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眼看3年了，教培补课却又要回归了？

最近，很多地方的小奥培训班又开始火爆了。

以笔者所在的省会城市为例，蛰伏2年多的某教培巨头在工作日晚上和周末重现了门庭若市的场景，还新开了好几个教学点，而教学内容也从原本的“素养课”回归了小奥。

而新东方呢，也启动了声势浩大的“归巢计划”，向离职的老员工发出了回归的召唤。

这么看来，教培补课已经彻底回暖并合法化了？

事实上，对于很多一线城市的鸡娃家庭来说，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过“双减”。即便在政策执行最严格的2021年，依然有很多游荡于合法边缘、灰色地带的学科培训存在着。

以最具典型性的小学奥数为例。某机构在大规模关停国内线下教学点的同时，在境外注册了实体公司开展业务，一方面服务那些有需求的国外家长，比如硅谷华人家庭，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境外公司的名义，绕开了国内的监管，继续向国内家庭提供服务。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他们把教材从中文改为英文，把服务器搭设在境外，要求学生用外币缴纳学费——卑微而战战兢兢地活着。

大机构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而“小黑班”则更是通过转入地下，尝试在夹缝中求生。双减的头两年，很多家长都听说了不少神奇的培训班故事：比如教学点打游击战，每次课前临时通知上课地点；新报名的学生必须有老生家长介绍并担保，不然不收；交学费必须用现金，联络都用暗语，等等。这些小黑班往往收费不菲，生源也不愁，只要不死，都能赚得盆满钵满。因此，即便各地教育主管机关扫楼一次又一次，给出的罚单一张比一张重，这些小黑班却仍然保持着“野火烧不尽”的旺盛生命力。

所以，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市场有需求啊。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双减文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义务教育。这几年提到的减负，主要都是针对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对高中以上虽也有波及，但影响非常小。

头部高中为了提高自身的高考和竞赛成绩，都有生源掐尖、预先培养的需求，双减前的民办学校和校外机构之所以那么卷，本质上是为了迎合头部高中的掐尖需求，以及部分家庭的升学需求。双减后，民办学校和校外机构都受到了非常严格的管制，但是需求依然存在。于是，各地都出现了很多头部高中下沉到小学去掐尖的事情。一些头部高中甚至下沉到小学中低年级去找苗子，提前掐尖，并多出几年的时间进行专项培养。而丘成桐教授为了培养数学研究型人才而在各地中学办的“丘成桐班”则成了许多地方小升初择校的又一条新路径——背后大多抛弃了丘成桐的初心，变成赤裸裸的掐尖游戏。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毕竟清北在全国就只招那么多人。

换句话说，只要还有考试，教培就永远不可能消失。

当然，这些小规模、高难度的掐尖毕竟只有极少数的学生和家庭才能参与其中。对于大部分普通学生和家庭来说，双减还是有正面意义的，内卷的规模和程度确实肉眼可见地减小了。

不过，现在的校外培训似乎正在慢慢恢复先前的规模和影响力，未来双减的力度还能持续吗？

有一种看法，目前这种情况其实是政策制定者有意为之的一条“双减”路线图。

前文说了，补课、掐尖是刚需，不可能靠一味禁止就能完全消灭。我们的邻国韩国就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减负减负，最后却是越减越负。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开始要那么大张旗鼓地打击校外培训，把几家巨头打到奄奄一息，3年后却又重新放宽，让它们重新复苏呢？

这背后恰恰体现了政策制定者的苦心。

首先，打压校外培训机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当时掌控了升学的核心渠道。双减前，几乎所有的小升初、初升高的掐尖渠道都被机构瓜分了很大一块。说起来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但实际上却是资本渗透了教育领域，伤害了教育平权——当年一些机构甚至嚣张到公开售卖优质学校的名额。这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严控、打压势在必行。

而通过雷霆万钧的打压，让这些教培机构感受到主管机构的决心和手段，就能给它们上一道紧箍咒，让资本在开展业务挣钱的同时，意识到有这么一条“红线”存在，能够主动为了“求生存”而自我约束。所谓“矫枉必须过正”，当一个企业的边界直接关系到它生死的时候，监管成本自然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在需求一直存在的情况下，大机构如果彻底退出市场，那么市场的空白就会被前文中提到的那些“小黑班”来接手。考虑到监管成本，几家“听话”、“懂事”的大机构，和成千上万家游击队一样的小黑班，哪个的监管成本更低？必定是前者。这就给重新给大机构松绑提供了政策上的理由。

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大机构相比于小黑班有服务标准化、收费公开透明等诸多好处，小黑班又不合法，又不安全，价格还特别“黑”，如果有得选，大概率会重新回归大机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市场机制，小黑班就自然而然地会被逐渐淘汰，退出主流舞台。

新的《校外培训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里明确提到了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涉及到方方面面，在大机构和监管机关达成某种程度的协作默契之后，这些监管措施将会更容易落到实处。教育主管机关的指挥棒更容易高效率地挥舞起来。我想，这正是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

然而，从长期来讲，上述政策依然只是一种过渡性的临时政策。由双减拉开帷幕的这场教育改革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长期任务。

从教育政策的指向来看，整顿过重的学生负担只是第一步，最深远的目标其实还是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与评价标准单一化之间的矛盾。

那些主动投身于学科内卷的学生，为了争一分两分，能够付出无限度的努力。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这一分两分能决定他们未来人生的走向。因此，付出再多也不为过。

虽然，国家多次提出过转变教育目标的倡议，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要大家搞素质教育，但最后却都因为“高考”这座大山在，变得悄然无声了。如今已经是21世纪二十年代了，我们依然在“唯分数论”这个怪圈里打转，甚至这种“卷”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

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简单粗暴的唯分数论的高考，之所以经历那么多年、那么多争论后，依然能够屹立不倒，就是因为它是最公平的一种选拔方式。治大国，“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某次涉及面颇大的改革的代价是牺牲制度本身的公平性，那么一定会遭到不遗余力地抵制。这是教育改革迟迟无法触及本质的根本原因。

幸好，社会一直在进步，老百姓的观念也在与时俱进。如今，许多家长已经不把“上名校”作为孩子的主要人生目标了，而是更注重孩子自己的爱好和个性。同时，很多先前受到歧视的工作岗位和行业，在现在也重新得到了尊重和公平对待。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具有多元化价值体系的社会。人人做着不同领域的工作，但并不因此产生财富或者社会等级上的巨大差异，每个人都是自己领域的佼佼者，并因为自身的专业性受到尊重，这才是这场长期教育改革最需要实现的目标。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当这句话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的教育改革才能真正告一段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