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口费”“磕头礼”“倒茶钱”，彩礼新规下的纠纷之解
“以前有关彩礼纠纷的明确法律依据较少，《规定》是在多年经验的基础上出台，最高法把司法实践中效果比较好、易被大众接受的处理方案总结起来，今后的审判就有了统一的裁判规则。”李彦说。
2月1日，被称为彩礼“新规”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文简称《规定》）开始施行，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彩礼认定范围、彩礼返还原则、诉讼主体资格等重点难点问题予以规范。
过去一个多月里，北京、山东、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地的相关法院纷纷发布以《规定》为依据的涉彩礼纠纷“新规”第一案或典型案例。
因彩礼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新京报记者以“彩礼纠纷”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截至今年3月初，已有超3500份文书被公布。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这些年，彩礼纠纷中的一些问题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哪些财物属于彩礼范畴？如何区分彩礼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闪婚闪离，彩礼需要返还吗？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小荣曾表示，彩礼是否返还以及如何确定返还比例各地裁判不一，有的一审判了、有的二审改了，成为审判实践的堵点。
“以前有关彩礼纠纷的明确法律依据较少，《规定》是在多年经验的基础上出台，最高法把司法实践中效果比较好、易被大众接受的处理方案总结起来，今后的审判就有了统一的裁判规则。”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彦表示。
“一方水土养一方彩礼”
纵观3500余份涉彩礼纠纷文书，新京报记者发现，民事案由最多、占比80%左右。其中，河南、安徽和江苏依次是公布涉彩礼纠纷案件判决、裁定或调解等最多的省份。
记者选取了这三个省份共110个文书案例作为样本，时间跨度在2021年-2024年。在这些案件中，以婚约财产纠纷为主，也有少量民间借贷纠纷、不当得利纠纷、返还原物纠纷、同居关系析产纠纷、共有物分割纠纷、赠与合同纠纷等。
记者发现，就彩礼形式而言，有见面礼、定亲礼、改口费、磕头礼；河南地区更为多样，还有酒肉糖钱、倒茶倒酒钱、端酒钱、压箱钱、离娘礼等；安徽地区亦有上车礼和看家礼等。
110份文书显示，彩礼总额（含折现等）少则2万元，多的达30余万元。发生纠纷时，双方的关系阶段各异，涵盖登记结婚（未稳定同居）、举行婚礼未登记（同居）、已订婚（同居）、仅恋爱（同居）、离婚（但同居）、复婚、各自再无关系等。
据北京市律协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婚姻继承部主任张荆观察，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方，花样就越多，通过设计复杂的程序，能有更多名目来拆分获取较高金额的彩礼。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彩礼给付方对于“人财两空”的容忍度相对较低，若收受方不退还，便易引发肢体冲突、治安事件甚至刑事案件。
在这些案件中，最大争议点是哪些财物属于彩礼范畴？原告们提及的彩礼包含各流程的现金、红包及转账，“三金”等物品折现，办酒席花费、购房购车款、子女满月酒礼金等。被告驳回的理由包括但不限于：嫁妆应当折损，原告主张的部分款项有误或未接收，不存在原告所述事实，应以同居关系认定彩礼纠纷……
从结果来看，鲜有被告全额返还和无需返还的。
汇款账单、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他人证言等是当事双方重要的举证和质证材料；除此之外，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当地经济水平、家庭生活来源、怀孕或流产情况、子女抚养需求等也是法庭一审判决或二（再）审改判与否的参考因素。
张荆提及，各地高院会根据实际情况，推选典型案例指导判决本地涉彩礼纠纷案的裁量尺度。此外，司法解释对彩礼和赠与进行了界定，但有些地方的彩礼以“三金”等为标配，审理起来还是有差别。在她看来，《规定》较过去更符合当下情况，可完善的地方在于对彩礼和赠与做进一步区分，“但也没法再细化了，只能结合各地区、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和约定俗成。”
“真假彩礼”之辨
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案曾在网络引起讨论，有网友说“分手了退彩礼很正常”，但也有相反观点认为“头回见把恋爱花费算作彩礼的”。
该案中，恋爱关系期间的贾某为李某购买了手机、首饰（首饰购买于5月20日），多次转账合计4万元；后双方不定期同居，贾某同意给50万元彩礼且已转账15万元，半年后二人分手。贾某认为其买的手机、首饰以及转账均为彩礼，要求李某返还。
《规定》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下列不属于彩礼：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
该案法院最终认为，贾某购买的手机和4万元转账，以及在特殊时点购买的首饰系恋爱中为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故均不属于彩礼；转账的15万元，性质由双方明确认可为彩礼。判决李某返还彩礼15万元，驳回贾某其他诉讼请求。
那么，缔结婚约过程中，民间盛行的“改口费”“磕头礼”“倒茶钱”等是不是彩礼？是否需要返还？
在山东兰陵人民法院审理的一案中，举办了订婚仪式的王某与李某的纠纷就在于“改口费”之争。王某父母给予李某“改口费”20000元，王与李同居又解除了关系，王某认为“改口费”系缔结婚姻的赠与，李某应返还；李则称改口仪式已完成，“改口费”应属于其个人财产。法院认为，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未缔结婚姻，王某要求李某返还“改口费”的主张应予支持；考虑到双方已同居生活，酌定李某返还“改口费”12000元。
办案法官表示，在订婚过程中，“见面礼”“改口费”等赠与是否属于彩礼是司法实践中认定的难点。依照《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对彩礼的限定，“改口费”能否认定为彩礼，应考虑当地是否存在给付彩礼的习俗及给付标准，同时结合给付时间、方式和财物价值等来认定。结合《规定》，该案中，王某父母向李某给予“改口费”是订婚仪式环节，与缔结婚姻密切相关；且“改口费”系单方给付，数额较大，具备彩礼的习俗性、给付性和金额性等特征，应属彩礼范畴。
张荆介绍，认定彩礼主要在于财物的定性，与各地婚俗习惯紧密相关，由法官根据当地习俗来判定。在一些农村地区，男方还会将订婚后到女方家收割、盖房等劳动力视为需折现返还的彩礼，但这类（属性不清晰的）主张一般不予支持。《规定》第三条列举了三类不属于彩礼范畴的财物，排除法相较列举法能规避遗漏问题。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彦表示，对没有明确作为彩礼的礼物，或男方多次向长期同居的女方给付小额度、但累计金额较大的财物，到底是彩礼、赠与还是共同生活开销，当事人往往各执己见。《规定》对什么是彩礼提供了一种判断方法，要求结合财物给付目的、双方当地习俗、给付时间和方式（如“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五元与一千张百元以及一大堆五十元的钞票）、财物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给付人和接收人等因素，综合考量予以认定，“给付目的优先于金额大小等因素来考虑。”
2017年9月，河南安阳农村写有“拒绝攀比之风反对高额彩礼”等字样的宣传标语。图/Ic Photo
短婚和“事实婚姻”，为审判彩礼纠纷上难度
“新规”以前，《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规定了三种可返还彩礼的情形，包括：未办理结婚登记、已办理结婚登记但未共同生活以及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但当前，涉彩礼案具有两个新特点：一是已经办理结婚登记且已共同生活，但是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二是仅按当地习俗举办婚礼即共同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该两类案件无法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如何确定返还比例成为审判实践的难点。
据《规定》第五条，双方已登记结婚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河南清丰人民法院古城人民法庭调解了一起“闪离”纠纷。原告和被告结婚四个月，经常发生冲突甚至多次报警，原告的诊断证明显示其患抑郁症。法官认为调解离婚是最佳处理办法，被告提出因结婚家里支出太多，要求原告退还彩礼才同意；而原告表示双方已领结婚证，被告的所有花销均是应该。法官结合新规和旧规的规定劝导，原告最终同意当庭退还一半彩礼，双方矛盾得以化解。
新京报记者还发现，110份文书记载的案件中，未领结婚证但男女双方明确同居过的彩礼纠纷有8起，未领结婚证、但举行了婚礼且明确同居过（含生育或流产情况）的彩礼纠纷有29起。判决结果为女方按一定比例返还。
以安徽一起先后由两个法院判决、二审部分改判的案件为例。王某与李某举行婚礼但未领证，同居发生矛盾后，李某自行药物流产，不愿意再同王某生活。一审中，王某要求李某及其父母共同返还彩礼350000万元。
安徽萧山人民法院认为，如未婚双方确已同居但未登记结婚，人民法院应综合双方的共同生活时间、男方给付彩礼数额、未登记原因，以及当地风俗习惯、有无生育子女等因素，确定彩礼应否返还及返还的具体数额。判决三被告共同返还彩礼240000元，原告给付被告陪嫁物品。原审被告不服上诉。经安徽宿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按照《民事诉讼法》，撤销萧县人民法院判决之二，变更第一项判决为李返还王彩礼210000元。
张荆说，审判涉彩礼纠纷案的难点在于农村地区重仪式轻登记，“熟人社会中，举办了婚礼、日子过了、孩子生了，大家就知道你们是一家人了。但当男方提出要回彩礼的时候，考虑到没有结婚登记的核心要件，女方依旧要全额或适当返还，这其实对于已实际投入婚姻生活的女方不公平。”
云南个旧人民法院就在适用《规定》条款的基础上，审判了一起同居未领证但无需还彩礼的案件。原告称和被告没有办结婚登记，分开后，原告要求被告将40600元彩礼全部退还。被告不同意，表示自己父母收到彩礼当日就退了4600元，且款项都花在了结婚事宜上。经审查认定，两人共同生活三年有余，其间，女方两次怀孕均流产，双方已具有婚姻的实质性内容，彩礼金额也不属于金额巨大情形，法院驳回原告请求。
张荆进一步说明，“‘旧规’下，没有领证，彩礼钱没有用于两个人的共同消费，裁量几乎不考虑共同生活的时间，大原则上肯定是要返还的。而‘新规’主要就在这方面发生了变化，不再强调登记与否是判断要不要返还、返多少彩礼的一个重要依据了，这也是新旧规定的本质区别。”
彩礼纠纷背后的父母
“就目前情况而言，多数农村地区的婚姻缔结过程，是双方家庭在主导，只不过，不同地区的父母介入深度不一样。”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在《离婚了能不能要回彩礼？最高法出手治本》一文中解读，一些地区的年轻人初婚时间较早、甚至早婚，其事实上没有能力组建家庭，因此，彩礼本质上是男方父母馈赠给女方（父母或子女）的。并且，彩礼的流向也不同，有些地方主要流向年轻妻子，有些地方主要流向女方父母。
110份文书显示，诉讼主体除了男女双方本人，17起案件的原告系男方及（或）其父/母（其他亲属）、68起案件的被告系女方及（或）其父/母。
在河南睢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案中，蒋某与栗某已登记并举行了结婚仪式，蒋送到栗某家换贴钱288000元、“三金”及其他财产。不到一个月，栗某离开蒋某家未归，蒋某起诉栗某父母（曾出具证明允诺返还）全额退换贴钱。两老辩称，蒋某与栗某结婚，返还彩礼的主体是与蒋某结婚的栗某，而非二位被告。法院认为，因送、接彩礼往往以家庭为单位，以家庭财产形成，故当事人的父母可以作为返还彩礼的主体，判决二被告给付蒋某288000元。
2023年12月发布的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之四，也将接收彩礼的婚约方父母作为了共同被告。张某某给付赵某某父母定亲礼36600元，双方未登记，未举行仪式。解除婚约后，张某某起诉赵某某及其父母共同返还彩礼。审理法院认为，关于女方父母是否系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案涉定亲礼应由共同接收的赵某某与其父母承担返还责任，酌定返32940元。
李彦表示，若彩礼接收方/使用方为女方父母而非女方本人、但女方被起诉返还，或彩礼为男方父母给付、男方却作为原告要求女方退还给自己，逻辑上都不能自洽。而在过去，男方父母提起诉讼的依据较为模糊，“婚约纠纷的当事人应是男女方本人，但从物的返还角度来说，物的所有权人才是真正的原告。”
《规定》第四条对此明确，婚约财产纠纷中，婚约一方及其实际给付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婚约另一方及其实际接收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被告。离婚纠纷中，一方提出返还彩礼诉讼请求的，当事人仍为夫妻双方。
在李彦看来，明确诉讼主体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还原纠纷，结不成婚，有时并非男女双方之故，而是两个家庭、甚至两个家族的原因。法庭上，两亲家站出来指责对方的情形比较常见，让真正有矛盾的人做原告和被告，对查清事实更有帮助。某些个案中，女方父母接收了彩礼又转借他人，当男方（父母）要求返还，即使第三方无力偿还，女方父母也要承担返还责任，“因为彩礼款项的本质指向婚姻。”
吕德文调查过一个案例，一对夫妻闹离婚的最关键问题是，妻子将彩礼视作个人财产，因为是父母以嫁妆形式馈赠过来的，且这部分存款是自己生活的保障和退路；丈夫却认为，在家庭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拿彩礼补贴家用，合情合理。“这背后，其实还涉及对当前家庭性质的定位问题。家庭到底是个人之间缔结的合作社，还是双方共同塑造的共同体？就法律实践而言，离婚纠纷中把彩礼当作夫妻共同财产，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确实也在简化问题。”
对此，李彦解释道，夫妻是人生和财产双重结合的关系，如双方已完全结合完毕，则带进小家庭的彩礼通常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2019年8月7日，甘肃临泽抵制高价彩礼，倡导移风易俗浪漫七夕集体婚活动。图/Ic Photo
法官自由裁量权
李彦认为，“新规”之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范围较之前更加具体和规范，就案件处理而言，最后的方向是趋同的。“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一定要从法律规定出发，认定什么是彩礼的时候，首先判别是否以结婚为目的，其次是风俗习惯等。”
张荆告诉记者，审判涉彩礼纠纷案时会考虑的事实包括：有没有将彩礼用于共同生活、有没有生育子女、有没有赡养老人等，和离婚案件中法官要裁量的细节相似；若区分不出收受彩礼方是单纯获利、还是用于家庭生活了，就要看其有无实际的婚姻性质的付出。
在习俗更多元的民族地区，自由裁量所面临的考验更大，“需要法官更接地气、更深入了解各区域群众的生活状况和风俗。”李彦强调，不是所有风俗都要遵从，《规定》的原则之一是移风易俗，法官在审理彩礼纠纷时，也要避免不良习气发酵扩大。
调解，是法院处理彩礼纠纷更倾向的方式，“让双方留有余地，好聚好散。”李彦发现，若当事人来自同一个地方，那么相对好调解；如果他们的家乡隔得远，由于习俗差异大，谈到后面容易破裂。他的做法是，先尽量做调解，如行不通，就在诉讼判决之前做好释明工作，“努力使当事人感受到公平公正”。
李彦谈道，《规定》提供的路径对审理此类案件会有相当大的帮助，但依然难以面面俱到。比如，家事案件的特点之一是，双方平时忽视保留证据，开庭时都拿不出直接证据来证明财物给付目的是不是为了结婚，这时候需要法官结合其他因素进行推理。还有种情况，男女双方都是外来人员，法官既非男方当地的人、也非女方当地的人，熟悉的只是法院所在地风俗习惯，各地的风俗如何去确定和查明，也是尚存的难点。
另外，《规定》是否有助于遏制天价彩礼？
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提出治理高额彩礼问题。2020年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先后分两批确定了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同年，农业农村部等共8部门联合印发《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把高价彩礼纳入治理重点。
“彩礼制度表达了对女方的认可和对婚礼的重视，但在后期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个习俗的内核发生了重大变化。”张荆认为，《规定》的出台，主要基于农村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价彩礼现象。“这些地方的适婚女性外流，留在本地的男性想结婚其实非常难，他们会有竞争，谁家的彩礼高，女方父母就有可能把女儿嫁给谁。”《规定》代表公权力的介入，遏制欠发达地区以彩礼形式大肆敛财的局面，阻断恶性循环。
李彦觉得，彩礼纠纷是缩影，彩礼的变化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新的东西会出现。当下的彩礼一方面更注重讨好彩头、如送吉利数字6万6，另一方面更强调符合风俗的外部表现形式，“多年的移风易俗工作也有相应的效果。”
他说，大力地普法宣传和发布案例，有助于让老百姓意识到，借高额彩礼索财不可取，“小两口没能走在一起，这些彩礼基本都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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