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青年对熟人细细盘算, 对路人掏心掏肺, 不禁让人心酸”

7月前

✪ 周泽鹏肖索未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导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个体化进程，个体减少了对体制的依赖，流动性增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许多人用“奋斗个体”这一形象来形容国内新个体，而在大众中间，他们也往往是各种大城市的“某漂”。经济上个人奋斗的同时，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家庭主义又使个体以新的方式嵌入社会。那么，新的嵌入方式对城市漂泊青年和社会的意义如何？本文通过对一个青年空间的案例研究，呈现了中产阶层北漂青年在高度竞争性的制度环境下的复杂生活状态。

文章指出：他们一方面形成了适应功利型人生模式的奋斗自我，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和社会的期待；另一方面，他们对这种制度化的生活感到怀疑和失落，内心挣扎于对自主性的需求与对制度的依赖之间。

通过与陌生人建立“纯粹关系”、对日常生活进行反思和对公共议题的讨论，青年空间为年轻人提供了探寻“本真性自我”的可能。青年个体自主建立的社会交往也是一种填补意义空缺、重新嵌入社会的方式。然而，这种本真性的体验往往被限定在青年空间内部，难以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反而成为维持“制度性个体化约制”运作的解压阀。新冠来袭后，该青年空间被迫解散。而在国内外环境愈加复杂多变的后新冠时代，这种脆弱的青年自组织能否继续，还有待观察。（来源：文化纵横）

体验本真性：

北漂青年的

社会交往与双重生活

▍引言

2019年的最后一夜，北京各处的餐厅、咖啡馆和酒吧几乎座无虚席，青年们聚在一起迎接新的一年。江姗却来到了位于居民楼里的A青年空间（以下简称“A空间”）。晚上八点多，推开A空间的门，一派热闹景象扑面而来：几十名青年聚集在这里，分成三组，每组十余名青年，坐着站着或躺着，激烈地讨论着一个话题。过一阵子，话题变换，讨论者也换了面孔，一晚上小小的空间里竟有近两百名青年来来往往。江姗兴奋地挤过人群，加入了一场关于“生活与爱的哲学”的讨论，后来又参与到对贫富差距问题的探讨。接近零点时，他们围聚一团，边唱国际歌边倒计时，群情鼎沸。

后来，回忆起跨年夜的感受，江姗仍然很激动，她特别喜欢这种“和平常生活很不一样的讨论和聊天”。30 岁的她就职于传媒行业，北漂了6年，平常的工作枯燥无味，上班“像在一滩死水里”，而闲暇时间在A空间参加社交活动，是她生活中少数感到兴奋的时刻。无数场正式或非正式的公共讨论与社交活动曾在 A 空间上演，许多像江姗一样的北漂青年在这里相遇，相谈甚欢。

青年空间是近年兴起的新型公共空间，旨在为都市青年提供精神交流场所，营造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主要举办沙龙、分享会、读书会等活动。参与者大多是中产阶层北漂青年，年龄在18到35岁之间，未婚，基本都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属于城市白领新移民（张文宏、雷开春，2017）。作为改革开放后经历市场转型的一代青年，他们从家庭中“脱嵌”，独自来到都市打拼，是中国个体化进程的排头兵，过着以自己为主的生活。和江姗类似，尽管都市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机会，但奋斗的人生模式时常让他们感到无趣和怀疑，而A空间的公共生活“可以让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很深刻的交流”，感受到共鸣和自我意义感。

现有研究大多在“奋斗个体”（striving individual）的框架下理解个体化进程中我国青年的主观样貌（阎云翔，2012；Hanser，2001）。在国家和市场主导的制度性个体化的约制下，个体将自己锻造成追寻个人成功的奋斗者，同时积极拥抱消费主义以填补集体生活的缺失。这一分析框架强调“国家—市场”对主观心灵的塑造，并着力刻画追求个人利益而缺乏公共性的功利型个体面貌。

与此不同，A空间中的北漂青年表现出对公共生活的自主追求，似乎满怀理想主义。如A空间的跨年贺词所说：“A青年空间和一批批对生命、对集体、对时代有过思考的青年伙伴，共同为彼此构筑了一片理想主义的栖息之地。”他们身上呈现了已有主观个体化研究未展现的复杂样貌。这让我们不禁困惑：他们为什么选择参与A空间的活动？这种“和平常生活很不一样的讨论和聊天”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本文通过呈现青年空间中北漂青年生活的复杂性，尝试反思功利型“奋斗个体”的主观个体化范式，以丰富对当代青年生活处境与主观世界的理解。

▍田野和方法

青年空间是对公众开放的、主要面向受过高等教育的都市年轻人的公益性小型城市公共空间，是中国后工业时代新型城市空间和公共生活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盖琪，2017）。2012年起，中国大陆有近40家规模各异的青年空间在各个城市兴起（杨坤韵，2016）。A空间是国内发展较好的青年空间，位于北京某小区的居民楼内，一套约300平米的复式公寓作为其物理空间（见图1）。它在创办之初便具有公共性的目的，“公共讨论平台”是其重要的角色。A空间如此界定这里的讨论活动：“（希望）可以形成一个良序的公共表达空间……创造一个小规模的公共话语对话体系和空间。”A空间成立于2012年，由高校学生筹资创办，起初具有中心化色彩，由有社会声望的名人举办讲座、主导活动；后期则转向去中心化，强调自由平等的交流，鼓励青年人自发创办和组织沙龙、交流会、分享会等活动。讨论的内容多为青年人关心的公共议题或学术话题。在正式的活动之外，青年人还在这里三五成群地进行非正式的探讨和交流。空间内的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非常活跃，按笔者田野调查期间的估计，最高单日人流量可达200，平常周末也有数十人在空间内流动。

图1 ：A 青年空间平面功能分区图（左为一层，右为二层）

A空间内的人群可分为经营者与参与者，他们共同维系着空间内的公共生活。经营者即空间内的工作人员，大多也属于北漂青年，负责空间的日常管理、活动的统筹和线上社群的运营，承担宣传、组织和协调的职责，很多时候他们也会参与到活动中。参与者即参与空间内活动的都市青年，他们大多属于中产阶层北漂青年及其后备军，也有少数本地青年。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区别于底层打工者的城市未婚白领新移民（张文宏、雷开春，2017），很多人属于城城流动（从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有较高的教育背景、收入和更多探索精神生活的资本。

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第一作者（以下简称“我”）在A青年空间进行田野调查，并在12月底至1月住进A空间，进行24小时沉浸式参与观察。在空间里，我有三种身份，一是做田野调查的大学生，二是住客，三是A空间新媒体部门的兼职助理，这三重身份帮助我从多角度理解空间内的生活。田野过程中，除了亲身参与社交生活，我还与近40名青年进行了非正式谈话，耳闻、观察或参与他们的闲聊，形成了详实的田野笔记。在田野期间及随后一年内，我对组织或参与了空间内公共生活的20名北漂青年分别进行了1~3小时的深度访谈。本文的分析材料主要来源于田野笔记和访谈转录稿。此外，笔者经工作人员许可获得了大量内部文档及一份内部发行的纪念册，作为辅助分析材料。

▍制度化人生模式中的挣扎与反思

（一）功利型的人生模式与奋斗心态

来自河南小城的叶秋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的程序员。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深圳、广州和杭州的互联网行业闯荡了四五年，为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和生活前景，他内心坚持“一定要留在大城市”。2018年底，面对50万年薪的诱惑，他从深圳跳槽到北京，担任项目负责人。正如学者指出，社会流动性（包括地理位置和社会地位的流动）是中国个体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因素（阎云翔，2012）。在国家推动的市场经济下，促进流动的国家政策、劳动力市场的私营化、房屋租赁市场的发展、消费社会的形成等各项市场化制度条件促使北漂青年离开家乡来到都市，寻求更好的生活、更高的社会地位。

同时，充满流动性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也裹挟着他们进入一种由功利逻辑主导的人生模式里，以理性算计评估生活的每个选择。就像已经北漂6年从事传媒行业的范妮所说：

你做任何事情都要瞻前顾后，去想利益链的问题，就是我做这一步之后，我接下来会怎么样，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影响我拿户口，或者买车或者买房，然后怎么样……你会想很多东西。

功利型人生模式让他们过上近乎标准化的“北漂”生活。首先是独立的生活空间。许多北漂青年选择租住在独居室或单间卧室里，要么没有室友，要么“和室友没什么好聊的”，尽量少往来。当前租房市场的供给方也敏锐察觉到年轻一代的独立需求，许多青年公寓都被重装为若干套独立的单间，有的客厅都被改造成独立的卧室，每一间卧室单独上锁，避免了室友之间“不必要”的往来和互相干扰。一些受访者提到，回到出租屋后经常“不知道干嘛”，只能躺着刷刷手机，有时候连饭都懒得吃。为了避免陷入孤独，一些北漂青年选择和自己熟悉的朋友合租，但这意味着要面对许多生活琐事，而且不一定能真正摆脱孤独。在互联网公司实习的陈如起初和一起来北京的同学合租，逐渐发现生活习惯上存在冲突，但两人疲于应对工作，不想花心思磨合和解决问题，陈如索性搬出来住。

其次是效用化的时间规划。北漂青年的时间被切割和挤压，以便最大化地用于生产性工作中。“社畜”是他们常用的自嘲方式，江姗和她的同事都觉得自己像是“被公司购买了时间”的社畜，占生活最大部分的这段时间脱离了自己，成为为公司效益服务的工具。最为典型的是弹性工时制在各行各业的推广。原本为了更高效率利用时间从而解放个体的弹性工时制，由于企业精细化和量化的绩效指标、快节奏的更新迭代，反而带来了高压下的加班工作（梁萌，2019）。在广告公司上班、北漂两年的唯安每天早上可以晚一点上班，但为了改一个片子，她下班的时间常常拖到深夜，“前一段时间就是2点之前没有下过班，北京最冷的那一天零下19度的时候，我是凌晨3点多下的班，一个人”。弹性工时制下加速的生活节奏在全社会扩散，产生了一种新的异化（罗萨，2018）。一些加班不那么严重的北漂青年，同样感到自己面临着“时间荒”。时间荒除了指工作之余的绝对剩余时间较少，还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各自快速的生活节奏，时间被切成一块一块，很难匹配到同步的闲暇时间建立联结，提高了维系社会关系的时间节奏门槛。

社会关系也随之功利化。北漂让许多青年告别了原有的亲友圈，加上生活节奏的差异，和朋友的交往大多转到线上，线下往来变得稀缺可贵。有些受访者和同事关系不错，但至多发展到偶尔吃喝玩乐的关系，没法聊得深入。叶秋描述他的社交圈被流动一层一层“剥离”，生活被充满竞争和利益的工作人际关系占据，他选择戴着面具工作：

在工作上我和同事在一起共事的时候，90%的人我跟他们的交流就是，我会展现我是一个很好说话，然后很好相处的人。但是那些都是我装出来的，因为我觉得我需要那么做，所以我才会那么做，并不是因为我真的欣赏他们。有些事情他们做得不好，我不会说他们哪里不好，我就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他们做得不好的人让他们自己去背锅，负责任嘛。我把握好自己，然后把事情做好。在工作中就是这样。你真的想在工作中交一些（朋友），当然也会有一些人他可能觉得这个环境比较好，大家也都挺好的，他就会对这个环境有一些改进。但是我觉得明智的选择是不要有，该做什么做什么就行了。

面对制度化的人生模式和生活格局，大多数北漂青年确实会生成奋斗自我的人格支撑自己不断进取。来自湖北小城、已经北漂十年的潘真在回忆自己刚来北京的生活时，提到“生存是最大的问题……主要精力就是改变我的生存状态”。从事教培工作的他刚开始住在被他称为“贫民窟”一样的“小破房子”里，“疲于奔命”，经常加班，但他觉得值得，因为这让他后来能租住到中产小区里。我接触的许多北漂青年不如潘真这样辛苦，但也能在奋斗进取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大多数人都默认奋斗、打拼和自我发展的重要性，通过衡量北漂选择的收益合理化自己的进取之路。叶秋常常想象工资卡数额上涨的画面来安抚疲惫的自己。

如果我没有那么认真地工作，我现在身价也不会那么多，我可以预测到我未来身价会快速上涨，可能很快就会涨到五百万，甚至一千万。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努力工作的话，就呵呵呵。

（二）“不太对劲”和失落的自我

不过，功利取向仅仅是北漂青年进取过程的一个面向。有的时候，他们会经历“不太对劲”的时刻。最极端的表现是潘真的“病症”。一个夏日午后，他只身一人在北京的一家超市购物，推着购物车突然觉得“不太对劲”，全身发麻，头晕得不行。他以为自己要“猝死”，慌忙跑去医院，做了各项检查却发现“狗屁事也没有”。找不到身体器质上的问题，他转而归因于自己的生活状态，“（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压力太大……我当时是属于那种不甘心变成‘盲流’的那种混着的状态”。在他的解释里，这种不甘心一方面指向生存压力，另一方面是对这种仅止于为生存而奔波的生活状态的怀疑。他认为这种状态“不是在创造一些有价值的事情”。除了“病症”，其他受访者还用“没有感情”“孤独”“除了工作只有工作”“压抑”“空虚”“缺乏意义感”“没有真正的快乐”来表达类似的“不太对劲”的感受。

“不太对劲”让北漂青年感到失落。这种失落一方面来源于对奋斗进取的意义的怀疑。张晖在受访时刚到北京不久，暂时为自由职业者，之前的实习经历让他对标准却处处受限的人生感到怀疑：

潜意识上觉得这个东西，以前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能挣钱，它可能是对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对，越来越不太对……月入2万，你能找到真正的生活吗？……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有可能会把生活简化成你月入两三万元，你在华为、在腾讯上班……你可能会把生活简化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有可能你得到的时候是空虚的，没有办法解决。得不到你可能觉得我差一点，还可能还差一点，我去努力得到，但你得到了以后怎么办？得到（以后）你发现那个东西就这样。

另一方面，失落则来源于都市生活的现实与想象之间的鸿沟。帕克和伯吉斯（2016：52-53）把涌入都市的年轻人比作扑火的飞蛾，指出“驱使个体流向大城市的动机，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追求某种利益或某种情感，而是追求某种更加本质与原初的东西”。对本研究中的北漂青年来说，尽管都市的吸引力一部分在于能提高生活水平的发展机会，但他们同时也期待着在这里经历一些比家乡生活“更有意思”、能够探索自我的事情。他们想象着，在家乡小城会过上一种由家庭主义主导的生活方式，个体被置于一个按部就班、生活富足安逸、稳定但无趣的人生模式之中。在这种生活中的自我，会陷入“迂腐”、“封闭保守、功利主义”、“认命”的状态，成为“井底之蛙”，“身处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然而，都市生活的现实最终可能与想象中的家乡小城的平庸生活殊途同归。在看起来殊途同归的两种生活道路中，朋友在家乡的小城生活反而更加安逸，这加大了北漂青年心中的落差感。30岁的单身女性江姗表示自己突然理解了留在家乡的朋友为何快速步入婚育：

比如说一定要生一个娃，这个事情我以前不能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生这个小孩？但是我现在理解了，你的生活很空虚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目标，如果你有一个娃的话，它可以成为你生活的重心。我的同学留在安徽的，基本上每一个都开始讨论二胎了，都结婚很早，而且他们就是以家庭为主。那个是他生活的重心。

江姗对家乡同学的理解，折射出功利奋斗的都市生活带给她的失落和不甘。当身在家乡、过着她所想象的平庸生活的同学，投入了新家庭主义的怀抱（Yan，2021），似乎在家庭中找到了生活的重心和意义时，像江姗一样不甘于此的北漂青年的生活支点又在哪里？

（三）“追求些什么”和“双重的困难”

针对无意义感的“不太对劲”状态，许多研究指出中国青年往往通过消费和娱乐等物质主义的方式来重构自主性（余晓敏、潘毅，2008；阎云翔，2021，2012；陈瑞华，2020）。本研究中的北漂青年也会通过消费让自己快乐，酒吧、KTV、桌游吧、商场都是他们常去消遣的消费空间，但他们大多并不认同把娱乐当作意义，甚至有所批判。

张晖将把消费当作意义的生活描述为“娱乐至死”。在他的描述里，朋友们每天下班后，“能喝酒就喝酒，不能喝酒就去夜店嗨，夜店不能嗨就去家楼下吃麻辣烫”。这样的市井生活确实安逸，但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尽管他偶尔会去蹦迪，但他认为要是沉浸在“娱乐至死”的生活状态里，把它“当作唯一的意义”，他就“完了”，觉得“自己特别没出息”“特别没意思”。在探索“何为良好生活”的过程中，他阅读了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的著作，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但张晖并没有向我描述一种具象的生活面貌，而是反复强调“总得追求一些什么”。

“追求些什么”表达了北漂青年理想主义的一面，但这说到底是一种难以言说、充满不确定性和迷茫的表述，饱含着他们不认同当下却不知道追寻何物的抽离感和矛盾性。张晖夸张地说，这种抽离感有时让他觉得自己“精神分裂”，尽管不认同全身心为了赚钱的生活方式，但他“不是那种完全可以抛弃经济压力（的人）”，骨子里不接受追求物质和个人利益的逻辑，身体却不得不诚实，同时，在探索空间受限的情况下，不知道意义感到底如何追寻。他把这种状态概括为“双重的困难”，“一方面你要活下去，另一方面你要寻求意义，都挺难的”。范妮则在访谈中畅想了那种为了价值感义无反顾地自我探索的生活，随后满含失落地说：“现实是既没有兴趣又没有钱，就是找工作，为了活着……不满意自己的现状，却又无力改变。”

“双重的困难”体现出北漂青年面临制度性个体化时的矛盾心态，他们依赖功利型的人生模式以更好地立足于社会，却无处安放自己“追求些什么”的内心。不过，在制度依赖和自主需求的双重矛盾中，恰恰可能蕴含着重塑自我与世界关联的无限可能性（贝克，2018）。

▍建构本真性：青年空间中的社会交往

十年前，辛仁还是一名即将步入职场的研究生，但他经常对当下和未来可预想的人生格局有“不太对劲”的感受。这种感受推动着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A青年空间。在2018年讨论A空间定位和发展的会议文档中，辛仁写道：“在资本市场和消费文化主导的社会，我们应该做出什么反馈？”他们想做两件事，一是开创一个公共交流空间，二是构造一种“新的关系”。具体到青年空间的实践，他们注重青年自主参与建设空间的意识，一来，在活动策划上鼓励自发性，引导青年人主动策划和参与“青年人自己发声和碰撞”的活动；二来，通过志愿者和共建人制度让参与者成为空间的主人，激发他们自组织的意愿和热情。

青年空间回应了处在双重困难中的北漂青年尝试转变生活方式的诉求。当感到不太对劲时，许多受访者都提到社会交往的重要性。青年空间的自发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社会交往需求。他们大多因偶然的契机来到这里，A空间的独特氛围则吸引他们频繁参与，成为维系公共生活的重要力量。正如下文将展开阐述的，青年空间通过自发的社会交往营造公共生活，让北漂青年自主打造一种“反日常”的文化氛围，进而建构本真性自我。本文首先从交往形态（陌生人之间的“纯粹关系”）和交往内容（超越个体的公共生活）两个角度描摹青年空间所建构的社会交往，随后对其中蕴含的“本真性”进行具体分析。

（一）陌生人之间的“纯粹关系”

在A空间，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被高度鼓励。这里每周会有2~5场正式活动，多为沙龙、读书会、交流会的形式。A空间经营者鼓励青年人自己策划和组织活动，经营者协助宣传，激发青年人参与的自主性。在正式活动中，青年人围坐在一起，用参与者乔乐的话说：“围坐在一起的话，相当于每个人可以相互对视，就一个人在前面讲，你听得可能也会好一点，所以当时觉得会比较和谐和温馨……让你不由自主地袒露心声。”组织者常用一些破冰游戏动员参与者加入讨论、坦诚表达。在正式活动之外，青年人也经常进行非正式的社交和讨论。他们常常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偶尔放一些音乐，或者打开一瓶酒，共享零食，甚至还有人点上檀香，在这种温馨亲近的氛围下进行深刻的交流。由此，在A空间里，彼此陌生的青年人在短时间内建立了一种区别于日常人际关系的亲密交往形态。这种关系具有两种反日常的特征：其一是去竞争化；其二是超越物欲、注重精神交流。

按照A空间创办者辛仁的设想，青年空间最重要的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多元和开放。他希望人们在青年空间中“形成一种新的关系”，“说一些在公司、学校不能说的话，因为在这里大家没有竞争关系”。空间中的社会交往通过自由选择而建立，关于正式活动，人们可以随意地加入一场对话、一场活动，也可以随时退出；正式活动之余，人们往往因为趣味相投更进一步深聊。在交流中，参与者有意维持匿名性，隐去自己的社会身份，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外号”“昵称”的广泛使用。一场活动开始时，组织者通常会让大家在自我介绍时使用昵称，不需要透露真实姓名。其他私人信息也鲜少被提起，如年龄、家乡、工作单位。活动组织者吕渺在A空间结识了一个同样对文学感兴趣的朋友，她们常常就一些文学、诗歌话题进行深聊，但在访谈时，当我问起，她才意识到自己不知道对方的任何身份信息。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我一直不知道她做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她什么学校毕业的，我也不知道她现实中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她也完全不了解我的现实生活是怎么样的。反正彼此的生活是完全平行不相交的，但确实能在其他比如说文学的角度，或者诗意的角度产生很强的连接。

自由选择活动和摆脱身份的惯例让青年人形成了一种去竞争化的关系，使得空间里的社交关系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功利型关系，符合北漂青年对日常竞争关系的厌倦和对平等自由的社交关系的期待。

这种关系还试图与基于消费主义的、追求物质和情欲的关系划清界限，强调精神层面的交往。有受访者将在A空间建立的关系概括为一种“特定话题之下的深交”，即局限在特定的话题内，通过思考和讨论进行的深度交流。这与在酒吧等消费场所中建立的关系很不一样。

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去蹦迪，因为（家）旁边就是迪厅，所以有段时间天天去蹦迪，这种体验也挺好，但跟来这（A空间）是完全不同的体验。那儿（迪厅）的话，你就是一种发泄，也就是一种感官的刺激，一种感官肉体的发泄。但是你在这儿的话，是一种精神的探索过程。在不同的地方得到的体验是不同的。

和潘真类似，在大部分受访者看来，酒吧里的互动是身体层面的宣泄，而青年空间注重精神的交流和探索。青年空间自创立时就将精神交流作为自己的招牌，这也是它吸引青年人的地方，北漂青年在这里获得的更多是精神层面的愉悦感。他们在特定的话题下坦诚交流，彼此“看到这些人最真实、最深刻、最里面的那一面”，“很有可能跟一个人产生灵魂共鸣”。

在强调自由平等和精神交流的社会交往中，陌生的青年人建立的关系类似于吉登斯（2001）所称的“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纯粹关系剔除了权力的控制和支配要素，注重关系双方的互相尊重、自由和平等，在纯粹关系中的个体拥有自治和反思的能力。但与吉登斯描述的长久的亲密关系不同，青年空间中的人际关系建立在陌生人之间，具有即时、短暂的特征。

（二）超越个体的公共生活

一天夜里，我和一群人正在闲聊，旁边一位初来的女生与空间内的人说起她的留学计划，谈论着如何才能更好地“刷简历”“拿offer和奖学金”。两名常来的青年面露尴尬与不屑，半开玩笑半嘲讽地回应着。我见她面露不满，之后再也没来过。第二天，我听这两名青年闲聊时提到这位女生，其中一个人说：“我觉得她很snobbish（势利）。”他们都觉得那个女生不适合这里。

这个空间生活的一幕，反映出人们在青年空间所青睐或反感的主题。在很多A空间内的青年人看来，讨论投机的、与个人利益相关的话题十分庸俗，并不符合青年空间的调性。这种倾向也与经营者的引导密不可分。经营者选择活动议题时通常会避开炫耀世俗成功、具有功利目的的主题。相比之下，他们更青睐先锋的、学术性的、带有公共关怀的议题，想要通过这些议题“带领青年人进行思考”。表1是笔者对A空间2019年活动主题的梳理，可以看出，A空间的活动议题围绕着三种基本关怀展开：反思日常生活、知识探讨和公共关怀。

1. 反思日常生活：群体性故事的创作

表1：2019年A青年空间（部分）活动议题

女性主义者在对哈贝马斯论述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的批判中指出，公共领域的交往应当涵盖个人经验的叙述，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表达观点，从而促进彼此的沟通和理解，有利于达成群体的共识，推进民主协商（转引自高碧叶，2021）。A空间鼓励青年人通过讲故事推动深度交流，并反思自己的日常生活。下文呈现了一场群体性故事创作的活动。

2020年1月3日傍晚6点多，A空间逐渐热闹起来。一楼的大灯被关掉了，开了一盏立式的台灯，音箱播放着爵士乐。我帮助活动组织者程雾布置场地，组织一场关于“社畜”现象的讨论活动。我们在空地上铺了地毯，让参与者席地而坐，围成一圈。活动共有12个人参加，在程雾的主持下，互不相识的医生、律师、高中教师、媒体行业从业者、自由职业者等，轮流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体会以及对“社畜”现象的看法……伴随着各种故事和吐槽，大家倾诉的热情被点燃，现场嘈杂不已。

江姗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她之前在一家独立媒体工作室工作，写许多自己感兴趣的稿子，尽管经常加班，但不觉得自己是社畜。现在换了一家企业，选题基本都是被安排的，让她觉得沉闷又无聊，她才开始有了强烈的“社畜”感。其他北漂青年表示认同，纷纷补充自己的经历。他们总结认为，让自己觉得是“社畜”的原因不单是工作时长和环境，还有主观感受，“像个螺丝钉一样被安排”。他们将这种感受概括为“机械式社畜”，程雾在一旁的黑板上记录。一轮故事分享后，黑板上已经写满了与“社畜”有关的关键词。程雾引导大家对黑板上的关键词进行讨论，总结出社畜的“含畜量”构成因素，并写在黑板的背面。

“含畜量”组成部分：

（1）工作时长

（2）工作的自主性（是否被控制）

（3）工作中的人际关系

（4）是否与个人兴趣、终生志向相符

（5）收入与劳动保障

在黑板的空白处，还写着“意义感”和“利他”两个词。

这样，一个关于“社畜”问题的群体性故事被创作出来。尽管在青年空间中这种故事讲述不能推进民主协商，但它让个体遭遇融入群体，变成一个属于集体的故事。在A空间组织过多次活动的吕渺认为，这种讲述故事的方式很容易让参与者进入一种“异常的共鸣”状态，让大家“混为一体”。此外，反思日常生活还让他们获得一种平时无处寻觅的集体感。这种集体感一方面让北漂青年感受到彼此“联结”的意义，“有一种认同感，你会觉得有一种归属感，因为当时大家讨论的话题恰好是我很关注的事情……你会发现原来有一群人跟你是一样的想法”，让他们觉得“自己和别人是connected（关联）的，这种感觉给了我存在的意义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参与者能够从别人的生活中看见多种可能性，打破了自己对生活的单一想象。陈如在聆听他人的故事中，逐渐“看到生活的更多可能性，你会觉得好像就不论做什么，你都有办法让自己过得很好，也不是说你非要去追求一些怎么的怎么的东西”。

2.知识探讨：诗意地栖居

对知识———尤其是人文社科类知识———的重视是A空间理想主义氛围的重要体现。来到空间的许多青年人认为，“这里是文科生的地盘”。在A空间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讨论某种理论、某一本书。在图书区，直顶天花板的书架摆满了各种经典书籍，比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套经典译丛。许多青年人在这里感到“读书好重要”。从事娱乐行业的Sunny在被推荐了几次经典书目后，常在空间里捧着哲学书苦读。

学术探讨占据了A空间活动和非正式交流的很大一部分，比如有一系列哲学交流活动，每场活动中参与者会针对某本经典著作、某位哲学家或某个哲学概念进行辨析和讨论。25岁的心理咨询师赵林第一次来到A空间就是来参加哲学探讨活动，他十分喜欢在这场活动中的体验，形容这种探讨氛围让他“不那么浮躁，能真正沉下心来”。

跟不同的灵魂之间的交流，先不说碰撞，就单纯说交流，这一点就已经很能满足我了。哲学谈话能给我这样的感觉。尤其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思维的碰撞，这种火花、这样的感觉，离开学校以后很难再见到了。

在受访者看来，对人文社科类知识的强调，让A空间具备了区别于“社会”的单纯氛围，象征着“出社会”以后许多人所向往的象牙塔式的诗意生活。它创造了一种去世俗化的情境，让北漂青年感受到在日常生活中难以体验的纯粹思维碰撞，将自己从日常的琐碎和困窘中解脱出来。正如范妮所描述的：“在完全不被外界打扰的情况下，远离社交媒体、社交软件的情况下，那么安静地讨论文学哲学，看卡尔维诺或者博尔赫斯，然后我们去排一个话剧，或者我们彼此之间聊这些……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很大的鼓励。”

3. 公共关怀：对利己主义的反叛

除了学术类问题，关注社会现实的公共议题也是A空间吸引参与者的重要招牌。在诞生之初，A空间就承载了创办者营造公共领域的理想。此外，经营者还怀有改造个体的热忱，辛仁希望青年人在空间内成为具备共治、共创、共享等公民素质的个体。同时，“公共关怀”也是许多北漂青年对青年空间产生认同和向往的重要原因。参与者邻凯认为，在整体社会氛围倾向于关注自己、忽视他人的情况下，还能有一群人认真地“关注一些社会问题，然后想要解决它，分享自己的见解”，这让他觉得A空间的存在很重要。

参与公共关怀式的讨论事实上很难真正带动青年人的行动，但它为北漂青年提供了建立与利己主义者区分开来的身份认同的机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范妮在访谈中十分强调关注社会、公共关怀以及对利己主义进行反叛的价值：

社会对你的打磨，包括一些潜在的规则对你的影响，你知道你也许这么做就会头破血流了，你就不想再去尝试，或者你受伤那么几次，你就不再想去改变了。这么堆积下来的，就是钱理群所说的大量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一定是不利于（社会）未来更好的发展。但是会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想要去讨论这些社会议题，去发掘不同的东西。

公共关怀背后蕴含着青年空间中北漂青年对主流秩序的反叛和自我边缘化。在他们看来，关注社会议题意味着与所谓的“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经营者张扬认为，青年空间为“非主流的人提供了一个栖息地”。在这里，主流意味着社会上那些只关注自我利益、顺应社会趋势的人，而参与到公共议题的讨论、关怀更宏大的世界，是一种“非主流”的行为。通过参与公共话题讨论，一些受访者将自己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划清界限，确证自己是一个“能给社会创造价值的人”。由此，公共关怀成为一些北漂青年寄托“追求些什么”的方式，如潘真在谈论青年空间之于他的意义时，结合他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说道：

从前年开始我有了一种想法，我不应该总是把自己困在自己的事业当中……我会把自己过得非常有质量、有品质……但另外一方面我愿意去关心一些社会的公共话题，或者说愿意去关心一些抽象的命题……

（三）“感受真诚”：本真性自我的浮现

田野期间，刚辞去工作不久的肖歌带我参观了她曾租住过、后来用来安置她收养的猫的地下室。在那个阴冷、狭小的地下空间里，肖歌带着些许哽咽向我讲述她的北漂故事。那个时候她已经北漂了三年，工作换了一份又一份，住所从燕郊搬到雍和宫附近的胡同，在奥体中心附近住过一段时间后又搬到了五道口。很多时候，她在陌生的城市里感到手足无措、沮丧和孤独，频繁换工作和养一窝猫都是她试图调节糟糕状态的方式。

“我在上班的时候做不到真诚，我不信人，所以我老换工作，一份工作干不长。”

随后她说：

“在A空间我才能真诚起来，在社会上真，别人只会觉得你傻。”

“真诚”是北漂青年在描述A空间内的社会交往带给他们的感受时最常用到的词汇。从词义来讲，真诚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诚（sincerity），一层是真（authenticity）。“诚”面向社会，强调自我与社会身份的协调一致，但诚不一定是本真的；“真”才是本真，它指向自我，表达的是对内在真实自我的坦诚与展露（特里林，2006），某种程度上，它还带有与“社会”保持距离、反叛社会规制的意味（贝拉等，1991；阿伦特，2017）。

如前文所述，不难看出，北漂青年口中的“真诚”更偏向于本真性。泰勒（2012）将本真性视为工具理性和现代个人主义带来的无意义感所需要的道德理想，对本真性的追寻是个体自主性的表现。本真性的意涵有两个向度：一是内在向度，即自我同一性，表现为对真实自我的表达；二是对话向度，本真性的实践需要在超越自我的关系中才能实现，也就是说，“我自己的同一性根本上依赖于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泰勒，2012：59）。

A青年空间正是在这两个层次上建构了本真性。首先，陌生人之间的“纯粹关系”以及对自由、多元、去身份化的强调，有利于实现自我同一性。一方面，对许多北漂青年来说，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关系都需要考虑自身的利益和这种关系可能带来的结果，且难以避免权力和等级的存在，常常让他们觉得自己被支配，他们因而十分渴望在去竞争化的关系下表达真实的自我。用陈如的话来说，在自由选择、隐去社会身份的社交中建立起来的是一种作为“赤裸裸的人”“没有任何标签的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让人更加自在、坦诚。

另一方面，匿名和即时的交往关系也让他们在表达真实想法时更有安全感。田野调查中几位青年人对此进行了讨论：

叶秋：在陌生人面前敞开心扉随便说，这样其实刚好反映出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在你真实的朋友圈里面，至少在一部分时间里，你并没有向他们展现真实的自己，因为你担心，这样的你会让他们觉得你不好。

小彤：因为我们本身生活的交集不是那么大，对后续生活不会有一个循环式的影响。比如说今天我说了一句什么话，你们不会在我的所有朋友里面都开始宣扬这件事情，仅仅是在A空间内知道这件事情。

在“真实的朋友圈”或者说现实生活里，因为担心社会性的评价及其带来的现实后果，他们隐藏了部分真实的自我，只有进入特殊的交往氛围时，才能摘下功利文化下的面具，做回真诚表达内心的自我。担心“他们觉得你不好”或者“循环式的影响”，则表明这种自我同一性还蕴含了北漂青年逃离中国式“关系个体观”的动机（阎云翔，2021）。许多受访者提到，他们在青年空间中的许多言论和表达，常常是日常生活中被隐藏、被压抑的，他们担心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与亲近的朋友不一致会影响彼此的关系。而在陌生人面前，本真性自我产生于当下的感觉和体验，不必过于在乎他人怎么看待自己。

同时，青年空间中“真诚”的自我在各种对话中实现，让他们摆脱了孤独，在超越个体的公共生活中体验到“灵魂的共鸣”。反思日常生活、构造群体性故事将他们的自我表达嵌入群体故事里，获得集体感；对知识进行探讨让他们体会并增强了自我反思性；对社会公共议题的关怀则让他们获得一种利他的价值感。总之，本真性自我的体验彰显了他们的自主性，“感觉到自己是存在的”，确认了自己是一个“有情怀的人”、“有思考的人”，区别于那些埋头在个人成功路上的“迂腐”的人。

此外，本真性自我还充满了对既定社会秩序的反思和批判，蕴含了个体冲破制度化生活模式的追求。范妮激动地表示：

你都快要抑郁、快要崩溃的时候，你觉得有这么一个空间可以接纳你，然后有那么一群人跟你是类似的，你不像是所谓的什么black sheep，是一群绵羊中间黑色的好像害群之马一样。对，你发现有那么一群绵羊，他们都是黑色的，然后你就会充满了动力。然后我就开始认真思考这份工作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究竟是否还想继续下去，不想继续下去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我究竟想要什么？我是不是要遵从内心，去改变自己，顺便能够尽量影响身边的人？

（四）悬置性体验：本真性的限度与张力

对北漂青年而言，青年空间的社会交往带有某种“乌托邦”色彩，为他们在制度化人生下的“失落自我”提供了一个追寻“本真性”的出口。然而，青年空间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本真性建构以“反日常”为前提，缺乏融入日常行动的条件，无法真正撬动日常生活的既定结构，反而一定程度上使得制度化生活的逻辑侵入，让个体本真性沦为在空间中短暂、碎片化的体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A空间内公共生活鲜明的“反日常”特征，构成了个体建构本真性的前提。一方面，青年空间在形式上与外界界限分明。经营者在讨论空间发展和定位时，尽管强调空间的公共性，但也反复突出其之于社会的“边缘性”和“隔离性”。北漂青年将A空间比作“避风港”或“避难所”，表明他们试图在意识上悬置日常生活。正如公共生活研究者所言，避难所是抵御社会暴力、帮助个体逃离“社会”的私人场所，恰恰与公共性相背离（桑内特，2014：25）。青年空间之于北漂青年，成为了一种“悬置式”的亚文化存在。另一方面，参与者刻意维持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因为了解不深入，意味着能对每一个人都保持美好的想象。如乔乐说道：

“（没有深入了解他人时）会觉得那个圈子都很高大上，或者那些人的思想跟其他人思想不一样，好像真的在追求那些，就年轻人很喜欢的那些理念。”

在她看来，一旦深入交往，可能会发现很多人“徒有其表”，反而会破坏在空间的体验，所以不如“距离产生美”。

正因为刻意维系的悬置性体验，本真性的生活方式只能发生在A空间内部，无法拓展到外界，也不会真正改变北漂青年的日常生活。唯安对此深有体会：

“在A空间的时候你感受不到外界。在外界会被A空间吸引的，当你进入A空间，你就再也感受不到外界了。”

一旦离开了A空间，也就意味着和这种特殊生活告别，回到繁琐的日常生活中。

然而，形式上和体验上的内外区隔，并不意味着两个“世界”能够真正划清界限。事实上，由于无法真正摆脱制度化的人生模式，功利的逻辑通过体验化潜在地影响着北漂青年参与公共生活的实践。首先，他们在参与社会交往时实际上也追求效用化。叶秋用“划算”与否、“值不值”等词汇来评判社交关系，他进一步解释：

因为你有很多自由的时间，你可以参加很多的活动。但我不行，我现在工作，基本上我出来玩的时间都是规划好的，我会花多长时间来参加这种活动？我参加完之后就想，我花时间参加这个活动值不值？如果不值我下次就不会再来了。我会想这些，因为时间得去规划。

叶秋一周只能休息一天，他掰着手指头给我盘算一周下来真正属于他的时间也就几个小时。“时间荒”等无法摆脱的结构性困境，导致许多北漂青年需要以规划和计算的心态来组织自己的生活。

因而，许多北漂青年期待一种“高效率”的关系。“有效交流”是受访者常常提到的对A空间中讨论的期待—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深度交流并产生共鸣，带给自己快速且充实的情感满足。不少受访者提到，与朋友日常的相处，有很多无效沟通—情绪没有办法及时得到表达和接收，要么是因为距离问题，要么是因为与朋友进入自我袒露的状态需要一定的铺垫。在A空间，他们需要即刻的精神宣泄，当自己想要交流时，可以马上进入深度交流、快速高效地感受真诚，获得自己的“精神利益”（贝拉等，1991）。

在A空间遇到的这些人，跟他们交流还挺点对点的，我觉得还挺高效的，就是只讨论我们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其他比如说在学校社交什么，有的人就喜欢聊一些八卦，还有聊一些琐碎的事情浪费时间……这种无效社交（在A空间）完全被省去了，反正还挺高效的。

其次，他们建立社会交往的方式还隐含着工具化的逻辑。比起建立真正实在的联系，满足自我宣泄需求是更重要的事。

（A青年空间的社交）可以让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很深刻的交流，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没有现实的依托。可能我们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了很深的沟通，但是之后一旦脱离这个环境就会变少，甚至不再联系。大多数人正常的沟通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至少它有一个过程，是需要很多综合的因素导致的。

唯安对A空间内社交关系与平时的长久关系的对比表明，A空间中的社交关系十分脆弱。在日常的社交中，关系的建立需要一个循序渐进、逐渐熟悉的过程；而A空间中的社交则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体验深刻的交流，因为一旦具有长久的现实基础，他们就不能自在地进行自我宣泄。因此，唯安感慨到，在青年空间，“关系破裂的成本很低，甚至没有成本”。在这里，他们得以逃离日常生活中具体、长久的关系，在抽象、片刻的关系中体验真实的自我。

对大多数北漂青年来说，缺乏现实基础的社交和公共生活，只是奋斗生活之余“玩耍”般的体验，是烦闷生活中的有趣“补丁”。江姗看到很多空间中的青年都表现出一种“洒脱的状态”，她很欣赏，却也无奈地说道：“那种所谓洒脱的吸引人的状态，我现在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幻象……（除了几个经营者）其他人在这里只是短暂停留，你没有办法靠这个东西来真正获得什么。它不是一个真的工作，它是一个玩耍的地方，它办的那些活动也不是说怎么样了，真的要干嘛。”她叹气道：“如果我平时工作、生活很有意义感，我也不会来这里折腾了。”

受访者张扬敏锐地指出，A空间的社会交往“深度很深，但关系不一定很深”。社交对象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或多方共同打造的深度社交过程和由此带来的本真体验。这种社交对象随时可替换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成为“消费品”。鲍曼（2018：270）指出：“它们和所有其他的消费品一样，服从于同一个评价标准……如果购买者不是完全满意，那么退款是被允许的……”如上文指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A空间的社交成本很低，一来，与陌生人破冰交流十分容易；二来，结束一段关系也没有什么负担，如果体验不佳，可以随时退出。就像唯安所说，她总是“需要大量的新的关系涌进来”。在工具化的关系中，人们追求的是永无止境的“更新换代”（鲍曼，2018）。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幅悖论式的图景：制度性个体化内在的矛盾成为青年人建构本真性的核心动力，但本真性会受到制度逻辑的浸染，制度依赖成为局限本真性的根源。通过将“本真性自我”体验化，青年空间中的社会交往转变为制度化生活方式的“补丁”，轻微重构了个体化的生活格局，却不构成对制度本身的破坏。因此，本真自我与制度约束既互相塑造又互相束缚，北漂青年的生活世界充满了二者构成的张力。然而，在“工作—闲暇”的循环模式下，疲惫会在消费娱乐中得到缓解甚至消除（米尔斯，2016）；但在被制度化束缚的过程中，个体的反思性和超越系统的诉求终究无法充分实现。

▍总

本文深度描绘了北漂青年经历的双重生活。在积极投入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后，北漂青年一方面形成了适应功利型人生模式的奋斗自我，另一方面又对这种制度化的生活感到怀疑和失落，在制度依赖与自主需求之间挣扎。在青年空间中建构社会交往关系成为他们探寻“本真性自我”的方式。然而，青年空间中的社会交往以“反日常”为前提，本真性自我的建构往往成为一种悬置性体验，并且悖论式地遵循着制度化生活的逻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漂青年的双重生活看似是功利取向的日常生活模式与青年空间中“反日常”的社会交往之分，实则是由制度束缚与本真自我的张力构成的、浸染着生活世界各方面的矛盾的自我体验。

通过分析部分北漂青年所体验的双重生活，本文试图在三个方面推进个体化的相关研究。第一，文章弥补了“奋斗个体”的主观个体化框架对中国个体自主性与反思性讨论的不足，突破了其对个体单一面貌的刻画，呈现了当代青年自我的分裂性及建构本真性自我的尝试与努力。此外，我们一定程度上还回应了贝克夫妇（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提出的中国个体化谜题，即中国的经济个体化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弥补其他领域的个体化和自由化需求？阎云翔（2021）认为，由物质主义勾连的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家庭主义填补了这一空缺。但本文所呈现的北漂青年的生活实践则表明，这一裂痕在制度结构无法松动的情况下（至少对一些群体而言）难以真正被填平，而自主建立的社会交往成为调和矛盾的一种脆弱方式。第二，本文丰富并深化了对制度性个体化的双重性内涵的理解。借鉴贝拉等学者对个人主义文化内在矛联与张力，凸显了个体在心智和社会交往层面处理该双重性的可能及局限，推进了个体化理论中主观/微观与客观/宏观维度之关系的探索。第三，本文也尝试探讨了个体化理论所抛出的公共性难题及其中国特殊性。北漂青年的本真性建构包含了清晰的超越利己主义且不同于关系性的自我、更强调平等个体间的连接、注重社会关怀的公共性取向，但最终沦为难以促进行动的悬置性体验。这提醒我们不能把公共性困境本质化地归于文化传统，而应探究建构公共生活和新型社会团结的可能动力和社会制度条件。

本文讨论的案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本文的研究对象聚焦于中产阶层青年群体。A青年空间的公共生活具有知识门槛，这种生活方式与具有更多文化资本的中产阶层较为匹配，在其他群体中的可拓展性不足。但也有研究显示，农民、底层打工者群体也表现出超越自我、追求本真性的诉求和行动（刘畅，2019；谭同学，2016），其与中产阶层青年应对制度化生活的异同有待进一步考察。其次，北漂青年的个体化生活是在特定的生命历程阶段展开的。他们在青年时期离开家乡来到都市，尚未组建自己的家庭，过渡性的生命阶段让他们能更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有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打工生涯早期会步入个体化生活，但后续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又将他们拉回家庭主义的生活模式中（王欧，2022）。这种家庭化是否适用于中产阶层北漂青年，需要后续追踪研究来揭示。尽管青年空间的案例较为特殊，笔者仍认为它作为一个棱镜所折射放大的纠结、双重状态，有推广至更大范围群体的可能，这需要我们对中国青年新兴、变化的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进行更深入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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