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2亿中国人饱受过敏困扰，他们还能治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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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前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近20年来，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不断攀升。在被视为过敏反应高发期的初春，本刊接触了十几位有过敏相关症状的患者。他们中有人在长达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里饱受过敏的困扰，却至今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这背后是与之相对应的变态反应学科缺人缺药的难题。

实习记者｜黄梦琪

编辑｜王珊

困在耳鼻喉科的患者

从有记忆开始，曾怡萱就经常鼻子不舒服，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是家常便饭。喷嚏一打就停不下来，“小时候奶奶说一个喷嚏就代表一万岁，我每次打喷嚏，奶奶就在旁边跟着数，”曾怡萱说，“万岁，万万岁，万万万岁……经常是奶奶已经数不过来了，我的喷嚏还没打完。”一连串七八个喷嚏，曾怡萱打得脑子发懵，“有时候感觉耳膜都要打破了”。

曾怡萱今年21岁，一直生活在武汉，她是一名过敏性鼻炎患者。一旦发作，鼻子也痒，流的是清水，她一天带一整包抽纸到教室也不够用，有时上课来不及扔，抽屉里都是擦过鼻涕的纸巾，鼻头很容易就被擦破。眼睛也跟着受累，每次都痒到睁不开，她忍不住用力揉，揉了就更疼，直想把眼睛抠出来冲洗。

《风光大嫁》剧照

发作大部分时候是随机的，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规律，每年秋天武汉的空气里都飘着梧桐的飞絮，黄色的、毛茸茸的，直往人脸上扑——这时，曾怡萱觉得鼻炎也会严重一些。很小的时候，曾怡萱就习惯戴口罩了。但困扰不止是生理上的。曾怡萱至今还记得，小学时有一次课堂上，同学都在读书，只有她不停地打喷嚏、擤鼻子，“老师突然说每个人都在认真读书，只有曾怡萱一个人在摸她的鼻子，让我滚出去。”

为了治疗鼻炎，父母曾带着曾怡萱几乎看遍了武汉市的耳鼻喉科。曾怡萱还记得，在一家民营耳鼻喉医院，医生拿一种激光仪器在曾怡萱鼻子里插了40分钟，一个疗程下来5000块钱就花掉了。她也试过中医，有一段时间，曾怡萱每到夏天就去中医院贴膏药，八张膏药片将背部完全覆盖，一个月不能洗澡，她身上总是臭烘烘的。不过这都没有用。后来，家里人就不再带曾怡萱看医生了，鼻炎再发作，她就只能自己扛过去。

《不能说的秘密》剧照

和曾怡萱一样，李恩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长期患者。从2012年出现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开始，她辗转于南宁、广州多家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会给她开各式各样抗过敏的药物。久病成医，李恩后来开始自己买药，她试遍了药店里和鼻炎、过敏有关的药，价格从三块钱一盒到三十几块钱一盒。李恩告诉本刊，大部分药物只能缓解症状，没办法降低鼻炎发作的频率，只是贵一点的药吃下去反应会快一些。

在接受采访时，不少身处过敏困扰的患者，会提到一种叫氯雷他定的药物。氯雷他定常用于过敏性鼻炎、急性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氯雷他定是一种抗组胺药物，但是过敏反应常常同时存在多种炎症因子的参与，组胺只是其中一种。如果只进行抗组胺治疗，相当于只控制了危险团伙中的一员，这也是很多患者用药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原因。”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高翔告诉本刊。

《归路》剧照

高翔说，过敏反应本质是免疫系统的紊乱，对于过敏易感体质的人群，在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下，体内Th1和Th2炎症反应的免疫平衡状态被打破，免疫系统过度反应，把无害的过敏原认成了有害的外来入侵者，清除时“用力过猛”甚至发生组织损伤，身体就产生了过敏。“这种反应，身体的多个系统会互相牵连，比如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可能发生哮喘，还可能出现湿疹、荨麻疹等症状。高翔发现，在自己的诊室里，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患者曾经反复到耳鼻喉科、呼吸科、皮肤科等相关科室就诊。“按照不适的部位去挂号就诊是患者的常见认知，如果患者仅仅希望治好鼻炎，他的哮喘可能就会被忽视，这种情况下就算鼻炎得到缓解，患者的肺功能可能已经下降了。”

制剂缺乏

在医生的诊室里，很多刚来就诊的患者，会向他们讲述自己对过敏原的判断。比如，有的人会提到，自己收拾旧物激起少量扬尘时，鼻炎尤为严重，他据此判断，自己的过敏原可能是粉尘。一位在北京读大学的患者表示，自己鼻炎发作的必要条件，是春天、杨絮和800米长跑，她还特别提及，只有在北京她才会酒精过敏。

纪录片《过敏症：现代生活和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祝戎飞告诉本刊，有时候患者的感知与客观情况之间的偏差非常大。比如，有人认为自己对冷空气过敏，接触冷空气就鼻塞、鼻痒，但是冷空气并不是常规认知的过敏原，引起过敏的可能是尘螨、霉菌、花粉；有人说自己对葱、姜、蒜过敏，但检测后发现过敏原其实是鸡蛋、小麦或者牛奶；药物引起的过敏和不良反应也不一样，吃了药肚子痛，可能只是服药后的不良反应。

对于过敏患者，只有检测到了过敏原，才能采取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措施。祝戎飞所在的过敏反应科近期收治过一名患者。患者面部反复发生皮炎，红疹痒得难受。据这位患者描述，他在武汉市多家医院的皮肤科看过病，但用药只能缓解症状，皮炎仍然多次复发，“像不死的癌症一样”。科室医生询问后得知，患者皮炎加重的规律与他洗头发的频率一致，经过敏原检测后，患者才知道自己是对洗发水中的一种防腐剂成分过敏。

《举重妖精金福珠》剧照

但找到过敏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找到“元凶”，医生第一步就要从患者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开始详细询问：住在哪里，周边有什么植物，每天吃什么，用什么……除了这些，还要做过敏原检查。常用的过敏原检查方法包括皮肤点刺试验、皮内试验、外周血特异性lgE检测等等。这些方法的共性，都是对可能的过敏原进行测试，看患者皮肤或血液是否有阳性反应。但一个问题是，相对于繁乱的过敏原，过敏原检测试剂可检测的过敏原种类是很有限的，而且，国内只有北京协和医院等少数过敏诊疗中心可以进行新过敏原的诊断和研究。

高翔的科室曾遇到一位连续三年吃海鲜大餐时发生过敏性休克的患者。为了找出过敏原，医生们用患者餐桌上的海鲜做了过敏原检测。鱼虾和蟹是常见过敏原，可以进行皮肤点刺、抽血化验。扇贝、海螺、蛤蜊缺少检测试剂，只能在实验室用过敏原提取物和患者的血清进行实验。最后高翔发现，这名患者是因海螺里的副肌球蛋白致敏，并以此发表了学术文章，这是全球首次报告这一新型过敏原。高翔说，常规检测的过敏原种类只有几十种，有些患者的过敏原比较奇特或少见，就需要特殊的方法来检测，要求医院具备提取、鉴定过敏原的实验室条件，不可能惠及每一位患者。“青岛地区的特色是海鲜过敏人群较多，海鲜过敏是我们重要的研究方向，所以我们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

《装腔启示录》剧照

对于已经确认过敏原的疾病，脱敏治疗是目前首位能改变过敏性疾病自然进程的办法，原理是使用过敏原制成的脱敏制剂，通过浓度逐渐递增促进患者免疫系统逐步产生耐受，帮助患者控制或者减轻过敏症状，有皮下脱敏和舌下脱敏两种方式。但在患者中，两种方式的使用率都不高，“在需要进行脱敏治疗的人群中，真正启动接受治疗的只能占到10%到15%。”高翔说，出于安全、经济、治疗结果是否能符合预期等方面的考虑，许多患者处于观望状态。

高翔解释，以皮下脱敏为例，持续3至5年的治疗会达到理想疗效，在整个疗程的前三个月，患者要每周注射一次脱敏制剂，之后四到六个星期注射一次，完整疗程坚持下来总共需要至少两三万元，目前医保暂时不能报销。高翔说，经过脱敏治疗后，研究显示患者对过敏原的耐受性可以持续多年，她随访的患者在结束脱敏后，最长已经近10年没有症状发作。

不过，脱敏制剂也是缺乏的。目前正规医院能够提供的脱敏制剂只针对尘螨和花粉两类过敏原，至于霉菌、宠物皮屑等其他过敏原，市面上常见的标准化脱敏制剂并不能满足这类诉求。高翔提到，目前北京协和医院有9种脱敏制剂完成了特殊医疗机构制剂的注册，可以作为院内制剂在全国各大医院调剂使用。不过，如果她想使用协和医院的制剂，要经过自己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市药监局、山东省药监局等不同层级机构的审批，“整个流程走下来起码需要半年”。

《不知道就好的事》剧照

对于未能脱敏治疗的患者，高翔会指导他们回避过敏原，并进行药物对症治疗。高翔说，对症治疗只能起到缓解过敏症状的作用，不能预防过敏反应的发生。当然，患者还可以选择使用生物制剂，通过皮下注射单克隆抗体阻断体内过敏进程，常用的几种生物制剂已经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不过，生物制剂也是仅作用于体内的过敏炎症通路，有一定的疗效维持时间，不能达到终身缓解。”

专业人员的短缺

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人正在承受过敏性疾病带来的困扰。世界过敏组织（WAO）2013年发布的《过敏性疾病白皮书》指出，全球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预计为10%至40%，其中包括4亿过敏性鼻炎患者，3亿支气管哮喘患者，2亿至2.5亿食物过敏患者，1.5亿药物过敏患者等。在国内，以过敏性鼻炎为例，北京同仁医院教授张罗的团队曾先后完成了两次过敏性鼻炎全国电话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到2011年，中国过敏性鼻炎的患病率从11.1％上升到了17.6％。

《佳期如梦》剧照

站在医生的角度，高翔也明显觉得近年来过敏性疾病患者人数增多、发病年龄变小的趋势明显。2018年刚刚建科的时候，高翔所在科室的门诊半天能看10到15个病人，现在，半天的门诊病人增加到了35到45位。到了周日，高翔与同事两人出诊，每人一天下来最多要接待100多位患者。她发现，患者里有约五分之一是婴幼儿，最小的患者在出生后八天饮用早产儿奶粉就发生了过敏性休克。“我们做检测发现，这个宝宝血液里的牛奶sIgE已经达到了二级的水平。”高翔说，“这说明过敏的进程其实从生命早期，甚至可能在宫内就已经开始启动了。”

高翔说，除遗传具有易感基因外，两岁以下婴儿的肠道菌群没有完全建立，过敏原容易通过不完善的胃肠道屏障进入体内，而此时婴儿的免疫功能也尚未发育成熟，容易发生免疫功能的偏移，从而产生过敏反应。

高翔告诉本刊，过敏人数增多，有一个解释被称为“卫生假说”，即现代社会消毒灭菌物质的使用，使人们的卫生水平提高了，孩子们从小生活在清洁的环境中，感染的机率降低了，同时也减少了接触生物和菌群多样性的机会，而这种接触其实能够对人体的免疫系统起到有益的作用，比如有些研究发现，经常接触农场动物的孩子比那些从不接触的孩子，哮喘和花粉过敏的发病率要低，生活在较单一的环境中的儿童更容易发生过敏反应。

《小欢喜》剧照

相比过敏性疾病患病率的上升，祝戎飞说，国内医学对过敏及其防治的认知相对滞后。“过敏（Allergy）”一词1906年首次被提出，北京协和医院于1956年才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变态反应科。而据祝戎飞和高翔观察，目前国内医院的变态反应科室，大部分组建于2010年至2020年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过敏反应科最早挂靠在呼吸科下面，1997年独立成科。那时，学界已经明确意识到过敏反应是系统性的疾病。祝戎飞说，成立之初，过敏反应科只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技术员，护理专业出身的技术员将过敏原检测、脱敏治疗等工作一肩挑。祝戎飞是第三个来过敏反应科工作的人，他告诉本刊，当时科室一个星期只开几个半天的门诊，每天来过敏反应科就诊的患者不到十个人。2006年以前，科室还叫变态反应科，有时还会有看心理疾病的、脊椎侧弯的病人找上门来。为了避免类似的误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在2013年组建过敏性疾病诊治科室时，就决定对内称变态反应科，对患者叫过敏科。

《亲爱的设计师》剧照

高翔说，在2018年刚建科的时候，为了让更多的病人了解这个新科室，高翔和同事们做了许多努力，也逐渐得到了兄弟科室的支持，推荐需要进行过敏原检测和脱敏治疗的患者来就诊。“我们与耳鼻喉科、呼吸科、皮肤科、儿科的同事们已经建立了合作的默契，和既往相比，有更多的鼻炎和哮喘的患者接受过敏原检测，当发现有尘螨、花粉、霉菌过敏等，同事们就会建议到我们科室来咨询脱敏治疗。”

根据《人民日报》2022年的报道，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调研估算显示，全国范围内变态反应专科医生不足300人，能够进行变态反应诊疗的医生不超过3000人。高翔向本刊补充，有变态反应学博士学位的人更少，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国内唯一一家可以授予变态反应专业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医学院，“我一共有不到30位师兄师姐，大家目前大部分都在北京或者地方作过敏医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过敏科主任郭胤仕告诉本刊，由于临床变态反应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尚未健全，专业人员极为缺乏，所以有些医院虽然有变态反应科或过敏中心，但人员也以跨专业兼职为主。“这些医生往往只能诊治少数几种或某一个系统的过敏性疾病，缺乏全面系统的诊疗技术，一旦碰上多种过敏病共患的患者，就无法给出综合治疗方案了。

据高翔观察，既有的变态反应科集中分布在北上广、沿海城市和区域医疗中心，在更广泛的县域、农村地区，过敏性疾病的专业诊疗几近空白。高翔的患者里18%-20%左右来自外地，而在祝戎飞的科室里，这一比例是50%。“很多外地患者说自己药物过敏十好几年了，上了年纪得了慢性病又必须得吃药，才被孩子带着来看过敏反应科。”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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