,心里又忐忑起来。不想去家门口的大连,北京怕是分数不够,我想我应该走得远些,报没多少人跟我竞争的学校。再次自作主张,我报了冷门 985 大学里的冷门专业。
刚到南方我就被热得生了一脖子的痱子,吃不惯食堂的籼米,那四年成了我最瘦的几年。新生做自我介绍时,有个女孩问大家中文系是第一志愿,还是调剂来的,答案并不意外。已不是街道都办文学大师讲习班、还发结业证书的八十年代,医学、商业、法律……分数更高,也对应着更好的工作起点。
回头看,大学是个矛盾体,一方面,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排得密集,另一方面,也确实没有了中学意义上的管束。走学术之路,还是进学生会积累人脉,考公考各种资格证,大部分同学都有各自的打算。
据说祖上先贤是张天师的张姓师兄,有次联谊会坐在我旁边,在此起彼伏的喝彩声中,他忽然问我:你以后想做什么?我愣了一下说:我才刚上大二。他转头继续望着舞台说:并不早了,应该打算起来了。
在出国和考研之间犹豫不定,未来倒像被雾笼罩,有位师母说读中文系是家里衣食无忧之人的选择,我没有当面反驳,我没有告诉她,这是一个小升初去考省重点,语文考出全体考生第二名,数学离及格还差太远的小姑娘自作主张的结果。我隐约觉得,我想多做一些思考,多了解一些历史,多体验一下人生,真正地读一些书。
▲ (左)爱德华·萨义德 (右)丹尼尔·巴伦博伊姆
这时,我读到了萨义德与巴伦博伊姆的对话,一位是巴勒斯坦裔美国思想家,“他者”“后殖民”“文化研究”这些耳熟能详的词便是经他之手变得流行,另一位是犹太裔古典音乐指挥家,自从在伦敦的某处旅馆大堂相遇,二人结下终身友谊。萨义德去世那年恰是我上大学那年,在距他去世五年前,他与巴伦博伊姆进行了多次对话,谈音乐、谈书籍阅读、谈音乐和书的异同,谈二人创建的“东西合集乐坊”(募集来自以色列、来自巴勒斯坦的年轻乐手,希望他们可以借合奏一出经典曲目增进理解),其中有这样一段:
巴:勇气永远都是最重要的……换言之,就是如果你演奏贝多芬的“渐强”,那么“立即弱”创造了一个来到悬崖边的幻象,你必须完成,不能倒下,不能将“渐强”演奏到一半就放弃。
萨:那么什么是胆小鬼的做法?
巴:只将“渐强”演奏到某种程度……贝多芬先写“渐强”后写“立即弱”,意味着“立即弱”之前最后的音符应该是“渐强”中最响的那个音符。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很大勇气,因为很难,很难控制声音。容易的做法是把“渐强”演奏到某一点上,然后停止,你就能很舒服地进入“立即弱”的部分,而悬崖的整体效果就失去了。这种勇气,我觉得是解决所有人类问题都需要的一种勇气。
从演奏贝多芬的心得可以推演到反思人类问题的解决之道,如何形容当时读到这段话的震撼都不为过。
▲ Photo by simonschmid614 on Pixabay
再遇到萨义德是十五年后,2018 年底,因出版工作需要,偶然问起版权代理方萨义德还有哪些著作可以授权出版简体中文版,竟得知有一部传记刚刚写好。有关萨义德的书籍并不少,可是综合全面的传记却没人写过,我很想把它翻译成中文。
我还保留着打印出来供校改的第一章译稿,结尾处标注:“10 月 31 日中午,第一章译完。”那是我正式休产假的第一天,还想着可以趁休假多翻译翻译,却没想到次日凌晨羊水就破了,被 120 拉到医院,在急诊室躺了 12 个小时,才轮到一个正经床位。羊水破了,而宫缩跟不上,等到下午 5 点钟滴上了催产素,这立竿见影。又过了 4 个小时,等宫口开到十指,靠着早上的几口馄饨,和下午的两口点心,我被推去顺产。咬牙努力半天未果,再捱下去对胎儿不利,所以继续上催产素,终于在接近午夜 12 点时生出来。
在七人大通铺式病房里住了两天,便被要求出院,反而是宝宝,因为黄疸数值飙升必须住院,刚出生的小人儿,要自己住院三天。以用力去劈开剧痛,引发的效果不仅是分娩当晚精疲力竭却睡不着,此后半个月,我也很难按那句“孩子睡大人也要抓紧睡”去执行,反而眼前如过电影般,想起纷杂的往事,神经好像经历了一场地震,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复归原位。可是我还有 600 页《萨义德传》要翻译,往往是在早上如果我醒了,孩子还没醒,算是有个可以继续翻译的机会。只是我很难集中精神,在听到孩子哭声、必须停笔前,经常只译了两三句话。在不能耽误正常工作、回家大部分时间陪娃(包括起夜冲奶粉)的情况下,就是靠每天译一百字硬挤出的时间,《萨义德传》渐渐以中文的面貌呈现。
它不是以年月日为单位,事无巨细的流水账传记,后来读到传记作者的访谈,他提到这部传记前后写了四稿。一方面,出版社希望他多写萨义德的生平趣事,另一方面 ,他希望这部从采访百位以上当事人、查阅档案到落笔历时八年完成的传记,能够丈量出萨义德的思想地形。
萨义德以《东方学》奠定学术地位,他既写学术专著,也能在大众刊物上发表文章,是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上的常客;为 BBC 撰写纪录片文字脚本、是弹钢琴好手,也是古典音乐资深乐评人;他身处纽约,心向巴勒斯坦,为自己的同胞——流散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难民伸张权利。
跨学科、跨专业的思考并非始于他入读普林斯顿大学本科博雅通识课程(打通哲学、文学、音乐和法语),在 15 岁孤身赴美读高中前,他先后读过埃及开罗的吉齐拉预备学校、美国人子弟学校、耶路撒冷的圣乔治学校以及开罗的维多利亚高中。萨义德的回忆录《格格不入》生动描述了在上述学校的格格不入之感。
▲ 七岁的萨义德与妹妹罗茜于开罗住处
仅以维多利亚高中为例,它的设计宗旨是成为中东的伊顿公学,《学校手册》第一条就是“英语为本校语言,凡使用其他语言者,发现一律严惩”。显然,这只会让学校里的阿拉伯学生更想说阿拉伯语。
在与英国教师发生严重冲突后,维多利亚高中对萨义德做了休学处理,代理校长甚至断言他在英式教育制度下没有前途。萨义德日后评价道:“我开始注意到,我有两种几乎绝对分开的生活,一是在学校的表面生活,一是汲源于音乐、书,汲源于和幻想交织的记忆,被我珍爱的内心生活。我这两种自我之间需要整合与自由,但似乎总是合不上拍,虽然我潜意识里相信这两个自我总有一天会整合。”
对萨义德来说,他的内心生活一直是一股驱动力,驱使他永远在塑造自我的路上,“塑造”并不准确,毋宁说是“更深刻地理解自我”,这个过程没有因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又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而停止;没有因获得显赫声名而停止,甚至也没有因确诊白血病而停止。
回想五年前为何一定要翻译这部萨义德传记,仿佛没有明确的答案,再退一步说,如果我知道日后会如此苦于没有做翻译的时间,全靠碎片时间挤海绵——因为其中涉及的不仅是字对字、句对句的翻译,还必须熟悉他的著作、了解他走过的时代,我还会不会义无反顾地去译?但是翻译是精读,这也解开了大学时读萨义德和巴伦博伊姆对谈为何会有醍醐灌顶之感的谜底:在那个我也对自我寻寻觅觅的时期,从北方到南方,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求学,手里突然拥有的自由让我害怕,我害怕这选择错了,大错特错,而我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萨义德仿佛在说:请多一点勇气。
孩子有天和奶奶说:奶奶,你今年不要回老家,明年再回去,明年我上幼儿园,一个人坐校车,下车,进小区,坐电梯,上楼,拿钥匙开门,一个人在家里,等爸爸妈妈回来。奶奶学给我听,我说我并没有教他这样说。
我有时会想象以后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专家说不出三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就会迎来奇点,那么普通人只能坐以待毙吗?这是萨义德留给我的启示:永远不要放弃人可以思考的能力,现在可以加上一个状语——在机器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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