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被誉为近年来最好的金棕榈，并较为难得的被引进国内院线，在3月底与观众见面。译制片名从《坠楼死亡的剖析》改为《坠落的审判》，似乎为这部电影又增添了一重表意，是对坠楼案件本身的审判还是关于审判的坠落？“剖析”是中性的，而“审判”带有自上而下的倾向，当然这是典型的过渡解读。但过渡解读从某种意义上是对文本的尊敬和褒奖，因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维度和层面，让我们深陷其中并生出各种思考与想象的快乐。罗兰·巴特及后现代主义者们为此提供了理论的合法性。《坠落的审判》设置了一个探案的空间，它邀请观众来评判，许多影迷及评论都乐此不疲的探索案件的真相，女主角桑德拉到底是不是谋杀丈夫的凶手？电影似乎给出了答案，但仍留出了些许暧昧的空间另影迷们不甘止步于此。其中有观点质疑法院的判决，认为女主是有罪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影片的重点在于讨论婚姻与性别关系，是他杀还是自杀这个结果并不重要。以上这两种说法我都不能认同，劳拉·穆尔维在电影理论中引入了拉康的镜像理论，来理清观众在观影时的心理机制，如何认同角色以及如何投射自身，在镜中可以显影出自己所认同的、所执念的，因此对于结果的判断仍然是重要的，这部电影再次让自身的偏见无处藏匿。前有《革命之路》后有《婚姻故事》、《消失的爱人》以及美剧《大小谎言》等影视作品，都把现代婚姻作为惊悚片来书写，其中压抑、暴力甚至惊悚的叙事，成为现代婚姻故事寓言，甚至可以单独开辟出婚姻惊悚片这样一种题材，来回应当代关于婚姻关系的种种问题。《坠落的审判》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把婚姻及性别议题放置在了法律框架中进行观察和评判，以法庭的辩论为途径，解剖般的让观众看到偏见与被规训的性别意识是如何遮蔽事实，并使真相难以抵达。因此本片也被许多影迷誉为近年来最好的法庭剧，其中庭审中的陈述、指控和辩护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影片有三段庭审戏，每一次镜头都给出了不同的表意。这部影片在剧作上的精彩几乎掩盖了它相当出色的视听语言，让我们忽视了它看似平淡实则非常精准的镜头书写。在镜头的表述中主角桑德拉大多处于画面中间，以近景占据更多的空间，并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平视。法庭空间中女主角处于一个略高于摄影机的角度，律师虽然在她的前面，但桑德拉在后排更高的位置，显然不是一个被庇护的形象。第二场庭审中女主的角度更为仰视，景别和角度的选择其实说明了导演的态度。在儿子丹尼尔第一次出庭的场景中，大俯拍的镜头使孩子置身于巨大的压力之中，在双方律师交替提问的过程中镜头随着孩子的目光来回摇摆，造成了视觉上的眩晕。孩子眼盲的设定更多的带入了观众的视角，如看不见的孩子一样观众在事件中是盲目和晕眩的状态。第三场庭审戏是最高潮的部分，它用闪回让我们第一次真正看到丈夫塞缪尔的形象，人物在视觉中复活。导演把镜头贴的很近，让观众真切的去倾听他们的对话，看到他们脸上细微的表情，这里无法不赞叹演员的表演，女主角斯万阿劳德曾在2016年戛纳的热门影片《托尼·厄德曼》中饰演女主角，并凭借该片获得第29届欧洲电影奖最佳女演员奖。在《坠落的审判》中她以克制理性的形象使得这个角色相当有说服力。影像可以展开被遗漏的现实，而在硬币的另一面，它同时也锁定了和限制了想象，因此《坠楼》中夫妻最激烈的冲突以录音的方式展现，其震撼的效果，浓度与强度是超越画面的，它比《婚姻故事》中青筋爆裂、理性崩溃的吵架场面更令人心惊动魄。这场没有被看到的冲突戏无疑能够赢得年度最佳戏剧场面。更为残酷与令人心碎的是孩子的在场。戏中丈夫塞缪尔在不断抱怨的同时没有停下手中的家务活儿，而桑德拉坐在餐桌旁完全没有参与家务的意识，这样的画面我们即熟悉又陌生，此时导演视觉化了“女性是一种处境”的命题，似乎让塞缪尔置身于这种“女性处境”之中，在控诉中他呈现了一个在婚姻中被牺牲和被压迫的形象。对话中我们得知这个家庭在经济和事业上女强男弱的关系，但也看到无论从夫妻二人所居住的地理位置，还是语言的选择，以及职责的分配都是相对平衡的。桑德拉姿态与言语上的强势，以及暴力举动，无疑使人们同情被家暴的丈夫。但得知这个录音是源于塞缪尔想要作为写作素材录下来的，就需要重新去审视这场对话，真相并不停留于我们的感官之上。塞缪尔不乏刻意的引发和制造了这场冲突，而他在其中表演了一个受害者。当我们理性的去旁观这场冲突，会发现塞缪尔申诉自己的委屈和被剥夺的同时不断使用出轨、孩子、牺牲者这样的说辞作为武器，赢得道德资本并占领婚姻道德高地，企图以此掩盖自身的软弱和创作困境，而桑德拉始终拒绝这种表演，拒绝遮蔽事实的道德审判，最终造成冲突升级。影片中的心理医生在法庭陈述中说自杀在法语中还有尝试和成功的意思，对于个体悲剧我们感到遗憾和悲哀，但同时自杀也可以成为惩罚的工具，成为终极武器，缺席的丈夫塞缪尔在整部电影中有着强烈的在场性，某种意义上他在以死亡对桑德拉进行审判。本片在语言上的设计指向巴别塔的寓意，但更多的呈现了一种权利的剥夺，法庭对于语言的规定使桑德拉无法以更流畅的母语为自己辩护，不能与孩子进行交流，语言也成为婚姻中权利博弈的砝码。但在谈论到丈夫所谓的羞耻感时，影片强调了桑德拉慎重的使用英语，为维护丈夫的体面与尊严做出的努力。与此同时，控方律师显然要证明丈夫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妻子，常常做出凌驾于事实之上的道德谴责，他所有的质疑与判断都来自于刻板印象形成的偏见。例如片中的一些细节，桑德拉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不被干扰的写作，桑德拉在丧夫后表现出过于冷静与稳定的情绪，都会成为“非正常”的行为被质疑，控方律师甚至拿出桑德拉小说中虚构的谋杀情节来佐证她的作案动机，这种罔顾事实但极具煽动性的话语通常是最为有效的误导手段。在司法、媒体、公众的层面桑德拉失去了道德资本，警察在调查时使用引导式的提问，取证方式有悖常理并显然有所指向。媒体更加不需要事实，“媒体需要的是，一个作家谋杀丈夫比一个作家的自杀更为抓人眼球的新闻”。人们更容易相信，或者说人们更愿意相信，一个男性的非正常死亡，是来自于一个强势、出轨并有暴力行为的妻子的谋杀，那么其背后的原因有没有一部分是因为女主高知的身份，坚硬不讨好的外表，以及强势的女性似乎总是与某种冷酷和阴谋挂钩，因为她有能力制造一起谋杀并为自己辩护，还是人们无法接受一个丈夫是由于自己软弱而自伐这样的叙事？律师对桑德拉说“审判的重点不是关于真相”，未说出的后半句构成了整部电影的重要命题，审判的重点是什么？真相要如何抵达？片中的律师文森特，作为曾经的爱慕者，并出于职业要求，他始终在技术上引导桑德拉提供有利的证词，但几乎没有真正询问过事实真相，正如两人在一次酒后的谈话中桑德拉所说的那样，他一直在评判她而非相信她，也为最后两人的关系不能再进一步做了铺垫。或许起初律师并不确信，或并不在意真相，但在辩护的最后，文森特给出了肯定的结论：“如果桑德拉有罪，那就是她在丈夫失败的地方成功了。”儿子丹尼尔在终审法庭上的陈述段落，某种意义上也预置了观众的视角，与孩子一样看不清真相的观众，或许同样要经由选择来做出决定。经过前一天的实验丹尼尔提供了最后的证词，是父亲与自己的一段谈话，并经由影像的闪回呈现。在此有许多评论指出影像本身的不可靠，它来自于孩子的回忆，而回忆可能是自我建构的。此时影像中出现父亲的脸，与儿子的声音合二为一，父亲成为了丹尼尔，或者说他在扮演父亲，在此我们并不能够判断出是真相还是谎言。片中丹尼尔几次不确定的证词和陈述、他与母亲的交谈，他的摇摆不定都成为审判过程中的疑点，为质疑者提供了证据。最终法律给出了无罪的判决，当然这并不是一部称颂司法公正的类型片，最后的真相要交给每个观众来选择。影片的结尾以三个拥抱来收场。官司打赢后在欢庆的气氛中桑德拉与律师的拥抱在一起，其中既有革命情感也有些许暧昧，但无论对于丈夫，还是律师，桑德拉的主体性从未动摇，当她捧起律师的脸再放下的时候，两人有些微妙与尴尬的关系或许便止步于此。与儿子的拥抱是另一场关系的倒置，投入了孩子怀抱的母亲终于卸下盔甲，儿子的蜕变与成长显而易见。最终与狗的拥抱大概是导演给出的最为善意的表达，无需过渡解读也能够感受到狗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丈夫的替身，影片多次出现狗的主观视角，从最初的出场，在儿子丹尼尔的实验中成为破案的重要线索，到父亲与儿子关于生命的交谈，其功能性和象征意味都有充分的表达，它被放置在影片的谢幕中意味着一场理想中的和解。非常认同一位导演对于性别叙事的观点，我们无法要求男性创作者完全以女性视角来感知来表达，因此更多的女性作者的加入才能真正的去丰富、去矫正过于狭窄和陈旧的性别叙事。在艺术电影中，如《犬之力》《坠落的审判》这样有力的作品打开了性别议题的深度和表达的丰富性，在商业片层面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博弈与努力，如去年大热的《芭比》，也包括争议颇多的国产片《热辣滚烫》，不可否认是女性作者以自身为材料做出的某种努力和尝试，她们同样从多个层面向男性叙事突围。在表达观点成为一个冒险举动的当下，我还是想说，在这部电影中，我选择相信桑德拉。高校教师、写作人，长期关注电影、摄影等影像艺术，文章发表于《澎湃新闻》《电影文学》《电影评介》《中国摄影》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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